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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距离指数，是指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韩国人很高，美国人很低。
飞机的每次重大失事，都会引起世界大小媒体评头品足一番。法航的百慕大折戟，从机械故障机制失灵到空客的设计漏洞，从飞机空速管缺陷到雷电袭击，原因众说纷纭。飞机失事的常规因素很多，但如果有人说“民族性格竟然是曾经造成大韩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时，肯定是一个“异类”。
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里，美籍牙买加人格拉德威尔提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理论——韩国人过于集体主义，是造成大韩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在1988年到1998年，大韩航空的飞机损失率为每百万次4.79架飞机，相当于美国运联的17倍多。此事引起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警觉，他们将大韩航空后续发生的所有失事事件都记录备案。
但他们的调查结果却让人惊诧不已：大韩航空事故频发，跟飞机性能关系不大，该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飞机性能跟世界上其他大航空公司并无不同；而是大韩航空飞机上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机制莫名地失灵了——在他们的一次坠机事故前，黑匣子记录飞机曾发出了14次警铃，但是无人理睬。
时至今日，大韩航空不仅健在，而且经营有方形象良好，它如何得以脱胎换骨？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后来帮助大韩航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导致了大韩航班上的沟通不畅。这个原因就是此前大韩航空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什么是权力距离指数？它是指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简称PDI(Power DistanceIndes)，是由荷兰心理学家吉特·霍夫斯泰德提出来的。“权力距离指数”(PDI，Power Distance Index)，可以由一些具体的问题得出，诸如“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力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等，文化的权利距离指数的高低，决定了航班上机组人员在说服自己去对机长发表见解的难易程度。
在高权力指数的国家，只有听话者足够重视讲话者的深层意思，沟通才能有效地进行——也就是说这需要讲话的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揣测对方背后的意思。但是，如果想象一下，一架空客停留在北慕大魔鬼海域的上空突然遇到异常时，机长还会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下属的建议，并做良好沟通吗？更何论大韩航空里下属提一个建议也需要鼓足勇气呢？
韩国人的权力距离指数之高，美国有大学研究机构的实验证实过的。研究人员通过将中、美、韩三组学生作为三个独立文化群体做实验对象，分别进行了参与动机、通信方式偏好、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个人作业和小组协作四项测验。
测验发现，美国组的PDI分值最低，而韩国组的PD I分值最高。美国组向教师寻求帮助时放松度最高，韩国组放松度最低。在完成个人作业以及小组合作方面，中国组在向同学寻求帮助时最放松，韩国组则最不放松。
韩国组的这种心态，即是韩国文化中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反应——下属往往因为害怕权威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下属往往过于尊敬与敬畏比自己拥有更多权力的领导。一个副驾驶发现了问题，但是在他憋足勇气向主驾驶提及时，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上述实验的结果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同时相应地其集体主义倾向较低，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他们不会为挑战权威、表达自我意见而过分拘谨。在美国这样一个奉行个体主义的文化中，直抒己见是一个优点。将真实的内心感受说出来表明你是一个真诚和诚实的人；而在类似于韩国及东方国家这种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与别人直接交锋将被视为粗鲁和不当。
后来，霍夫斯泰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权力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这些人都始终试图低调行事。最近被传为趣谈的美国“隔离市长”纳金，就是这种“低调做官”文化的典型。他因H1N1被隔离、半天也不告诉别人他是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
其实，这里没有绝对的文化优劣。欧美官员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指数过低，让他们在凸显自己自然人身份时，能更有效地行使权力，所以他们会保持低调。东方官员的高调，则是自古以来习惯了装威严。古代需要鸣锣开道，今天需要警车把路。盖因“权力距离指数”较高，我们一再地强调权威与服从的集体主义，不是沟通与理解。这就是环境的因素。
大韩航空曾事发频繁，并非某几个机长特别不负责任；美国市长的“平易近人”，也并非其个人的修为多么出众。就如这本副标题叫做“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里所表达的，环境对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往往超过个人的主观所为。
被足协随机确定的一个注册日期所左右，导致大部分优秀球员的生日都集中在相邻的二三个月份，因为小球员们因年龄限制，注册时彼此的那一丁点儿年龄差距所造成的技术差异，随着训练的累积将演变成更大的差距。如果你想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人物，那你非得在1955年出生不可，因为比尔·盖茨以及搭档保罗·艾伦、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太阳微系统的麦克尼利都出生在1955年，写Internet程序的比尔·乔伊则只是出生得稍微早了一点儿，1954年。甚至回到中国，如果想在地产业有一番作为，如果在海南地产热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始在地产界摸爬滚打，那么基本上也不用去这个领域混了。 编辑 刘钊
飞机的每次重大失事，都会引起世界大小媒体评头品足一番。法航的百慕大折戟，从机械故障机制失灵到空客的设计漏洞，从飞机空速管缺陷到雷电袭击，原因众说纷纭。飞机失事的常规因素很多，但如果有人说“民族性格竟然是曾经造成大韩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时，肯定是一个“异类”。
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里，美籍牙买加人格拉德威尔提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理论——韩国人过于集体主义，是造成大韩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在1988年到1998年，大韩航空的飞机损失率为每百万次4.79架飞机，相当于美国运联的17倍多。此事引起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警觉，他们将大韩航空后续发生的所有失事事件都记录备案。
但他们的调查结果却让人惊诧不已：大韩航空事故频发，跟飞机性能关系不大，该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飞机性能跟世界上其他大航空公司并无不同；而是大韩航空飞机上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机制莫名地失灵了——在他们的一次坠机事故前，黑匣子记录飞机曾发出了14次警铃，但是无人理睬。
时至今日，大韩航空不仅健在，而且经营有方形象良好，它如何得以脱胎换骨？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后来帮助大韩航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导致了大韩航班上的沟通不畅。这个原因就是此前大韩航空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什么是权力距离指数？它是指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简称PDI(Power DistanceIndes)，是由荷兰心理学家吉特·霍夫斯泰德提出来的。“权力距离指数”(PDI，Power Distance Index)，可以由一些具体的问题得出，诸如“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力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等，文化的权利距离指数的高低，决定了航班上机组人员在说服自己去对机长发表见解的难易程度。
在高权力指数的国家，只有听话者足够重视讲话者的深层意思，沟通才能有效地进行——也就是说这需要讲话的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揣测对方背后的意思。但是，如果想象一下，一架空客停留在北慕大魔鬼海域的上空突然遇到异常时，机长还会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下属的建议，并做良好沟通吗？更何论大韩航空里下属提一个建议也需要鼓足勇气呢？
韩国人的权力距离指数之高，美国有大学研究机构的实验证实过的。研究人员通过将中、美、韩三组学生作为三个独立文化群体做实验对象，分别进行了参与动机、通信方式偏好、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个人作业和小组协作四项测验。
测验发现，美国组的PDI分值最低，而韩国组的PD I分值最高。美国组向教师寻求帮助时放松度最高，韩国组放松度最低。在完成个人作业以及小组合作方面，中国组在向同学寻求帮助时最放松，韩国组则最不放松。
韩国组的这种心态，即是韩国文化中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反应——下属往往因为害怕权威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下属往往过于尊敬与敬畏比自己拥有更多权力的领导。一个副驾驶发现了问题，但是在他憋足勇气向主驾驶提及时，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上述实验的结果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同时相应地其集体主义倾向较低，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他们不会为挑战权威、表达自我意见而过分拘谨。在美国这样一个奉行个体主义的文化中，直抒己见是一个优点。将真实的内心感受说出来表明你是一个真诚和诚实的人；而在类似于韩国及东方国家这种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与别人直接交锋将被视为粗鲁和不当。
后来，霍夫斯泰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权力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这些人都始终试图低调行事。最近被传为趣谈的美国“隔离市长”纳金，就是这种“低调做官”文化的典型。他因H1N1被隔离、半天也不告诉别人他是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
其实，这里没有绝对的文化优劣。欧美官员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指数过低，让他们在凸显自己自然人身份时，能更有效地行使权力，所以他们会保持低调。东方官员的高调，则是自古以来习惯了装威严。古代需要鸣锣开道，今天需要警车把路。盖因“权力距离指数”较高，我们一再地强调权威与服从的集体主义，不是沟通与理解。这就是环境的因素。
大韩航空曾事发频繁，并非某几个机长特别不负责任；美国市长的“平易近人”，也并非其个人的修为多么出众。就如这本副标题叫做“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里所表达的，环境对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往往超过个人的主观所为。
被足协随机确定的一个注册日期所左右，导致大部分优秀球员的生日都集中在相邻的二三个月份，因为小球员们因年龄限制，注册时彼此的那一丁点儿年龄差距所造成的技术差异，随着训练的累积将演变成更大的差距。如果你想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人物，那你非得在1955年出生不可，因为比尔·盖茨以及搭档保罗·艾伦、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太阳微系统的麦克尼利都出生在1955年，写Internet程序的比尔·乔伊则只是出生得稍微早了一点儿，1954年。甚至回到中国，如果想在地产业有一番作为，如果在海南地产热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始在地产界摸爬滚打，那么基本上也不用去这个领域混了。 编辑 刘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