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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报道,5月21日上午7时许,来自茂名化州的包工头陈富超欲追讨被拖欠工程款,爬上海珠桥。8时左右,交警对海珠桥实施了双向的交通封闭,只有行人和自行车可以通过。由于正值上班上学高峰,市民对此颇多怨言,甚至有路过市民直呼:“要跳就干脆点跳吧!”12时许,在重重警戒之下,一位年约六旬的老伯(赖建生)悄然爬到跳桥男子身边,借口“握握手交个朋友”,连拉带推使男子从高处摔下,致使陈富超终身瘫痪。推人者还向桥上围观市民敬礼示意,后被拘捕。
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骇人听闻的一幕,当所有的质疑和争论都逐渐平息后,我的内心依然难以平静,因为围观群众那些“要跳就干脆点跳吧”的大声叫嚷和赖建生的野蛮行径一样让人愤怒。我才知道,在这些看客心中,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甚至远不如自己的上班和通行重要。可是,我竟不知道,对他人的生命都如此麻木,还有什么会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在一个良知缺失的冷漠时代,这样的声音和行为都让人不寒而栗。
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良心和良知,它能够逼迫我们反躬自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中国也有句俗话,“举头三尺有神灵”,当每个个体已经无所顾忌到连对神灵的敬畏都抛掷脑后的时候,当所有的行为都变得肆无忌惮时,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就变得极其危险了,因为玩火者必定会自焚,作茧者必定自缚。
那些不耐烦的看客,大概是怪罪别人的不幸阻挡住了自己追求物欲的匆匆脚步;那些喝彩者,已经对别人的痛苦的鉴赏到了冷漠甚至麻木的程度;而那个赖老伯,更是将中国的看客提升到了“挺身而出”的高度。
鲁迅曾经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鉴赏别人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看客文化”,在对他人苦难的欣赏中,自己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国民比鲁迅那个时代又进了一步,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群麻木的看客,而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看客。警察都在苦苦地等待登高者下来,平民却用铁腕把他推下去。我想问的是:谁赋予你推人的权利?你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有什么分别?
如果对他人的苦难都是冷眼旁观,如果对弱者的痛苦都是置若罔闻,那么,这个社会岂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如果冷漠自私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都是强者?而且,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就真的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吗?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付出代价,除非我们永远年轻、健康、富有、尊贵,否则,终有一日,他人的遭遇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几句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一种深切的自省和忏悔,它告诉我们,拯救他人就是拯救自己。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人的苦难与祸患我们必须共同担当。我们是同样的种族,在千万年的历史演化中,已经形成了相同的基因和血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出力相助让我们获得一种种族的安全感,一旦这种同情和怜悯被抛弃,那么任何人都将成为受害者,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时代,只有良心才能给予我们些许的温情和暖意,让我们对未来多一份从容和镇定,对前行多一点力量和勇气。
同情和帮助身边的弱者和不幸者吧,请记住,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这既是内在良心的力量,也是我们存在和延续的使命。
经 典 摘 句
如果冷漠自私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都是强者?而且,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就真的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吗?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付出代价,除非我们永远年轻、健康、富有、尊贵,否则,终有一日,他人的遭遇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骇人听闻的一幕,当所有的质疑和争论都逐渐平息后,我的内心依然难以平静,因为围观群众那些“要跳就干脆点跳吧”的大声叫嚷和赖建生的野蛮行径一样让人愤怒。我才知道,在这些看客心中,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甚至远不如自己的上班和通行重要。可是,我竟不知道,对他人的生命都如此麻木,还有什么会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在一个良知缺失的冷漠时代,这样的声音和行为都让人不寒而栗。
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良心和良知,它能够逼迫我们反躬自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中国也有句俗话,“举头三尺有神灵”,当每个个体已经无所顾忌到连对神灵的敬畏都抛掷脑后的时候,当所有的行为都变得肆无忌惮时,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就变得极其危险了,因为玩火者必定会自焚,作茧者必定自缚。
那些不耐烦的看客,大概是怪罪别人的不幸阻挡住了自己追求物欲的匆匆脚步;那些喝彩者,已经对别人的痛苦的鉴赏到了冷漠甚至麻木的程度;而那个赖老伯,更是将中国的看客提升到了“挺身而出”的高度。
鲁迅曾经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鉴赏别人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看客文化”,在对他人苦难的欣赏中,自己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国民比鲁迅那个时代又进了一步,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群麻木的看客,而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看客。警察都在苦苦地等待登高者下来,平民却用铁腕把他推下去。我想问的是:谁赋予你推人的权利?你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有什么分别?
如果对他人的苦难都是冷眼旁观,如果对弱者的痛苦都是置若罔闻,那么,这个社会岂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如果冷漠自私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都是强者?而且,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就真的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吗?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付出代价,除非我们永远年轻、健康、富有、尊贵,否则,终有一日,他人的遭遇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几句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一种深切的自省和忏悔,它告诉我们,拯救他人就是拯救自己。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人的苦难与祸患我们必须共同担当。我们是同样的种族,在千万年的历史演化中,已经形成了相同的基因和血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出力相助让我们获得一种种族的安全感,一旦这种同情和怜悯被抛弃,那么任何人都将成为受害者,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时代,只有良心才能给予我们些许的温情和暖意,让我们对未来多一份从容和镇定,对前行多一点力量和勇气。
同情和帮助身边的弱者和不幸者吧,请记住,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这既是内在良心的力量,也是我们存在和延续的使命。
经 典 摘 句
如果冷漠自私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都是强者?而且,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就真的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吗?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付出代价,除非我们永远年轻、健康、富有、尊贵,否则,终有一日,他人的遭遇会降临到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