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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目前农民工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通过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远程教育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由于培训机制不健全，目前这种优势未能体现。本文针对这一现实，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提出了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投入分担机制、服务保障机制、激励监督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远程培训；农民工；长效机制；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9—458ｘ（2011）07—0071—05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技能型、智力型转变；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大量裁员，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的难度日益加大。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不仅关系到我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是保障农民工顺利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其生存发展状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也是本地区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因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无法就业。珠三角正朝“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1]方向迈进。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过程中，本地区大量农民工因素质不高，难以适应企业对高科技、高效益、自主创新的要求而面临失业或转岗要求。“2008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求人倍率为0.87，即一个普工只有0.87个岗位需求，但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2.19,2.31和3.36。” [2]所以，加快对农民工的培训在珠三角地区有特殊的意义。
一、远程教育在农民工培训中的优势
远程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在农民工培训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和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强大的系统办学、网络传输和技术保障优势
目前，以中央电大为龙头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到2008年为止，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有中央电大1所、省级电大44所、地市电大949所、县级电大1823所。[3]全国电大已成为由各省、市、县、乡镇和大型企业电大构成的一个完整的远程开放教育系统和网络，积聚了资源、网络、技术和队伍优势，“使教育从课堂和校园进入到社会和家庭”[4]，凭借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辐射功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远程教育带来的各种教学服务和市场信息，堪称我国农民工远程培训最有效的载体。
（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管理经验优势
30多年来，广播电视大学坚持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多形式办学，利用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企业电大教学点的网络系统，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形成了灵活多元的办学机制、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统一的远程教学服务平台，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特色，发挥了远程开放教育的规模-成本-质量关系优势。对这些资源和经验进行整合并与其他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系统进行共享，就能满足农民工多种教育需求。
（三）理念先进且与农民工培训相适应
远程开放教育理念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开放性上，其开放性又主要表现为对象开放、资源开放和过程开放等方面。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使它具有“多、快、好、省”等其他教育形式无可比拟的办学优势和能力基础。在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特别是在缩小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还在多方面具有与农民工培训相适应的契合点：如农民工思想文化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多样化需求特征与远程开放教育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多形式办学特征相契合；农民工学习程度偏低的特点与远程开放教育采用多媒体、网络等形象、直观、生动的教学方式特征相切合；农民工工学矛盾突出的特点与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管理方式的灵活性特征相适应；农民工培训的低成本要求与远程开放教育低学费特征相统一等。
二、农民工远程培训现状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以珠三角为例
我们的调查表明：近年来珠三角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对优势，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继续学习的愿望，而且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开展农民工远程培训所需要的自主学习态度、网络教学环境、信息技术能力等条件在珠三角都已具备较好基础。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也很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2006年7月31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下发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了2006至2010年在粤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总体目标：组织培训400万，年均达到80万人。珠三角地区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的教育网络。如电大系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及企业电大教学点的多级办学体系与网络，特别是惠州市电大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下简称“一村一”）对农民工远程学历培训在组织上、经费上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有关保障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5]，珠海电大也进一步创新“一村一”培训激励机制：优秀毕业生和全体女生可获得珠海市有关部门的奖励。目前，广东电大系统实施“一村一”的电大已发展到了24个。广东省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在全国率先实现对所有5762个街道、社区站点全覆盖”[6]。中山市对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自主创业培训也颇具成效：中山市公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目前已发展到129家；自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就业以来，通过技能培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7.95万人，实现城乡劳动者成功创业953名。[7]
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以及金融危机影响，加之培训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珠三角农民工培训特别是远程培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培训机构单一封闭，模式僵化，远程教育优势未能充分体现
在珠三角现阶段开展农民工培训的机构不少，但除少数电大以外，其他大中专院校参与度低，电大系统的培训也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方面。各培训机构鱼龙杂混，重复设置，无序竞争且相对封闭，学分无法相互承认和衔接，资源共享度低，不能适应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培训需要。主要以本地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为培训对象，对在企业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对外来工的培训较少，培训面相对狭窄。少数企业虽然拥有相对正规的培训部门，但培训内容大多是关于企业内部纪律和规范的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少。在时间安排上大多采用全日制，组织管理缺乏灵活性，对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实际困难如文化基础差、工作强度大、时间长、学习能力较低、文化素质和技能差距大等考虑不够。培训模式大多停留在“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一块黑板”的组班面授阶段，远程教育优势未能充分体现。
（二）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尚未成型，企业和个人参与率低
目前农民工培训经费主要来自农民工交纳的学费、用工企业的培训开支、政府的财政补贴。由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如政府、企业、农民工、培训机构各自的利益、目标、行为严重不一致，在投入方面形成政府一头热、企业和个人两头冷的局面。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专门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并制定了多个培训项目计划，如阳光工程、星火科技培训专项行动、雨露计划等，增加了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和各种政策支持。但政府补贴主要用于本地农民工而不是所有农民工，各地政府之间、本地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使得政府补贴的公平与效率都得不到保证。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用人单位因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对现有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大多数的民办培训机构也坚持以营利为目的，农民工靠有限的务工收入不可能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尚未成型是导致农民工参与培训率低的直接原因，此外，思想认识的落后、工学矛盾的突出、学习基础差以及学习“预期收益不明朗”等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积极性的原因。
（三）缺乏有效的协调、监督和考核机制，培训效果难以保证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由于缺乏专门的规划、组织和统一管理，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各自为战，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势必造成农民工培训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许多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培训效果，培训时间短、速度快、做花样、走过场、内容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训活动少、学习效果不佳。而有关部门对培训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只注重是否完成任务，不注重培训效果，严重挫伤了受训者的积极性，制约了培训工作的开展。
（四）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信息不灵，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错位
劳动力市场与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之间没有建立起经常的、稳定的联系，值得信赖的劳务中介组织欠缺，乡、村级就业服务机构太少，用工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有限的劳务机构服务还不完善，没有广泛建立农民工培训档案，也未能将就业、维权、管理、培训等各项内容协同起来开展，农民工对劳务市场需求的行业、类型、特点、数量、质量等信息缺乏足够了解而盲目流动，即使参加了培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造成培训内容与就业需求严重脱节现象。对本区域日益发展的现代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技能培训较少，对进城务工必备的公共知识、法律知识、维权知识等涉及的更少，培训内容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
三、构建农民工远程培训长效
机制的设想与建议
农民工培训机制是指农民工培训组织系统以及农民工培训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方式。农民工远程培训的长效机制应是远程培训系统内部以及远程培训系统与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协作过程和方式。根据远程培训行为主体组合的不同，可从两个层面来考虑构建珠三角地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协作机制：一是政府、用工企业、培训机构之间的责任分担、共建共享机制；二是远程培训系统内部的整合机制。具体可包括组织协调机制、投入分担机制、服务保障机制、激励监督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
（一）建立组织协调机制
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仅仅靠农民的自发行为，或者单靠社会培训机构的市场行为，是难以持久和有序的，也是难以形成规模的，需要外力的介入，而这个外力，当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各级政府要在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真正把农民工的培训当成政府的责任，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体系并列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最关键的是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长远的目标规划、具体的实施细则。各级政府承担着政策规划的制定、制度的建立、经费的筹集、机构的组建、人员的落实、培训市场的秩序监管等工作。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建立专门的组织和相关的领导机构，明确相应的责任，形成政府推动、职能部门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领导和工作协调机制。通过发挥政府的组织、推动、引导、示范作用，使农民工培训得到精心规划，周密部署，循序渐进地稳妥推进。
（二）完善投入分担机制
农民工培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的筹措问题，经费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农民工培训相关各方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及农民工个人，各自分担相应的经费投入。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作为公共产品看待，各级财政要把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并且要随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逐年加大投入力度，使政府成为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的主体。在财政经费的管理上要专款专用，可以学习券的形式定期发放到农民工手上，切实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防止挪用和截留。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合理费用。为调动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个人投入培训的积极性，要实施有效的激励政策。就政府、用工企业、培训机构之间的协作而言，要“合理划分政府、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的作用边界”[8]。如珠三角地区政府除了应将农民工培训纳入推进珠三角一体化的议程外，还应建立珠三角地区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劳动保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协商解决农民工培训的投入、监管等问题。政府应重点支持公益性强、受益范围广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如在珠三角建立兼有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职业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其他项目可责成相关受益企业（预付）与培训机构（减免）来分担。“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合作可根据农民工培训的外部性来划分各自作用边界”[9]，如广东省政府承担外部性强的需政府扶持的培训项目，市（或区）政府承担受益农民工流动范围相对集中、外部性相对弱的需政府扶持的培训项目。用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出面组织而开展。这样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分摊（或预付）、培训机构减免和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等培训投入机制。如广东惠州电大与市委组织部开展的 “一村一”就首次实行了多方分担机制，其中市财政30%，县（区）财政30%，乡镇（街道）20%，市或县（区）电大10%，个人10%。[10]珠海市电大在这一项目中还引入激励机制：优秀学生将在毕业后获得奖励，珠海市妇联将对每位女学生奖励1000元。
（三）健全服务保障机制
在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培训之后的农民工上岗就业乃至在城里安家定居等问题，必须避免培训与需求脱节甚至只见投入不见收益的现象。因此，农民工培训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依托，突出培训的实效性；必须强化企业与培训机构的信息沟通，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用工信息档案，建立企业与培训机构的合作制度，实现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的适时而有效的对接；应完善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动力激励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四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保障体系，把培训和就业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可抓好以下工作：健全农民工就业政府管理机构，加强城乡协调和统筹规划；建立并完善农民工劳务介绍机构特别是乡、村级农民工劳务中介服务站；开展区域内和区域间劳动力需求信息交流；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档案管理与跟踪服务，及时将用工信息传递给农民工。[11]如随着珠三角地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都市圈逐渐成形以及区域协作的逐渐加强，应建立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联动机制，给劳动力创造一个无障碍流动的平台，从而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和无序流动。
广播电视大学在农民工远程培训方面还应有更积极的作为：一方面要在教育教学质量上不断提高，增强培训的效果，另一方面应为受训农民工的出路考虑，如在学分积累与转换、职业资格认证、就业推荐等方面让他们尝到甜头，能够感觉到“预期收益”。为此，可尝试实行招生—培训—就业—跟踪帮助等一条龙服务，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招生及培训的专业、学科、课程、内容、方式和时间等；与用工企业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对学生毕业后的情况进行跟踪指导并向用工部门推荐；鼓励已受训的学生进一步提高自我，培养其终身学习的能力。
（四）建立激励监督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对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为农民工培训就业做出成绩的单位给予奖励。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对培训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改造和完善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对具有独立法人和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资质，有承担农民工培训所需场所、教学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和师资等基本条件，有较大职业介绍能力和较好农民工培训业绩的培训机构，经评估认定为农民工定点培训基地。对不合格者可采取限期整改、限制培训专业或规模以及取缔等管理手段。对成绩突出的用工企业可考虑在融资、税费、管理费优惠减免等方面给予照顾。另一方面应健全相应的奖励机制，以绩效评估为手段，对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培训项目的研究开发、培训的社会效益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可分别由政府职能机构、用工企业和农民工三个方面对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培训服务做出评价，依据评价进行奖励。
（五）完善协调沟通与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整合以电大为主体的成人继续教育资源，同时“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12]，“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13]，形成教育培训合力。整合工作可以先从校内开始进而扩展到校外，如目前广东电大既有开放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又有高职教育学院，校内整合工作就可从开放教育、继续教育与高职教育协调发展运行机制以及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探索开始，进一步建立各类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机制以及学分银行等。各市、县电大资源整合与协调机制的探讨也可按由内而外的思路展开。校外整合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教学资源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的适度平衡，形成长效机制。“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14]，加强省级农民工培训网站建设。远程教育机构要按照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整合培训资源，通过网络系统和教学点把各类资源（含平台登录方式）发放（或告知）给农民工。建立兼有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职业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通过从企业引进（或聘请）技术骨干作为专兼职教师以及提倡与鼓励教师在职进修获得“双师”素质资格等方式来扩大师资来源和提升师资素质。建立专门的师资库，实现成人教育培训师资共建共享。
（六）优化教育培训机制
农民工培训要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各地应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应用型人才为培训目标、岗位技术为基本定向、职业技能的培养为实施重点，逐步构建适应市场变化需求的培训体系。一方面，应重视办学形式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应强调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逐步形成多层次互补、多模式共存和多样化发展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以电大为主体的远程培训机构应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做到“面向基层、面向乡镇企业”，努力作好农民工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服务。既要广泛、深入而持久地开展农民工学历培训，也要拓宽电大教育在资格证书、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非学历教育方面的职能。
1. 抓好专业、学科、课程和培训内容创新。根据市场和农民工需求，突出 “实用、实效”性，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如珠三角地区应以用工量大的制造、建筑、餐饮、物流、酒店、家政服务等为主要内容，也可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实际，积极开展分类指导、定向培训。如对有去外地就业需求的农民，以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社会保险政策、务工须知和城市居民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开展就业前的引导培训；对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本地农村劳动力，以生产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在岗的农民工，以行业、岗位的工作要求为主要内容，开展岗位培训。
2. 抓好培训方式方法创新。教育培训首先要突出形象直观性，易学易懂。可以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热线电话等远程手段为主，辅以少量的面授辅导、操作示范、现场参观考察等手段，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进行有声有色的互动教学。还可在公共服务平台开辟教育专题栏目，传播各类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
3. 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农民工就业准入制度以及加薪提职等奖励措施，调动农民工自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自由学”为“规范学”、“单纯学”为“需求学”，[15]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潜能。
参考文献:
[1]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8][9] 李淑贞.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培训合作机制初探[J]. 商业时代，2010，（11）：127-128 .
[3] 中央电大发展规划办公室. 2008年中国电大教育基本情况统计公报[J]. 中国远程教育，200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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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黎静. 电大远程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的思考——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J]. 高等函授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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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潘美意等. 远程职业教育的惠农功能及其价值实现途径[J]. 中国电化教育，2010，（8）：50-54 .
收稿日期：2011－04－30
作者简介：潘美意，副教授，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510091）。
责任编辑:石子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目前农民工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通过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远程教育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由于培训机制不健全，目前这种优势未能体现。本文针对这一现实，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提出了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投入分担机制、服务保障机制、激励监督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远程培训；农民工；长效机制；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9—458ｘ（2011）07—0071—05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技能型、智力型转变；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大量裁员，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的难度日益加大。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不仅关系到我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是保障农民工顺利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其生存发展状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也是本地区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因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无法就业。珠三角正朝“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1]方向迈进。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过程中，本地区大量农民工因素质不高，难以适应企业对高科技、高效益、自主创新的要求而面临失业或转岗要求。“2008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求人倍率为0.87，即一个普工只有0.87个岗位需求，但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2.19,2.31和3.36。” [2]所以，加快对农民工的培训在珠三角地区有特殊的意义。
一、远程教育在农民工培训中的优势
远程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在农民工培训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和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强大的系统办学、网络传输和技术保障优势
目前，以中央电大为龙头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到2008年为止，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有中央电大1所、省级电大44所、地市电大949所、县级电大1823所。[3]全国电大已成为由各省、市、县、乡镇和大型企业电大构成的一个完整的远程开放教育系统和网络，积聚了资源、网络、技术和队伍优势，“使教育从课堂和校园进入到社会和家庭”[4]，凭借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辐射功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远程教育带来的各种教学服务和市场信息，堪称我国农民工远程培训最有效的载体。
（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管理经验优势
30多年来，广播电视大学坚持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多形式办学，利用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企业电大教学点的网络系统，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形成了灵活多元的办学机制、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统一的远程教学服务平台，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特色，发挥了远程开放教育的规模-成本-质量关系优势。对这些资源和经验进行整合并与其他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系统进行共享，就能满足农民工多种教育需求。
（三）理念先进且与农民工培训相适应
远程开放教育理念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开放性上，其开放性又主要表现为对象开放、资源开放和过程开放等方面。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使它具有“多、快、好、省”等其他教育形式无可比拟的办学优势和能力基础。在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特别是在缩小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还在多方面具有与农民工培训相适应的契合点：如农民工思想文化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多样化需求特征与远程开放教育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多形式办学特征相契合；农民工学习程度偏低的特点与远程开放教育采用多媒体、网络等形象、直观、生动的教学方式特征相切合；农民工工学矛盾突出的特点与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管理方式的灵活性特征相适应；农民工培训的低成本要求与远程开放教育低学费特征相统一等。
二、农民工远程培训现状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以珠三角为例
我们的调查表明：近年来珠三角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对优势，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继续学习的愿望，而且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开展农民工远程培训所需要的自主学习态度、网络教学环境、信息技术能力等条件在珠三角都已具备较好基础。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也很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2006年7月31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下发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了2006至2010年在粤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总体目标：组织培训400万，年均达到80万人。珠三角地区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的教育网络。如电大系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及企业电大教学点的多级办学体系与网络，特别是惠州市电大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下简称“一村一”）对农民工远程学历培训在组织上、经费上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有关保障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5]，珠海电大也进一步创新“一村一”培训激励机制：优秀毕业生和全体女生可获得珠海市有关部门的奖励。目前，广东电大系统实施“一村一”的电大已发展到了24个。广东省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在全国率先实现对所有5762个街道、社区站点全覆盖”[6]。中山市对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自主创业培训也颇具成效：中山市公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目前已发展到129家；自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就业以来，通过技能培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7.95万人，实现城乡劳动者成功创业953名。[7]
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以及金融危机影响，加之培训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珠三角农民工培训特别是远程培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培训机构单一封闭，模式僵化，远程教育优势未能充分体现
在珠三角现阶段开展农民工培训的机构不少，但除少数电大以外，其他大中专院校参与度低，电大系统的培训也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方面。各培训机构鱼龙杂混，重复设置，无序竞争且相对封闭，学分无法相互承认和衔接，资源共享度低，不能适应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培训需要。主要以本地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为培训对象，对在企业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对外来工的培训较少，培训面相对狭窄。少数企业虽然拥有相对正规的培训部门，但培训内容大多是关于企业内部纪律和规范的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少。在时间安排上大多采用全日制，组织管理缺乏灵活性，对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实际困难如文化基础差、工作强度大、时间长、学习能力较低、文化素质和技能差距大等考虑不够。培训模式大多停留在“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一块黑板”的组班面授阶段，远程教育优势未能充分体现。
（二）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尚未成型，企业和个人参与率低
目前农民工培训经费主要来自农民工交纳的学费、用工企业的培训开支、政府的财政补贴。由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如政府、企业、农民工、培训机构各自的利益、目标、行为严重不一致，在投入方面形成政府一头热、企业和个人两头冷的局面。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专门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并制定了多个培训项目计划，如阳光工程、星火科技培训专项行动、雨露计划等，增加了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和各种政策支持。但政府补贴主要用于本地农民工而不是所有农民工，各地政府之间、本地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使得政府补贴的公平与效率都得不到保证。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用人单位因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对现有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大多数的民办培训机构也坚持以营利为目的，农民工靠有限的务工收入不可能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尚未成型是导致农民工参与培训率低的直接原因，此外，思想认识的落后、工学矛盾的突出、学习基础差以及学习“预期收益不明朗”等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积极性的原因。
（三）缺乏有效的协调、监督和考核机制，培训效果难以保证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由于缺乏专门的规划、组织和统一管理，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各自为战，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势必造成农民工培训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许多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培训效果，培训时间短、速度快、做花样、走过场、内容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训活动少、学习效果不佳。而有关部门对培训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只注重是否完成任务，不注重培训效果，严重挫伤了受训者的积极性，制约了培训工作的开展。
（四）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信息不灵，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错位
劳动力市场与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之间没有建立起经常的、稳定的联系，值得信赖的劳务中介组织欠缺，乡、村级就业服务机构太少，用工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有限的劳务机构服务还不完善，没有广泛建立农民工培训档案，也未能将就业、维权、管理、培训等各项内容协同起来开展，农民工对劳务市场需求的行业、类型、特点、数量、质量等信息缺乏足够了解而盲目流动，即使参加了培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造成培训内容与就业需求严重脱节现象。对本区域日益发展的现代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技能培训较少，对进城务工必备的公共知识、法律知识、维权知识等涉及的更少，培训内容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
三、构建农民工远程培训长效
机制的设想与建议
农民工培训机制是指农民工培训组织系统以及农民工培训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方式。农民工远程培训的长效机制应是远程培训系统内部以及远程培训系统与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协作过程和方式。根据远程培训行为主体组合的不同，可从两个层面来考虑构建珠三角地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协作机制：一是政府、用工企业、培训机构之间的责任分担、共建共享机制；二是远程培训系统内部的整合机制。具体可包括组织协调机制、投入分担机制、服务保障机制、激励监督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
（一）建立组织协调机制
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仅仅靠农民的自发行为，或者单靠社会培训机构的市场行为，是难以持久和有序的，也是难以形成规模的，需要外力的介入，而这个外力，当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各级政府要在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真正把农民工的培训当成政府的责任，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体系并列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与管理最关键的是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长远的目标规划、具体的实施细则。各级政府承担着政策规划的制定、制度的建立、经费的筹集、机构的组建、人员的落实、培训市场的秩序监管等工作。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建立专门的组织和相关的领导机构，明确相应的责任，形成政府推动、职能部门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领导和工作协调机制。通过发挥政府的组织、推动、引导、示范作用，使农民工培训得到精心规划，周密部署，循序渐进地稳妥推进。
（二）完善投入分担机制
农民工培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的筹措问题，经费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农民工培训相关各方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及农民工个人，各自分担相应的经费投入。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作为公共产品看待，各级财政要把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并且要随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逐年加大投入力度，使政府成为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的主体。在财政经费的管理上要专款专用，可以学习券的形式定期发放到农民工手上，切实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防止挪用和截留。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合理费用。为调动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个人投入培训的积极性，要实施有效的激励政策。就政府、用工企业、培训机构之间的协作而言，要“合理划分政府、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的作用边界”[8]。如珠三角地区政府除了应将农民工培训纳入推进珠三角一体化的议程外，还应建立珠三角地区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劳动保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协商解决农民工培训的投入、监管等问题。政府应重点支持公益性强、受益范围广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如在珠三角建立兼有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职业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其他项目可责成相关受益企业（预付）与培训机构（减免）来分担。“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合作可根据农民工培训的外部性来划分各自作用边界”[9]，如广东省政府承担外部性强的需政府扶持的培训项目，市（或区）政府承担受益农民工流动范围相对集中、外部性相对弱的需政府扶持的培训项目。用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出面组织而开展。这样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分摊（或预付）、培训机构减免和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等培训投入机制。如广东惠州电大与市委组织部开展的 “一村一”就首次实行了多方分担机制，其中市财政30%，县（区）财政30%，乡镇（街道）20%，市或县（区）电大10%，个人10%。[10]珠海市电大在这一项目中还引入激励机制：优秀学生将在毕业后获得奖励，珠海市妇联将对每位女学生奖励1000元。
（三）健全服务保障机制
在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培训之后的农民工上岗就业乃至在城里安家定居等问题，必须避免培训与需求脱节甚至只见投入不见收益的现象。因此，农民工培训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依托，突出培训的实效性；必须强化企业与培训机构的信息沟通，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用工信息档案，建立企业与培训机构的合作制度，实现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的适时而有效的对接；应完善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动力激励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四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保障体系，把培训和就业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可抓好以下工作：健全农民工就业政府管理机构，加强城乡协调和统筹规划；建立并完善农民工劳务介绍机构特别是乡、村级农民工劳务中介服务站；开展区域内和区域间劳动力需求信息交流；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档案管理与跟踪服务，及时将用工信息传递给农民工。[11]如随着珠三角地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都市圈逐渐成形以及区域协作的逐渐加强，应建立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联动机制，给劳动力创造一个无障碍流动的平台，从而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和无序流动。
广播电视大学在农民工远程培训方面还应有更积极的作为：一方面要在教育教学质量上不断提高，增强培训的效果，另一方面应为受训农民工的出路考虑，如在学分积累与转换、职业资格认证、就业推荐等方面让他们尝到甜头，能够感觉到“预期收益”。为此，可尝试实行招生—培训—就业—跟踪帮助等一条龙服务，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招生及培训的专业、学科、课程、内容、方式和时间等；与用工企业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对学生毕业后的情况进行跟踪指导并向用工部门推荐；鼓励已受训的学生进一步提高自我，培养其终身学习的能力。
（四）建立激励监督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对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为农民工培训就业做出成绩的单位给予奖励。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对培训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改造和完善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对具有独立法人和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资质，有承担农民工培训所需场所、教学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和师资等基本条件，有较大职业介绍能力和较好农民工培训业绩的培训机构，经评估认定为农民工定点培训基地。对不合格者可采取限期整改、限制培训专业或规模以及取缔等管理手段。对成绩突出的用工企业可考虑在融资、税费、管理费优惠减免等方面给予照顾。另一方面应健全相应的奖励机制，以绩效评估为手段，对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培训项目的研究开发、培训的社会效益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可分别由政府职能机构、用工企业和农民工三个方面对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培训服务做出评价，依据评价进行奖励。
（五）完善协调沟通与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整合以电大为主体的成人继续教育资源，同时“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12]，“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13]，形成教育培训合力。整合工作可以先从校内开始进而扩展到校外，如目前广东电大既有开放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又有高职教育学院，校内整合工作就可从开放教育、继续教育与高职教育协调发展运行机制以及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探索开始，进一步建立各类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机制以及学分银行等。各市、县电大资源整合与协调机制的探讨也可按由内而外的思路展开。校外整合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教学资源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的适度平衡，形成长效机制。“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14]，加强省级农民工培训网站建设。远程教育机构要按照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整合培训资源，通过网络系统和教学点把各类资源（含平台登录方式）发放（或告知）给农民工。建立兼有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职业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通过从企业引进（或聘请）技术骨干作为专兼职教师以及提倡与鼓励教师在职进修获得“双师”素质资格等方式来扩大师资来源和提升师资素质。建立专门的师资库，实现成人教育培训师资共建共享。
（六）优化教育培训机制
农民工培训要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各地应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应用型人才为培训目标、岗位技术为基本定向、职业技能的培养为实施重点，逐步构建适应市场变化需求的培训体系。一方面，应重视办学形式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应强调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逐步形成多层次互补、多模式共存和多样化发展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以电大为主体的远程培训机构应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做到“面向基层、面向乡镇企业”，努力作好农民工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服务。既要广泛、深入而持久地开展农民工学历培训，也要拓宽电大教育在资格证书、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非学历教育方面的职能。
1. 抓好专业、学科、课程和培训内容创新。根据市场和农民工需求，突出 “实用、实效”性，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如珠三角地区应以用工量大的制造、建筑、餐饮、物流、酒店、家政服务等为主要内容，也可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实际，积极开展分类指导、定向培训。如对有去外地就业需求的农民，以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社会保险政策、务工须知和城市居民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开展就业前的引导培训；对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本地农村劳动力，以生产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在岗的农民工，以行业、岗位的工作要求为主要内容，开展岗位培训。
2. 抓好培训方式方法创新。教育培训首先要突出形象直观性，易学易懂。可以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热线电话等远程手段为主，辅以少量的面授辅导、操作示范、现场参观考察等手段，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进行有声有色的互动教学。还可在公共服务平台开辟教育专题栏目，传播各类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
3. 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农民工就业准入制度以及加薪提职等奖励措施，调动农民工自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自由学”为“规范学”、“单纯学”为“需求学”，[15]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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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4－30
作者简介：潘美意，副教授，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510091）。
责任编辑: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