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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第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为了民主与科学，他3次投笔从戎、3次被解聘、2次坐牢，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有一定危险的政治活动10多次，出版著作或译作11部。
今日再议祖父，并不想简单罗列一些奇闻趣事，而是希望能从祖父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中，让读者领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节。
撕碎唯一被单写标语
1890年，祖父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时期，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于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
1927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祖父结束了7年的旅欧勤工俭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因为课程受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不得不将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后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祖父到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1931年夏，在阔别12年之后，祖父回到母校担任社会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因此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祖父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九”运动当天，祖父和祖母走在游行学生的队伍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同学们因此深受鼓舞。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上水准。然而祖母却说，家中时常经济紧张。当年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这些人有困难，祖父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会提供盘缠。
这样一来，我们家当年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祖父就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祖母劳君展有时候也会提醒祖父：“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而祖父却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
我曾看到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在《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祖父对我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典礼。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紧接着，祖父也发表讲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后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36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北大的学生来找祖父探讨人生问题。还记得年逾九旬的祖父为他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16个字，勉励他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
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祖父很欣慰，一再告诫我“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祖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地主年末请他家的私塾先生吃饭，大腹便便的地主指着他的肚子对这位骨瘦如柴的先生说：“我的肚子这里有海参，那里有鱼翅，你的肚子里有什么？”私塾先生自豪地回答：“满腹经纶。”地主听闻后十分惭愧。讲过故事祖父反问我：“你的肚子里有什么？”我说：“兼而有之。”祖父听闻哈哈大笑，他说希望年轻人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为国家富强而发奋读书。
祖父认为，学习五四青年，不要局限于了解当年谁放火烧了赵家楼，谁起草了《五四宣言》，而应该从五四青年的人生选择上得到启发。在大浪淘沙的100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栋梁。
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为了民主与科学，他3次投笔从戎、3次被解聘、2次坐牢，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有一定危险的政治活动10多次，出版著作或译作11部。
今日再议祖父，并不想简单罗列一些奇闻趣事，而是希望能从祖父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中，让读者领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节。
撕碎唯一被单写标语
1890年，祖父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时期，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于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
1927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祖父结束了7年的旅欧勤工俭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因为课程受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不得不将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后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祖父到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1931年夏，在阔别12年之后，祖父回到母校担任社会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因此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祖父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九”运动当天，祖父和祖母走在游行学生的队伍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同学们因此深受鼓舞。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上水准。然而祖母却说，家中时常经济紧张。当年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这些人有困难，祖父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会提供盘缠。
这样一来，我们家当年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祖父就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祖母劳君展有时候也会提醒祖父：“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而祖父却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
我曾看到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在《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祖父对我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典礼。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紧接着，祖父也发表讲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后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36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北大的学生来找祖父探讨人生问题。还记得年逾九旬的祖父为他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16个字，勉励他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
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祖父很欣慰，一再告诫我“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祖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地主年末请他家的私塾先生吃饭，大腹便便的地主指着他的肚子对这位骨瘦如柴的先生说：“我的肚子这里有海参，那里有鱼翅，你的肚子里有什么？”私塾先生自豪地回答：“满腹经纶。”地主听闻后十分惭愧。讲过故事祖父反问我：“你的肚子里有什么？”我说：“兼而有之。”祖父听闻哈哈大笑，他说希望年轻人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为国家富强而发奋读书。
祖父认为，学习五四青年，不要局限于了解当年谁放火烧了赵家楼，谁起草了《五四宣言》，而应该从五四青年的人生选择上得到启发。在大浪淘沙的100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