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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羌族姑娘张居悦大学毕业后，怀着对羌绣的热爱，在成都宽窄巷子摆地摊卖羌绣，实践自己的羌绣梦。
2015年，她带着平日里做的羌绣挂件来到了上海，希望羌绣能够走出大山，被更多的人知道。
这一年，国家有关部门启动实施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机缘巧合下，张居悦作为非遗传承人，在上海大学参加了此项培训。
张居悦说，得益于此次培训，她开始对品牌有了初步认识，并慢慢摸索研发设计产品，将传统的羌绣与现代生活相融。目前，她已开发出六大类产品，并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
从2015年研培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万人参加了该计划，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研培计划的目标是，“将非遗之美转变为一种符合当代社会审美的新时尚，让非遗重同当代生活。”
跨界合作
作为研培计划的承办高校之一，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和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累计举办了金属锻造研修班、青海果洛培训班、竹艺研修班等16期非遗研培班。张居悦是第一期的学员。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运营总监章莉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PACC的研培特色是通过“非遗跨界创新融合模式”，让非遗传承人牵手设计师、艺术家、品牌机构、青年群体，共同挖掘非遗之美。
据了解，每期研培课程为期30天，其中三分之一用来教授理论课程，三分之一用来参观调研相关企业，剩下三分之一时间留给设计师与传承人共同探索创作作品。
周爱华是SHEME品牌跨界项目创意总监，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跨界合作是双方其同的诉求。一方面，设计师希望从传统手工艺中寻求灵感与创新;另一方面，手艺人也希望突破自我局限，创作出更多适应现代生活的产品。
在PACC的平台上，周爱华多次感受到传承人希望提升自身眼界与创新力的愿望。
SHEME的品牌特色是将蜀绣大量运用于鞋履之上，让国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一次，周爱华以“蜀绣的再设计”为主题，在PACC作讲座。结束后，便有苗绣的传承人主动找到周爱华，表达合作愿望。
张居悦这几年也一直与PACC保持着合作。通过PACC的牵线，她得以与时尚设计师秦旭牵手，其同完成了一套黑色羌绣法式礼服，在巴黎著名的高级定制圣地Les Suites进行为期一周的盛大展不。
截至目前，PACC特邀参与非遗跨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超过50人，完成跨界作品400多件，包括服饰、箱包、首饰、公共艺术等多个系列。
三年时间里，童莉莉接触了上百位传承人，她发现传承人虽然技艺高超，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目前中国的非遗传承人群技艺精湛，手艺娴熟，但是在创新发展能力上有所欠缺。”
理论学习与调研结束后，传承人既可以选择自主创作，也可以选择与设计师联手。
一期期培训做下来，章莉莉认为，传承人与设计师牵手合作，可以让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在短时间内出品较为成熟的作品。
高校是媒人
一手牵着设计师，一手牵着传承人，PACC扮演着媒人的角色。如何才能让传承人与设计师更加有效地对接，章莉莉找到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们会让传承人和设计师分别进行自我介绍，再给他们一段时间自由交流，之后，在听取他们各自愿望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分组，最终形成设计师与传承人搭配的小组。”章莉莉介绍，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多设计师愿意参与，一期期培训做下来，其他设计师看到了跨界的作品，了解到了非遗的魅力，开始逐步加入进来。
设计师何然用“如鱼得水”来评价这个平台。周爱华说，每期培训她都会参加，以寻找感兴趣的非遗技艺进行跨界合作。
在这个平台上，周爱华先是与苗绣、缂丝传承人进行了合作，2018年她又和牦牛绒纺织技艺的传承人跨界合作创作了《云上的卓尔克》系列作品。
“我们以前只知道羊绒，这回是第一次听到牦牛绒。平均下来，30头牦牛的绒毛才能织成一条牦牛绒的围巾，足见其珍贵。”周爱华说。
设计师与传承人跨界合作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章莉莉认为，高校这个平台的优势在于，帮助传承人和设计师之间交流沟通。
童莉莉解释说，很多传承人的生活比较单一，每天面对的是蓝天白云大山。羌绣传承人张和琼来上海参加阿坝织绣研修班。她一连用了好几个“第一次”形容这段经历：“我做了34年羌绣，第一次坐上了飛机，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一次与设计师合作，看到了这么多的服装样式。”
合作时，设计师在表述时经常会用到专业词汇。比如讲到商业化、商业体系等内容时，受制于生活环境的差异，传承人往往理解不了，同时又表达不出自己的想法。
这时，平台便起到了翻译的作用，“我自己也是做设计的，又对双方都很了解，我会用我的经验帮助他们沟通并给出建议。”章莉莉说。
双方的取舍
章莉莉认为，设计师与传承人合作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传承人，要对传承人及其手工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设计师只有体验过传统手工艺，做出来的产品才会更加接近传统文化的原貌。”
“传承人日复一日地接触手工艺，新鲜感早已消失。而设计师要有发现美的眼光，并有原创设计力。”周爱华说。
索朗当周与足巴甲两兄弟是牦牛绒纺织技艺的传承人，他们一直尝试将这门技术换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但一路走来并不容易。牦牛绒每年的产量很小，并且产品发展单一，目前只有围巾。 与索朗当周、足巴甲结成合作小组后，周爱华给出的创意是将牦牛绒运用在高级定制女鞋设计上。
一开始，索朗当周和足巴甲对这一设计并没有把握。藏族人的马靴多采用牛皮、马皮制成，结实耐用，而牦牛绒细密柔软，将反差如此巨大的材质相融合，是两人从未想过的事情。
相较于两兄弟，周爱华对这次的跨界设计有一定信心。经过反复的计算、修改、裁剪，靴筒在廓形上做了自然的折皱工艺，既提高了舒适感，又保留了藏靴的传统功能。
周爱华说，即便传承人一开始对你的设计感兴趣。但双方真正进入到合作设计阶段，确实会存在理念差异。“他想要的东西和你想要的并不一定一样。”
在与苗绣传承人合作时。周爱华与对方就经过了多次磨合反复。“传承人开始对我们的设计并不认可，认为应该遵循传统的图样。我们反复跟她说明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并且多次实验，按照她的想法做一版，按照我们的设计做一版。最后效果出来后，她还是认可我们的设计的。”
经过与多位传承人合作，周爱华总结出了一套合作模式，“我们先把他的东西了解透，看他的技艺哪部分我们可以直接用，哪部分是希望他能有所改动的。”
设计师与传承人双方各有自己的坚持，取舍也是一种融合碰撞。
对于色彩的选择，设计师和传承人总有自己不同的喜好。童莉莉曾给藏绣的传承人做配色，她发现，无论绣线的颜色有多少种，藏绣传承人总会挑黄色系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选黄色，黄色太跳了，平时生活用不到。他们就说黄色好看。后来我们了解到，这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相关。这样的配色做出来的产品在当地是有市场的。但如果是在上海，我们就会配一些比较稳重的颜色。其实，不同的设计师面向的是不同的市场。”
中国设计的源泉是传统文化。章莉莉说。“传承人绣片上用到的颜色、图形、图案，是设计师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各民族文化生态的视觉样貌，恰恰是当代设计最好的能量。”
非遗回归当代生活，则需要时尚设计的介入和创新理念的碰撞。在章莉莉看来，这是传承人与设计师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
设计的体系化
在PACC平台上，已有一些作品完成了从作品到产品的转化。
非遗创新作品想要转化为成熟的非遗产品并不容易。受制于传承人靠手工技艺，且产品成本较高，真正能够实现量产的并不太多。
“传承人并不了解自己处于社会生产链的某个环节。”章莉莉告诉本刊记者，曾有品牌方向她反映，传承人未能按照约定时间提供绣品。
周爱华也说，如果跟传承人进行长期合作，需要对其进行深入专业的培训，帮助其适应商业化的运营模式。
周爱华介绍，她们在成都有长期合作的蜀绣绣坊。每个绣娘都经过了品牌的专业培训考试，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绣片的制作周期，又保证了质量的稳定性。
章莉莉认为，在进入市场的商业化过程中，非遗与消费对象的链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遗手工艺的高级定制，主要形式是与品牌的合作、拍卖或收藏等：另一种是非遗生活设计品，目标是喜爱手工艺的公众。
为了使更多人能买得起、用得起、欣赏得起非遗，必须有效控制手工艺制作的比例，达到成本的有效控制。“比如中国拥有大量不同工艺的织绣类非遗技艺，我们可以选择缂丝和云锦等精美的宫廷手工技艺，进入高级定制市场;选择亲民的土布和苗锦以及部分苗绣针法工艺等。进入公众生活设计品领域。”章莉莉说。
从非遗到作品，再到产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同于单纯的作品，商业化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章莉莉说，他们鼓励设计师做能够控制成本的作品，以便直接对接市场。但这一要求似乎又存在矛盾之处——设计师的创意会被成本所束缚，制约了其创造力。
一件非遗创新作品既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又要带动实际的消费，设计与成本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研發一个新IP，再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开发，是章莉莉目前认可的模式。
比如，苏州王氏第六代缂丝传承人王建江与SHEME设计师李丹、海派设计师苗海燕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来源，共同跨界创作了《千里江山翠履霓裳》系列缂丝高订女鞋、箱包和礼服。
“这一主题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孵化。其中既有用于展览，以求传播效果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日常款。”章莉莉说。
比如。周爱华与四川蜀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玉英合作设计了《芙蓉韵》系列作品。在形象款芙蓉超高靴诞生后，他们又推出了多款适合日常穿着的凉鞋、单鞋，这些生活款最终上架售卖。
“先做一个‘妈妈’，‘妈妈’可能是高级定制、比较震撼的大件作品。在其基础上再孵化一群‘孩子’，‘孩子们’手工部分价格相对较低，易于控制。”章莉莉作了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