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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马航MH370失联两周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对于失联者家属来说，救赎无论看起来多么飘渺，都会被紧紧攫住。他是文永胜的父亲，是失联者的父亲。
3月7日早上6点，63岁的文万成就起床了。思念、沮丧、焦虑，他一夜没合眼。随后，他与近百位中国家属，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对马航的上诉书。
在诉讼书里，文万成和律师列出了10项诉求，包括调查事件的现状、责任、原因；给家庭造成的损害、痛苦等。
诉讼材料约有十斤重，袋子勒得人手疼。
根据国际航空领域的“蒙特利尔公约”，2016年3月8日是乘客家属向承运方马航兴诉的最后期限，否则将丧失对损害赔偿的权利。
2014年3月8日，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飞机与空中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机上有154位中国人，这其中，包括文万成的儿子，36岁的文永胜。
去年7月29日，一片襟副翼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并被确认为MH370一部分。今天，马来自亚政府发布第二份中期调查报告声明。声明指出，搜索工作仍在南印度洋进行，飞机主残骸仍没有被找到。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就MH370失联两周年发表声明表达哀悼，他将之称为“我们仍旧承诺竭力解开这个谜团”。
“强硬派”
对于文万成来说，未知的谜团，更像是一场没有归期的等待。
这两年，山东人文万成每年要在北京住上一百多天。
一个小马扎、一壶水、一包煎饼，是他的全部装备。
每周，他会去三次马航在空港中心设立的家属接待处，接待处位于北郊的顺义，在六环外，公交转地铁再步行，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济南政府的陪同人员不得不佩服文万成的毅力，跟着走一天，他的腿走肿了。
文万成的头发剃得很短，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还有几处斑秃。
在失联者家属们眼里，他是出了名的“强硬派”。
从事发起，文万成就开始秘密拍摄。在丽都饭店、在空港中心、在马来西亚、在济南，马航发言人的表态、政府官员的表态，他全部记录下来。整整两年，一天不少。
装资料的硬盘有5个， 每个都是1T的容量。用绒布包好，藏在背包夹层。
这些视频是他的宝贝，他和记者说，这些是“上法庭的证据”，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
去年3月，文万成作为团长，带着近20位家属飞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交通部，他们要求部长廖中莱出面，对家属此前的致信进行回复。
糖尿病，又是急脾气，文万成因为情绪激动晕倒，家属要送他去医院，被他回绝——他怕错过见部长的机会。
最终，部长并没有出现。
文万成做过掏粪工、乞丐，当过几年兵，脾气硬，自我期许很高，是典型的山东汉子。
他受尽艰辛供独子文永胜研究生毕业。飞机失联前，文永胜已经成家，育有一对儿女。他在山东一家大企业担任总经理助理。全家从郊区搬入中产社区。文永胜还为父母买了一栋别墅。
文永胜被指派到马来西亚出差。3月8日，上了那架飞机。
中性词“失联”
在351人的家属联系群里，文万成是最活跃的人。
他积极发言，总是发一些各个不知名网站上转来的文章，证明飞机并没有失事。
“失联”是介于“失事”和“失踪”的中间状态。对一部分家属意味着“失去”，而对另一部分人，却意味着累加的“希望”。
比如文万成，他笃定地认为“飞机在，人在”。
2014年清明节，一位记者采访他，最后忍不住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他感到莫名其妙：“清明节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没死啊。”
今年过年前后，39位乘客家属与马航签署协议，接受252万元的赔偿，放弃后续一切权利。这让文万成很生气，他的想法很简单——领了这个钱，就意味着承认飞机失事了。
他见人就强调，诉讼有技巧，别把自己“诉死了”——“什么叫诉死了？不是拿死亡赔偿了事，人还没死呢！我们诉的是赔偿飞机失联对家属造成的伤害。”
有亲戚劝他，这么久了，孩子还能活着吗？
他明白亲戚是一片好心，不说话。等人走了，他还是忍不住说，“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我孩子死了啊。”
飞机失联后，文万成听说有的家属打电话给亲人，能听到“嘟”声。他便每天拨打儿子手机，电话那头却一直是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为了不让手机停机，夫妻俩一口气交了三千元话费。
直到2014年年底，政府为他们办了保号停机。这个号码，他们便再也没有拨过。
这代表了很多家属的状态——他们相信人还活着，但不知身在何处。
比如刘伶，她的丈夫乘坐了那架飞机。每天下班回家，刘伶都会给丈夫打个电话，拨过去，无一例外是关机。
她安慰自己：“只是没开机。”
她的手机屏保仍然是夫妻俩穿着情侣装的合影。她最常听的歌，是丈夫最喜欢的《不装饰你的梦》。
哭泣的“石头”
飞机失联后，文万成几乎不外露情感。公开场合，他总是话不多，没有表情。他强调，事发到现在，自己一直很冷静。
律师张起淮评价他，石头一样倔强的性格。但这不是文万成真实的情绪，他的另一面，只有律师知道。
见到张起淮，文万成常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他知道儿子可能回不来了。“哭得呜呜的，老了之后，那种孤独、失望的情感，特别浓烈。”
他的痛苦和其他家属没有区别，张起淮说，文万成承诺要帮孙子孙女找到爸爸。“我还没有找到呢，怎么能回去？”
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悍，甚至比一般人的状况还要糟糕——张起淮看到了两张残疾证，文万成是残疾人，他妻子也是。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他带着的大堆资料中，有一张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病历：有时听到自己孩子话说的声音，感觉孩子在敲门，看到人影就感觉像自己的孩子，食欲减退，心烦，不愿接触人。
见律师时，文万成提到儿媳，“这么年轻，不能耽误她，但要是改嫁了，孩子这么小，又该怎么办？”
前两天，儿媳参加了一个“最有爱心、最孝顺子女”的网上投票活动，文万成悄悄地找人拉票。“我不是为了让她拿那个奖，我得用这种形式安慰她，她不容易。”
“我得保全一个家。”文万成说。
现实的压力也接踵而至。
飞机失联半年后，文万成收到了银行邮寄的房贷催款单。2009年，儿子文永胜首付100万元、贷款150万元买下了一套别墅。
他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在一起大约3 000元，根本无力缴纳每月9 000元的房贷。
而他每周来京参加沟通会的餐宿花费已经累计近7万元，其中不少是外债。
有人建议文万成把别墅卖了，他不同意。他清晰记得，谈起装修房子时，儿子脸上发光的表情。
儿子想要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家，电器、家具都可以远程控制，手机一按，就能自动烧水、煮饭、供暖。他和妻子、孩子住在二楼，父母腿脚不好，住在一楼。周末，一家六口就开车去济南郊外散心。
“我们要等到儿子回来，一切按他的想法装修。”文万成说。
3月7日早上6点，63岁的文万成就起床了。思念、沮丧、焦虑，他一夜没合眼。随后，他与近百位中国家属，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对马航的上诉书。
在诉讼书里，文万成和律师列出了10项诉求，包括调查事件的现状、责任、原因；给家庭造成的损害、痛苦等。
诉讼材料约有十斤重，袋子勒得人手疼。
根据国际航空领域的“蒙特利尔公约”，2016年3月8日是乘客家属向承运方马航兴诉的最后期限，否则将丧失对损害赔偿的权利。
2014年3月8日，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飞机与空中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机上有154位中国人，这其中，包括文万成的儿子，36岁的文永胜。
去年7月29日，一片襟副翼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并被确认为MH370一部分。今天，马来自亚政府发布第二份中期调查报告声明。声明指出，搜索工作仍在南印度洋进行，飞机主残骸仍没有被找到。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就MH370失联两周年发表声明表达哀悼，他将之称为“我们仍旧承诺竭力解开这个谜团”。
“强硬派”
对于文万成来说，未知的谜团，更像是一场没有归期的等待。
这两年，山东人文万成每年要在北京住上一百多天。
一个小马扎、一壶水、一包煎饼，是他的全部装备。
每周，他会去三次马航在空港中心设立的家属接待处，接待处位于北郊的顺义，在六环外，公交转地铁再步行，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济南政府的陪同人员不得不佩服文万成的毅力，跟着走一天，他的腿走肿了。
文万成的头发剃得很短，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还有几处斑秃。
在失联者家属们眼里，他是出了名的“强硬派”。
从事发起，文万成就开始秘密拍摄。在丽都饭店、在空港中心、在马来西亚、在济南，马航发言人的表态、政府官员的表态，他全部记录下来。整整两年，一天不少。
装资料的硬盘有5个， 每个都是1T的容量。用绒布包好，藏在背包夹层。
这些视频是他的宝贝，他和记者说，这些是“上法庭的证据”，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
去年3月，文万成作为团长，带着近20位家属飞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交通部，他们要求部长廖中莱出面，对家属此前的致信进行回复。
糖尿病，又是急脾气，文万成因为情绪激动晕倒，家属要送他去医院，被他回绝——他怕错过见部长的机会。
最终，部长并没有出现。
文万成做过掏粪工、乞丐，当过几年兵，脾气硬，自我期许很高，是典型的山东汉子。
他受尽艰辛供独子文永胜研究生毕业。飞机失联前，文永胜已经成家，育有一对儿女。他在山东一家大企业担任总经理助理。全家从郊区搬入中产社区。文永胜还为父母买了一栋别墅。
文永胜被指派到马来西亚出差。3月8日，上了那架飞机。
中性词“失联”
在351人的家属联系群里，文万成是最活跃的人。
他积极发言，总是发一些各个不知名网站上转来的文章，证明飞机并没有失事。
“失联”是介于“失事”和“失踪”的中间状态。对一部分家属意味着“失去”，而对另一部分人，却意味着累加的“希望”。
比如文万成，他笃定地认为“飞机在，人在”。
2014年清明节，一位记者采访他，最后忍不住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他感到莫名其妙：“清明节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没死啊。”
今年过年前后，39位乘客家属与马航签署协议，接受252万元的赔偿，放弃后续一切权利。这让文万成很生气，他的想法很简单——领了这个钱，就意味着承认飞机失事了。
他见人就强调，诉讼有技巧，别把自己“诉死了”——“什么叫诉死了？不是拿死亡赔偿了事，人还没死呢！我们诉的是赔偿飞机失联对家属造成的伤害。”
有亲戚劝他，这么久了，孩子还能活着吗？
他明白亲戚是一片好心，不说话。等人走了，他还是忍不住说，“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我孩子死了啊。”
飞机失联后，文万成听说有的家属打电话给亲人，能听到“嘟”声。他便每天拨打儿子手机，电话那头却一直是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为了不让手机停机，夫妻俩一口气交了三千元话费。
直到2014年年底，政府为他们办了保号停机。这个号码，他们便再也没有拨过。
这代表了很多家属的状态——他们相信人还活着，但不知身在何处。
比如刘伶，她的丈夫乘坐了那架飞机。每天下班回家，刘伶都会给丈夫打个电话，拨过去，无一例外是关机。
她安慰自己：“只是没开机。”
她的手机屏保仍然是夫妻俩穿着情侣装的合影。她最常听的歌，是丈夫最喜欢的《不装饰你的梦》。
哭泣的“石头”
飞机失联后，文万成几乎不外露情感。公开场合，他总是话不多，没有表情。他强调，事发到现在，自己一直很冷静。
律师张起淮评价他，石头一样倔强的性格。但这不是文万成真实的情绪，他的另一面，只有律师知道。
见到张起淮，文万成常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他知道儿子可能回不来了。“哭得呜呜的，老了之后，那种孤独、失望的情感，特别浓烈。”
他的痛苦和其他家属没有区别，张起淮说，文万成承诺要帮孙子孙女找到爸爸。“我还没有找到呢，怎么能回去？”
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悍，甚至比一般人的状况还要糟糕——张起淮看到了两张残疾证，文万成是残疾人，他妻子也是。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他带着的大堆资料中，有一张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病历：有时听到自己孩子话说的声音，感觉孩子在敲门，看到人影就感觉像自己的孩子，食欲减退，心烦，不愿接触人。
见律师时，文万成提到儿媳，“这么年轻，不能耽误她，但要是改嫁了，孩子这么小，又该怎么办？”
前两天，儿媳参加了一个“最有爱心、最孝顺子女”的网上投票活动，文万成悄悄地找人拉票。“我不是为了让她拿那个奖，我得用这种形式安慰她，她不容易。”
“我得保全一个家。”文万成说。
现实的压力也接踵而至。
飞机失联半年后，文万成收到了银行邮寄的房贷催款单。2009年，儿子文永胜首付100万元、贷款150万元买下了一套别墅。
他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在一起大约3 000元，根本无力缴纳每月9 000元的房贷。
而他每周来京参加沟通会的餐宿花费已经累计近7万元，其中不少是外债。
有人建议文万成把别墅卖了，他不同意。他清晰记得，谈起装修房子时，儿子脸上发光的表情。
儿子想要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家，电器、家具都可以远程控制，手机一按，就能自动烧水、煮饭、供暖。他和妻子、孩子住在二楼，父母腿脚不好，住在一楼。周末，一家六口就开车去济南郊外散心。
“我们要等到儿子回来，一切按他的想法装修。”文万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