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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原本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地凡一个姓氏的，都共住一个祠堂，相隔不远，于是，我爷对我的另一个爷说：“你有两儿一女，我只有一女，你送个儿给我吧，这样大家都有一儿一女。”就这样，我父亲被我爷送给了我的另一个爷。
那年，父亲7岁。
爷是地主，父亲便“顺理成章”成了“地主崽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黑五类”分子），挨游行批斗是常事，而地主，首当其冲！爷哪年去世的，我不知，那时还没我。但父亲挨游行批斗，我是知道的：白天干活，晚上头顶用废报纸卷成的高帽，胸前贴张写有“打倒地主”的废报纸，且挂一破锣，在贫农和“积极分子”的押解下，边走边敲锣，并喊道：“我是地主，大家不要学我样。”在村子里游走一圈后，又被押解到生产队平时唱样板戏、花鼓戏的舞台上，低头，跪下，台下的群众，高举拳头，齐喊：“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打倒地主！！！”父亲挨游行批斗后，就被关进牛棚。有时饿肚子，家里拿不出食物，奶奶就用喂猪的粗糠，磨成粉，煎成饼，送进牛棚，给父亲吃。我也吃，挺香！只是排大便时特别费劲。在我不到一岁时，父亲与母亲离了婚，他后来一直未娶。
我儿时常被欺负。读小学时，也常被同学“地主崽子”的口头禅叫得抬不起头。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好像是最后一批；读初中时，申请加入“红卫兵”，也因“地主”成分，考验了较长时间；到了高中，粉碎了“四人帮”，申请加入共青团时，已不太计较“地主”成分了；参军时，邓小平同志说：“有成分，不唯成分论。”填“家庭出身”一栏时，“地、富、反、坏、右”都填“社员”，我很顺利地参了军。“社员”出身的成分，我档案里记载至今。后来，我考军校、入党、提干、留校当老师，都没有因“社员”出身的成分，受到任何影响。
父亲在那样的环境中，依然乐观、开朗，连续好几年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和出纳。那时，即使穷，也是一个队近百来号人的管家。同时，还任队里的“都官”（也有的地方叫“督官”）。“都官”其实不是官，取其谐音——“都管”的意思，即：队里哪家有了红白喜事需要操办，管总账的称之为“都管”，即“都官”。我现在想来，这也许就是平反昭雪吧！“大家都信任你，才让你管这个‘家’，才让你当这个‘官’。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要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账目要清楚，做人要干净！”父亲常对我说。我走亲访友，尤其是参加生产队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宴席时，八人一桌，两人一方，父亲要求我两腿并拢，不能分开，以免占据同座的地方，两脚要收回，不能伸长至对方的脚前；两胳膊要夹紧，不能张开双臂，更不能趴在桌上，以免给同座造成不便……这些习惯，我保留至今。
我高考名落孙山后，父亲并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回农村后，父亲就忙着张罗，砌了一栋房子，说留着给我，讨堂客（老婆）用。房子砌好后，我便背井离乡，到外地堂兄所在的砖瓦厂打工去了。三个月后，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邻居打来电报，砖瓦厂以“查无此人”为由，将电报退了回去，当邻居再次打来电报，以我堂兄的名义收到，我昼夜兼程赶到家里时，父亲已经入土了三天！父亲一生没留下一张照片，我没能为他尽孝送终，成了我永远的痛！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我报名参了军。这时，邻居告诉我，我才知道母亲嫁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离家启程之前，我想去看看母亲。好心的乡亲们凑了十五元钱给我，让我买点东西去。几经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母亲的家。
一进门，凭我的感觉，眼前的这位妇女就是我的母亲，但我没有喊“妈”。长了这么大，还从未喊过一声“妈”。她见到我的时候，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直望着我，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可能是我的到来，使她感到很突然吧？！还是过去了的十七年，她没有给我母爱而感到内疚？！我顾不得细想。我说：“我明天就要参军到部队去，今天来看看你。”她的眼泪便夺眶而出。过了很久，她才对我说：“细妹子（我的小名），路上饿了吧，我煮点面条给你吃。”于是，她到邻居家借来了两个鸡蛋，又跑到对面家借来了一斤面条。她在伙房煮面条的时候一边烧火一边流泪。我的心，倒平静了许多，在屋子里东走走，西看看。破烂不堪的桌子、椅子躺在漆黑的房子里，床上的蚊帐均有几个巴掌大的洞，泥糊的墙壁四处可见长长的裂缝。面条煮好了。母亲把它送到我的眼前。望着她那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再看看她那饱经风霜的消瘦的面庞，还有她那端着面条颤抖的双手，我的心头猛地一震，不禁低下了头，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吃吧，他们都没有回来……”母亲说。我慢慢地接过母亲手中的那碗面条，可吃了一口，再也咽不下去了。 时间不早，我该走了。母亲并没送我好远，只是深情地站在大门槛久久地望着我。我回头见她双手捧住自己的脸，整个身体几乎都靠在门梁上……
第二天一起床，见路上很湿，知道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吃过早饭，我们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上了汽车，准备去县武装部集中。汽车准备启動了，我忽然看见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到车边，大喊我的小名。是我的母亲？！她头发凌乱，一身衣服淋得可以拧出水来。她一大早怎么就赶到这里了？！且路程有四十几里远！只见她将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手里捏着零散的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的钞票，从窗口塞了进来。母亲说：“这十元钱，你拿着用，多保重……”
车子慢慢地启动了，我用一双颤抖的手接过母亲的钱，我知道，这些钱，她不知问多少人才借到的。
那年，父亲7岁。
爷是地主，父亲便“顺理成章”成了“地主崽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黑五类”分子），挨游行批斗是常事，而地主，首当其冲！爷哪年去世的，我不知，那时还没我。但父亲挨游行批斗，我是知道的：白天干活，晚上头顶用废报纸卷成的高帽，胸前贴张写有“打倒地主”的废报纸，且挂一破锣，在贫农和“积极分子”的押解下，边走边敲锣，并喊道：“我是地主，大家不要学我样。”在村子里游走一圈后，又被押解到生产队平时唱样板戏、花鼓戏的舞台上，低头，跪下，台下的群众，高举拳头，齐喊：“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打倒地主！！！”父亲挨游行批斗后，就被关进牛棚。有时饿肚子，家里拿不出食物，奶奶就用喂猪的粗糠，磨成粉，煎成饼，送进牛棚，给父亲吃。我也吃，挺香！只是排大便时特别费劲。在我不到一岁时，父亲与母亲离了婚，他后来一直未娶。
我儿时常被欺负。读小学时，也常被同学“地主崽子”的口头禅叫得抬不起头。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好像是最后一批；读初中时，申请加入“红卫兵”，也因“地主”成分，考验了较长时间；到了高中，粉碎了“四人帮”，申请加入共青团时，已不太计较“地主”成分了；参军时，邓小平同志说：“有成分，不唯成分论。”填“家庭出身”一栏时，“地、富、反、坏、右”都填“社员”，我很顺利地参了军。“社员”出身的成分，我档案里记载至今。后来，我考军校、入党、提干、留校当老师，都没有因“社员”出身的成分，受到任何影响。
父亲在那样的环境中，依然乐观、开朗，连续好几年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和出纳。那时，即使穷，也是一个队近百来号人的管家。同时，还任队里的“都官”（也有的地方叫“督官”）。“都官”其实不是官，取其谐音——“都管”的意思，即：队里哪家有了红白喜事需要操办，管总账的称之为“都管”，即“都官”。我现在想来，这也许就是平反昭雪吧！“大家都信任你，才让你管这个‘家’，才让你当这个‘官’。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要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账目要清楚，做人要干净！”父亲常对我说。我走亲访友，尤其是参加生产队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宴席时，八人一桌，两人一方，父亲要求我两腿并拢，不能分开，以免占据同座的地方，两脚要收回，不能伸长至对方的脚前；两胳膊要夹紧，不能张开双臂，更不能趴在桌上，以免给同座造成不便……这些习惯，我保留至今。
我高考名落孙山后，父亲并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回农村后，父亲就忙着张罗，砌了一栋房子，说留着给我，讨堂客（老婆）用。房子砌好后，我便背井离乡，到外地堂兄所在的砖瓦厂打工去了。三个月后，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邻居打来电报，砖瓦厂以“查无此人”为由，将电报退了回去，当邻居再次打来电报，以我堂兄的名义收到，我昼夜兼程赶到家里时，父亲已经入土了三天！父亲一生没留下一张照片，我没能为他尽孝送终，成了我永远的痛！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我报名参了军。这时，邻居告诉我，我才知道母亲嫁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离家启程之前，我想去看看母亲。好心的乡亲们凑了十五元钱给我，让我买点东西去。几经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母亲的家。
一进门，凭我的感觉，眼前的这位妇女就是我的母亲，但我没有喊“妈”。长了这么大，还从未喊过一声“妈”。她见到我的时候，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直望着我，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可能是我的到来，使她感到很突然吧？！还是过去了的十七年，她没有给我母爱而感到内疚？！我顾不得细想。我说：“我明天就要参军到部队去，今天来看看你。”她的眼泪便夺眶而出。过了很久，她才对我说：“细妹子（我的小名），路上饿了吧，我煮点面条给你吃。”于是，她到邻居家借来了两个鸡蛋，又跑到对面家借来了一斤面条。她在伙房煮面条的时候一边烧火一边流泪。我的心，倒平静了许多，在屋子里东走走，西看看。破烂不堪的桌子、椅子躺在漆黑的房子里，床上的蚊帐均有几个巴掌大的洞，泥糊的墙壁四处可见长长的裂缝。面条煮好了。母亲把它送到我的眼前。望着她那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再看看她那饱经风霜的消瘦的面庞，还有她那端着面条颤抖的双手，我的心头猛地一震，不禁低下了头，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吃吧，他们都没有回来……”母亲说。我慢慢地接过母亲手中的那碗面条，可吃了一口，再也咽不下去了。 时间不早，我该走了。母亲并没送我好远，只是深情地站在大门槛久久地望着我。我回头见她双手捧住自己的脸，整个身体几乎都靠在门梁上……
第二天一起床，见路上很湿，知道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吃过早饭，我们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上了汽车，准备去县武装部集中。汽车准备启動了，我忽然看见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到车边，大喊我的小名。是我的母亲？！她头发凌乱，一身衣服淋得可以拧出水来。她一大早怎么就赶到这里了？！且路程有四十几里远！只见她将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手里捏着零散的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的钞票，从窗口塞了进来。母亲说：“这十元钱，你拿着用，多保重……”
车子慢慢地启动了，我用一双颤抖的手接过母亲的钱，我知道，这些钱，她不知问多少人才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