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润庭：作为广东人，我对澳门一直怀着非常亲切的感情。袁老师是澳门在地的著名诗人，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澳门文学近年来的发展吗？
袁绍珊：澳门作家的作品近年开始以非官方组织的方式，在大陆、香港及台湾出版，是可喜之事。澳门文学奖逐步面向全球华人;澳门年度文学选、澳门文学史料整理及研究专著的接连出版;澳门文学馆的筹建;澳门文学节的举办;澳门笔会推动跨媒体文学宣传及跨地域的出版合作等，都是不错的发展势头。譬如我在2018年，帮澳门笔会和美国著名网上文学杂志《Words Without Borders》牵线，联合推出“澳门文学”英文专号，获得不错的国际曝光率。澳门笔会同仁推出文学微电影等，都是新的尝试。
尝试是容易的，困难在于政府相关部门、作家、文学评论者能否持之以恒。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戏剧、设计等，文学在澳门的地位，尚未因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而得到显著提升，资源越来越紧张，稿费相对内大陆、台湾和香港更是低得可怜，活动机构把作者当义工，对文学人的劳动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在新媒體环境下，各地文化和资料高速碰撞，作品传播方式改变，电子书和网上媒体的出现，为一直苦于没有什么本地图书巿场可言的澳门作家，开启了一扇面对全球华人读者的大门。商品全球化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无疑为澳门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让澳门作家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上各自发挥，继而转化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澳门文学创作比回归前更为活跃，发表空间和传播途径也似乎增多了，评论文章的数量却在倒退。
台湾学者张堂锜以“边缘的丰饶”来形容澳门现当代文学，是贴切的，澳门文学不乏佳作，缺的是富洞察力的评论和用心整理。文学评论，无疑是增加澳门文学“存在感”的重要途径。可惜的是，澳门文学长期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即使在澳门本土，相关的文学研究及评论也非常缺乏，从事澳门文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现时所见的澳门文学评论，大多零散细碎，缺乏梳理澳门文学史的意图。澳门作家所作的文学评论，又以“诗人诗论”或带有个人偏好的“文学主张”为主，理论性相对薄弱，对文学现象的归纳亦欠全面。有些外地学者所做的澳门文学研究，大多是回归前后的老调重弹，碍于讯息阻隔，又不愿花时间挖掘原始材料，经常出现资料过时、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情况，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回归过渡期的“新生代”，千禧年以来澳门文学的发展情况尤缺梳理。
陈润庭：如你所言，澳门文学长期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了，“澳门文学”的事实性存在比“澳门文学”概念和形象建立要早得多。澳门文学的价值有待专家学者等有心人的发掘与关注。澳门作家韩牧1984年关于“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倡议，被视为澳门文学走向自觉意识探索的标志。仅仅过了两年，1986年在中山召开的“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就将澳门文学纳入研讨会的主题之中。如果说，“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风景的重新发现”，“澳门文学”概念的认定，则更像是内地与澳门文学界携手推进的结果。
袁绍珊：澳门文学因为特殊的政治因素，即使内容相对单薄，却无论如何也能在大部分内地的文学史书写中占一席之地，以确保这些“曾经失散的子女”在文化待遇上不会感到被冷落。但实际上内地和澳门高校，仅仅将澳门文学置于“港澳台文学”的范畴中轻率带过，无法像“台湾文学”或“香港文学”那样成为独立的课程乃至系所。相对于台港文学研究侧重本土意识，检视本土文学和本土历史的盘根错节，澳门文学的书写，更多是一种“自觉的家国想象”，特别强调“华夏根”“岭南情结”与“中华脉络”。换句话说，如果台港文学的本土书写求的是建构“我城=我家”，澳门文学更多是在连结“我国-我家”。
作为一个生于回归过渡期、在澳门长大，在北京和加拿大求学的创作者，我最常处理的命题之一就是“家国想象”。后来我发现许多澳门诗人都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切入方式，或轻或重地处理着同样的议题，又或者说，“家国想象”就是澳门作家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譬如大陆自由行旅客的身影，赌场度假村里的简体字标示，普通话的日渐普及，新闻广播的国歌宣传片等等。
在书写策略上，澳门作家即使不抱着进入内地巿场的野心，也不得不面对本土性和民族性内容的角力，大至书写题材和模式（本土寻根），细至如何选取词汇、语法去表达澳门自身的时候（如“西红柿、西红杮”等带地域色彩的表述），也变成一种回归后的写作挑战。
假若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有什么贡献，“家国想象”的书写大概是其中之一。澳门由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地理条件，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吸引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学家来图谋发展，从内地移居澳门的作家诗人，或从东南亚来澳定居的华侨作家（譬如胡晓风、廖子馨、玉文等），更是当代澳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澳门这个南方一隅回望神州，反而让澳门的诗人作家对民族的理解更全面、深刻、冷静，并透过对本土风物和内地故乡的种种对比、描写、忆述，为澳门文学加添内容和时空上的深度。
澳门八十年代面对政权移交、经济剧变，澳门作家的“家国想象”也因此被激发，诸如廖子馨的《奥戈》、懿灵的《流动岛》，都是本土寻根和思考身份认同的优秀作品。政权回归及赌权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刺激了澳门作家的创作意欲，开拓了澳门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消失。
八九十年代的澳门文学，题材、风格多样;回归以来，代际和派别相对模糊，创作题材却有惊人的相似性，“消失”可说是千禧年初澳门文学作品的母题。这种“在地的乡愁”和城巿化关系紧密，然而怀念的对象并非籍贯相关的“真实故乡”（广东乡村地区）。许多身为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澳门作家，甚至不把澳门视为和身份认同有关的、真正的“精神故乡”—这种“乡愁”的指涉对象更多是八九十年代那个散漫闲适的澳门。与之对比的，往往是赌博与财富带来的改变、关于人事物的缺失（譬如老店铺的生存危机、富裕生活带来的感情背叛、获取经济成果付出的代价、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人情味丢失等）。 书写消逝中的澳门景物，成了澳门散文创作的大宗（如林中英的散文）;对博彩文化和暴富城市磨蚀人性的描写，则是澳门小说的集体奇观（可见诸李宇梁、李尔、寂然等人的小说）。澳门作家对“消失”这一主题的偏爱，既呼应了近年澳门民间浓厚的怀旧情绪，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表现。然而这种写作的自觉因为人情紧密、公民社会未成熟等多重因素，书写者对政治及社会根本问题抱着回避态度，多半流于不痛不痒的冷嘲或浅白的伤感，少见掷地有声的批判。
可惜的是，近年澳门作家面对社会的高速变化，大多落入怀旧的叙事模式，普遍充斥着对旧事物消逝的感叹，却无意进行从个人史梳理本土史的大叙事，以致澳门当代本土书写的深度、厚度和广度上，仍无法和内地的“寻根文学”“乡土书写”“打工/乡愁文学”，乃至台湾近年的“家族史”书写热潮，以及香港的“代际书写”分庭抗礼。
陈润庭：我能理解袁老师您对澳门文学的繁荣充满了写作者的希冀。或许出于潜意识，我以前总觉得一国一地之文学，都需要追求广、深、大。但研究生时赴台交换的经历，一定程度改变了我的看法。文学追求广博与深刻自然没错，但地域文学的“小”，却仿佛更能與所在的土地和活生生的读者之间产生互动。考察一个地域文学的成就，似乎不能单单以文本的“文学高度”论高下。文学生产、活动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文学生态，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在当前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澳门的文学生态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作为六十万人口的小城，澳门人均拥有的报社数量众多，报纸文化副刊版面和发稿量的充足，也给澳门写作者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园地。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等机构单位，也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和资助机制。可以说，在很多内地的文学人看来，澳门作家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创作环境。作为在地的书写者，你对澳门的文学生态有什么看法？
袁绍珊：澳门的文学生态有很多的局限。尽管澳门文学有上述的文化积累和汇合优势，但它所面对的困难更为严峻—底气不足、人才外流、出版及图书市场不成熟、对外推广缺乏，澳门高等学府不把“澳门文学”列为一门课程，文学评论极度欠缺等，都是导致本土文学发展原地踏步的因素。
澳门虽有较大的出版自由，政府资助，铺货容易，没有正规的主流商业机构垄断等相对有利于独立出版的优势，但对于现时华文圈的“独立出版”对多元化、精致化、独立精神的追求和呼唤，澳门许多独立出版制作尚停留于“依赖政府资助”“小圈子分享馈赠”的思维，在质量追求和宣传推广方面仍有待提升。若能突破这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推动更多跨地域的联合出版合作，打通港台两地的发行通路，甚至利用电子书、电子杂志这些新媒介，假以时日，澳门的独立出版绝对有能力与既有的出版模式分庭抗礼，甚至成为华文地区中的独立出版物孵化基地。
澳门的文学创作环境相对于陆港台三地，可算是自由而狭隘的。缺乏专业出版人员，没有规模可言的出版业及图书巿场，澳门文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自娱自乐的氛围。放任无为的艺文环境，换来几乎清一色的纯文学写作;缺乏利益诱因的情况下，创作动机相当纯粹，独立出版盛行。在澳门作家的作品中，甚少看到巿场导向的写作策略，在几乎不考虑读者、编者、学者乃至评论者意见的过程中，个性化写作达到一个令人羡慕的极致。没有巿场淘汰机制、不顾忌点击率、缺乏讨论，澳门作家各自修炼，甚少旗帜鲜明的流派主张，罕闻剑拔弩张的文学论战。
作家在澳门市民眼中，不是一个职业或身份，根本称不上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地位。我所认识的许多澳门文友，即使写作多年，出版过好些集子，也很少自称为作家或诗人，往往谦称“文字创作者”或“写作人”，而且大多使用笔名创作。但他们不全然是卡夫卡式的低调平淡，也会把竞逐两年一度的澳门文学奖或中篇小说征稿看成人生大事;利用互联网把作品广传天下;守着一个六百字的本土报刊专栏一写十几年;把政府资助、社团牵头、印数五百本、送赠为主的作品结集，看成随意派发的名片。
澳门文学刊物屈指可数，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为数不多的两三份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但由于版面篇幅所限，几乎不再刊登连载小说。散文作品介乎于五百至二千字间。新诗以短诗为主，句子简短、断行频密（稿费多以行数计算）。大型的本土文学奖进一步为作者提供了动力，以及创作长诗及中篇小说的契机。如前面所述，澳门没有所谓的“专业或全职作家”，作者无法单靠写作维生，也不似香港台湾的作家能在大学兼教创意写作，或经常从事有报酬的演讲或文学活动策划工作。跨文类创作的情况相当普遍，许多人身兼散文、小说、新诗、旧诗词乃至剧作者等多重身份。业余文学创作，和稿费偏低、发表渠道少、阅读氛围淡薄、出版业不发达、政府及教育界长期对本土文学推广不足等息息相关。
陈润庭：看来澳门文学生态的“繁荣”似乎更像是外地学者出于某种善意的想象。从你对澳门文学生态的观察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你身为澳门作家的焦虑。这让我想到澳门作家韩牧。韩牧曾倡议“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这一倡议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关于澳门文学的形象的讨论一直未曾中断。我记得你也写过《澳门文学形象的省思与书写的突围》《独立·突围》等文章，探讨澳门文学的形象的问题。
袁绍珊：每当讨论起澳门文学，不要说外地人，就是澳门本地人也不知道澳门文学该从何谈起，也不熟悉澳门有什么作家、流派或作品。澳门文学平日不在大众的阅读视野中，往往只是在某段时期因为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因素，才受到外地读者或学界的短暂关注。譬如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就是澳门文学发展的一次机遇，当时许多澳门文学作品以丛书形式在内地出版，同时涌现了许多关于澳门文学史的讨论和研究。进入千禧年以后，澳门文学的热潮退了下来，直至近年，澳门因为经济发展成果非常亮丽，不少人希望透过阅读澳门文学作品，了解澳门的最近发展。但这种突如其来的聚焦，并未能为澳门的文学环境带来建设性的改变。
澳门文学位处中国文学史的边缘位置，是不争的事实和长期的困境，讽刺的是那一席之位的获得，往往不是中原逐鹿的战绩，更多是政治上的特别眷顾。澳门文学甚至成为了“区域文学”中尴尬的缺席者—“台港澳文学”常常被简化成“台港文学”，或是在厚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被一页带过。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的忧虑，诗人韩牧做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呼吁，距今已三十载，但当人们谈论两岸四地华文创作的时候，澳门文学依然面目模糊。要马上说出三个澳门作家及作品的名字，对外地读者可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澳门文学，近乎是一座被众人遗忘，静静被时间吞食的吴哥古迹。
我不认为澳门文学非得要一个什么形象才算成功，試想象，如果“快餐=香港文学”“悲情=台湾文学”的刻板印象建立了，对台港作者只会是一种压抑和伤害。一个地区最好的文学形象，是百变。
韩牧先生所说的“形象”，其实是“分量”。他在《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再发言》中说：“所谓澳门文学，形象如何？我也讲不清楚。如果我手上有几巨册的《澳门新文学大系》，我就可以压在他的双手上，说：形象就在里面，你自己慢慢看吧。……所谓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不但只是取决于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更高的目标也许是，一批各具风格的澳门作家，写出各自的作品，合起来，在读者脑中形成一个比较真实而全面的澳门的面貌。从长远看，我们澳门文学当然不甘于只成为香港的附庸，同样不甘于只成为一个流派。”
直到今天，尽管两岸四地文化商品的跨域传播越来越频繁，澳门文学与陆港台三地的交流依然处于一种“单向输出的不对等关系”，亦即澳门几乎没有对其它地区的文学造成影响。台港澳文学作为区域文学，在华文文学圈面对的更多是影响力的问题。
然而，澳门文学当下最急需的，不是抢占华文文学史的位置，不是迎合数量庞大的华文读者的口味，以便打入大中华巿场。文学是面对时间浪涛冲刷的志业，对先天不足的澳门文学而言，在华文出版市场中突围的可能，不是异域情调的打造及和谐社会的书写，而是在于作家能否深刻地把人性变成本土性，并由此引起普世的共鸣。一个大三巴造型的可爱杏仁饼，可能会引起顾客一时的好奇;但让人难忘，愿意回头一吃再吃的，永远是那些真正实在、足料的杏仁饼。
当下的澳门文学发展受阻的关键，还是来自作者自身—缺乏好奇心、企图心和文学跨域传播的视野，在艺术追求上缺乏工匠精神。过去作者们经常抱怨政府对文学的宣传推广放任无为，导致澳门文学“走不出去”。随着近年赌彩收益增加，文化资源丰沛，宣传增加，对外活动频繁，作者们又抱怨常常跑通告、办讲座占去了宝贵的业余创作时间。内涵质量和宣传推广同样重要，当下的澳门文学要健康发展，走得更远，必需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陈润庭：我发现在你的论述里，常常将港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参照系，从中窥见澳门文学的优势与不足。其实在大陆华文文学研究之中，也常将港澳台三地的文学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基于三地文学的发生形式多为“植入”，而非“根生”（刘登翰语）的共性产生的。但在相对“强势”的港台文学面前，这种并列往往使得澳门文学有被湮没的危险。而澳门文学的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的独特性是确凿无疑的。你生于澳门，求学于北京与多伦多，文学行迹又与台港文学多有交集。在你看来，澳门文学的独特性主要寄寓在什么地方？
袁绍珊：在我看来，澳门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像一个多元文化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我们立足其上，得以清楚看见陆港台文学的风向水流，如何碰撞、汇总、融合，沉淀出肥沃的创作土壤，甚至容许“杂质和沙砾”的存在—如赌博、狎邪、间谍、奇幻等的书写主题。
当我们谈论澳门文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华文文学的流动性和跨域性。以新诗为例，三四十年代大陆的抗日及左翼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思潮，七八十年代大陆的朦胧诗派，乃至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后现代主义诗潮等，对澳门的诗歌都留下不同程度的烙印。而碍于狭隘的发表环境，澳门文学中大量的离岸文学（泛指澳门作家在外地发表出版的作品，以陆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居多），也是两岸四地中较为特殊的集体行为。以诗歌为例，诸如三十及四十年代的德亢、蔚荫、魏奉盘、飘零客，五十年代的李丹、韩牧、华玲，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汪浩瀚、江思扬，八十及九十年代的陶里、苇鸣、凌钝、懿灵、玉文、黄文辉、林玉凤、姚风，以及千禧年以后，贺绫声、卢杰桦等青年诗人的冒起，他们的作品折射了时代的氛围和文学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殖民与后殖民时代复杂的文化状况，与当时的历史进程及价值观的变化息息相关，澳门文学因此具有不容否定的独特性。加上大量南来诗人和东南亚华侨作家因缘际会来到澳门聚居，在语言、思想、文化风俗等方面，经历长期的文化碰撞，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生态和文学内涵，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文文学，乃至陆港台文学有相近也有相异之处，澳门文学因此可以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复杂多元、兼容并蓄的参照。
澳门文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纯文学在赌城这个人性试炼场达至极致。稿费低、零版税、义务演讲、图书市场小（印量三百本是常见之事）、缺乏发行通路，让全职写作变成天方夜谭;但正因为没有销售压力，更让以个人或社团名义向政府申请资助的独立出版十分盛行。言论相对自由，澳门作家有绝佳的条件和视角，用最不考虑市场的纯文学方式，触及华文作家较少关注的主题或禁忌—诸如混血儿及回归后的身份认同，赌博文化的描写，以及全球化下畸形的都巿化进程等（如拉斯维加斯式的模仿与复制）。
鲁迅在1934年的《致陈烟桥》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有四百年历史的澳门文学，何以花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形象”？澳门作家是否都去写博彩文学就能突围而出？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问，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的形象又是什么？是都市文学？乡土写实？不难发现，健康的文学环境，应该鼓励百花齐放，多元发展。
本土写实，长期以来都是澳门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尤其近年澳门作者开始经营外地市场，作品面对外地读者，刻意而为、地标式的本土书写大量出现，风景线有了，却并没有触及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核。澳门作家在书写澳门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迷沼，说到这里，就回到文学的价值这个关键。如果文学不追求深度，那么文学作品和政府旅游局三十秒的宣传广告片又有什么两样呢？
陈润庭：你对于澳门文学现状的担忧与批评具体而深刻。我记得你对澳门文学的未来，曾提出澳门文学应该“跨域筑梦”。这与学者朱寿桐“走出误解中的澳门文学的低门槛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对不断发展中的汉语新文学，信心百倍地为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做出带有澳门经验和地域色彩的贡献”的说法有相通之处。我想，澳门文学的未来应该立足对“在地”的挖掘与坚守。但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文化位置，澳门文学的未来之路，应该是在混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下不断探索，流动不息，内外兼收的文化实践。面对未来，你对澳门文学有什么建议或者设想吗？
袁绍珊：我是非常热爱澳门的，也希望澳门的文学能够更好地表达这座城市的经验与荣光。我在这里简单谈几点。首先，扩大本土书写及“家国想象”的可能性。如何让澳门文学在本土和跨域传播中受到重视？我们该怎样把握因特殊政治待遇和经济影响力而来的目光，并迎接可能因珠三角融合而消失的文化优势？当大陆、香港、台湾乃至海外华侨作家，都在以
不同形式探索“家国书写”的可能性时，澳门作家如何摆脱既定的文化论述或抒情方式，忠于自己忠于现实，写出澳门独一无二的真实故事？这都是许多澳门作家在思考的课题。而更多样、更自由的“家国想象”，才有可能为当代的澳门本土书写提供新的出路;其次，从瞪着肚脐到放眼世界，别辜负了这个“大时代”给予的机遇。如果澳门作家只是沾沾自喜于城市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光环，却不思索二十一世纪澳门所面对的多元文化的复杂性，譬如美国赌场文化的引入、外佣对澳门家庭的影响等触目所及的社会议题，会是多么辜负了这个“大时代”给予的机遇。澳门小说家李宇梁的《上帝之眼》、邓晓炯的《迷魂》等，很精彩地展示了作家如何在三十多平方公里的狭小都市生活空间，利用多元的都市现实和厚重的历史题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澳门。我期待更多澳门作家，关注千禧年以来的澳门百态，思考澳门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第三，扶持澳门文学评论、翻译、出版、补助，加强推广。我期待更多评论家关注澳门文学，学界、政府推动澳门文学史料整理、澳门文学评论、翻译、出版、补助，加强澳门文学的推广。
袁绍珊：澳门作家的作品近年开始以非官方组织的方式，在大陆、香港及台湾出版，是可喜之事。澳门文学奖逐步面向全球华人;澳门年度文学选、澳门文学史料整理及研究专著的接连出版;澳门文学馆的筹建;澳门文学节的举办;澳门笔会推动跨媒体文学宣传及跨地域的出版合作等，都是不错的发展势头。譬如我在2018年，帮澳门笔会和美国著名网上文学杂志《Words Without Borders》牵线，联合推出“澳门文学”英文专号，获得不错的国际曝光率。澳门笔会同仁推出文学微电影等，都是新的尝试。
尝试是容易的，困难在于政府相关部门、作家、文学评论者能否持之以恒。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戏剧、设计等，文学在澳门的地位，尚未因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而得到显著提升，资源越来越紧张，稿费相对内大陆、台湾和香港更是低得可怜，活动机构把作者当义工，对文学人的劳动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在新媒體环境下，各地文化和资料高速碰撞，作品传播方式改变，电子书和网上媒体的出现，为一直苦于没有什么本地图书巿场可言的澳门作家，开启了一扇面对全球华人读者的大门。商品全球化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无疑为澳门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让澳门作家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上各自发挥，继而转化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澳门文学创作比回归前更为活跃，发表空间和传播途径也似乎增多了，评论文章的数量却在倒退。
台湾学者张堂锜以“边缘的丰饶”来形容澳门现当代文学，是贴切的，澳门文学不乏佳作，缺的是富洞察力的评论和用心整理。文学评论，无疑是增加澳门文学“存在感”的重要途径。可惜的是，澳门文学长期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即使在澳门本土，相关的文学研究及评论也非常缺乏，从事澳门文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现时所见的澳门文学评论，大多零散细碎，缺乏梳理澳门文学史的意图。澳门作家所作的文学评论，又以“诗人诗论”或带有个人偏好的“文学主张”为主，理论性相对薄弱，对文学现象的归纳亦欠全面。有些外地学者所做的澳门文学研究，大多是回归前后的老调重弹，碍于讯息阻隔，又不愿花时间挖掘原始材料，经常出现资料过时、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情况，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回归过渡期的“新生代”，千禧年以来澳门文学的发展情况尤缺梳理。
陈润庭：如你所言，澳门文学长期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了，“澳门文学”的事实性存在比“澳门文学”概念和形象建立要早得多。澳门文学的价值有待专家学者等有心人的发掘与关注。澳门作家韩牧1984年关于“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倡议，被视为澳门文学走向自觉意识探索的标志。仅仅过了两年，1986年在中山召开的“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就将澳门文学纳入研讨会的主题之中。如果说，“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风景的重新发现”，“澳门文学”概念的认定，则更像是内地与澳门文学界携手推进的结果。
袁绍珊：澳门文学因为特殊的政治因素，即使内容相对单薄，却无论如何也能在大部分内地的文学史书写中占一席之地，以确保这些“曾经失散的子女”在文化待遇上不会感到被冷落。但实际上内地和澳门高校，仅仅将澳门文学置于“港澳台文学”的范畴中轻率带过，无法像“台湾文学”或“香港文学”那样成为独立的课程乃至系所。相对于台港文学研究侧重本土意识，检视本土文学和本土历史的盘根错节，澳门文学的书写，更多是一种“自觉的家国想象”，特别强调“华夏根”“岭南情结”与“中华脉络”。换句话说，如果台港文学的本土书写求的是建构“我城=我家”，澳门文学更多是在连结“我国-我家”。
作为一个生于回归过渡期、在澳门长大，在北京和加拿大求学的创作者，我最常处理的命题之一就是“家国想象”。后来我发现许多澳门诗人都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切入方式，或轻或重地处理着同样的议题，又或者说，“家国想象”就是澳门作家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譬如大陆自由行旅客的身影，赌场度假村里的简体字标示，普通话的日渐普及，新闻广播的国歌宣传片等等。
在书写策略上，澳门作家即使不抱着进入内地巿场的野心，也不得不面对本土性和民族性内容的角力，大至书写题材和模式（本土寻根），细至如何选取词汇、语法去表达澳门自身的时候（如“西红柿、西红杮”等带地域色彩的表述），也变成一种回归后的写作挑战。
假若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有什么贡献，“家国想象”的书写大概是其中之一。澳门由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地理条件，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吸引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学家来图谋发展，从内地移居澳门的作家诗人，或从东南亚来澳定居的华侨作家（譬如胡晓风、廖子馨、玉文等），更是当代澳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澳门这个南方一隅回望神州，反而让澳门的诗人作家对民族的理解更全面、深刻、冷静，并透过对本土风物和内地故乡的种种对比、描写、忆述，为澳门文学加添内容和时空上的深度。
澳门八十年代面对政权移交、经济剧变，澳门作家的“家国想象”也因此被激发，诸如廖子馨的《奥戈》、懿灵的《流动岛》，都是本土寻根和思考身份认同的优秀作品。政权回归及赌权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刺激了澳门作家的创作意欲，开拓了澳门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消失。
八九十年代的澳门文学，题材、风格多样;回归以来，代际和派别相对模糊，创作题材却有惊人的相似性，“消失”可说是千禧年初澳门文学作品的母题。这种“在地的乡愁”和城巿化关系紧密，然而怀念的对象并非籍贯相关的“真实故乡”（广东乡村地区）。许多身为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澳门作家，甚至不把澳门视为和身份认同有关的、真正的“精神故乡”—这种“乡愁”的指涉对象更多是八九十年代那个散漫闲适的澳门。与之对比的，往往是赌博与财富带来的改变、关于人事物的缺失（譬如老店铺的生存危机、富裕生活带来的感情背叛、获取经济成果付出的代价、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人情味丢失等）。 书写消逝中的澳门景物，成了澳门散文创作的大宗（如林中英的散文）;对博彩文化和暴富城市磨蚀人性的描写，则是澳门小说的集体奇观（可见诸李宇梁、李尔、寂然等人的小说）。澳门作家对“消失”这一主题的偏爱，既呼应了近年澳门民间浓厚的怀旧情绪，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表现。然而这种写作的自觉因为人情紧密、公民社会未成熟等多重因素，书写者对政治及社会根本问题抱着回避态度，多半流于不痛不痒的冷嘲或浅白的伤感，少见掷地有声的批判。
可惜的是，近年澳门作家面对社会的高速变化，大多落入怀旧的叙事模式，普遍充斥着对旧事物消逝的感叹，却无意进行从个人史梳理本土史的大叙事，以致澳门当代本土书写的深度、厚度和广度上，仍无法和内地的“寻根文学”“乡土书写”“打工/乡愁文学”，乃至台湾近年的“家族史”书写热潮，以及香港的“代际书写”分庭抗礼。
陈润庭：我能理解袁老师您对澳门文学的繁荣充满了写作者的希冀。或许出于潜意识，我以前总觉得一国一地之文学，都需要追求广、深、大。但研究生时赴台交换的经历，一定程度改变了我的看法。文学追求广博与深刻自然没错，但地域文学的“小”，却仿佛更能與所在的土地和活生生的读者之间产生互动。考察一个地域文学的成就，似乎不能单单以文本的“文学高度”论高下。文学生产、活动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文学生态，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在当前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澳门的文学生态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作为六十万人口的小城，澳门人均拥有的报社数量众多，报纸文化副刊版面和发稿量的充足，也给澳门写作者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园地。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等机构单位，也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和资助机制。可以说，在很多内地的文学人看来，澳门作家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创作环境。作为在地的书写者，你对澳门的文学生态有什么看法？
袁绍珊：澳门的文学生态有很多的局限。尽管澳门文学有上述的文化积累和汇合优势，但它所面对的困难更为严峻—底气不足、人才外流、出版及图书市场不成熟、对外推广缺乏，澳门高等学府不把“澳门文学”列为一门课程，文学评论极度欠缺等，都是导致本土文学发展原地踏步的因素。
澳门虽有较大的出版自由，政府资助，铺货容易，没有正规的主流商业机构垄断等相对有利于独立出版的优势，但对于现时华文圈的“独立出版”对多元化、精致化、独立精神的追求和呼唤，澳门许多独立出版制作尚停留于“依赖政府资助”“小圈子分享馈赠”的思维，在质量追求和宣传推广方面仍有待提升。若能突破这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推动更多跨地域的联合出版合作，打通港台两地的发行通路，甚至利用电子书、电子杂志这些新媒介，假以时日，澳门的独立出版绝对有能力与既有的出版模式分庭抗礼，甚至成为华文地区中的独立出版物孵化基地。
澳门的文学创作环境相对于陆港台三地，可算是自由而狭隘的。缺乏专业出版人员，没有规模可言的出版业及图书巿场，澳门文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自娱自乐的氛围。放任无为的艺文环境，换来几乎清一色的纯文学写作;缺乏利益诱因的情况下，创作动机相当纯粹，独立出版盛行。在澳门作家的作品中，甚少看到巿场导向的写作策略，在几乎不考虑读者、编者、学者乃至评论者意见的过程中，个性化写作达到一个令人羡慕的极致。没有巿场淘汰机制、不顾忌点击率、缺乏讨论，澳门作家各自修炼，甚少旗帜鲜明的流派主张，罕闻剑拔弩张的文学论战。
作家在澳门市民眼中，不是一个职业或身份，根本称不上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地位。我所认识的许多澳门文友，即使写作多年，出版过好些集子，也很少自称为作家或诗人，往往谦称“文字创作者”或“写作人”，而且大多使用笔名创作。但他们不全然是卡夫卡式的低调平淡，也会把竞逐两年一度的澳门文学奖或中篇小说征稿看成人生大事;利用互联网把作品广传天下;守着一个六百字的本土报刊专栏一写十几年;把政府资助、社团牵头、印数五百本、送赠为主的作品结集，看成随意派发的名片。
澳门文学刊物屈指可数，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为数不多的两三份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但由于版面篇幅所限，几乎不再刊登连载小说。散文作品介乎于五百至二千字间。新诗以短诗为主，句子简短、断行频密（稿费多以行数计算）。大型的本土文学奖进一步为作者提供了动力，以及创作长诗及中篇小说的契机。如前面所述，澳门没有所谓的“专业或全职作家”，作者无法单靠写作维生，也不似香港台湾的作家能在大学兼教创意写作，或经常从事有报酬的演讲或文学活动策划工作。跨文类创作的情况相当普遍，许多人身兼散文、小说、新诗、旧诗词乃至剧作者等多重身份。业余文学创作，和稿费偏低、发表渠道少、阅读氛围淡薄、出版业不发达、政府及教育界长期对本土文学推广不足等息息相关。
陈润庭：看来澳门文学生态的“繁荣”似乎更像是外地学者出于某种善意的想象。从你对澳门文学生态的观察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你身为澳门作家的焦虑。这让我想到澳门作家韩牧。韩牧曾倡议“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这一倡议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关于澳门文学的形象的讨论一直未曾中断。我记得你也写过《澳门文学形象的省思与书写的突围》《独立·突围》等文章，探讨澳门文学的形象的问题。
袁绍珊：每当讨论起澳门文学，不要说外地人，就是澳门本地人也不知道澳门文学该从何谈起，也不熟悉澳门有什么作家、流派或作品。澳门文学平日不在大众的阅读视野中，往往只是在某段时期因为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因素，才受到外地读者或学界的短暂关注。譬如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就是澳门文学发展的一次机遇，当时许多澳门文学作品以丛书形式在内地出版，同时涌现了许多关于澳门文学史的讨论和研究。进入千禧年以后，澳门文学的热潮退了下来，直至近年，澳门因为经济发展成果非常亮丽，不少人希望透过阅读澳门文学作品，了解澳门的最近发展。但这种突如其来的聚焦，并未能为澳门的文学环境带来建设性的改变。
澳门文学位处中国文学史的边缘位置，是不争的事实和长期的困境，讽刺的是那一席之位的获得，往往不是中原逐鹿的战绩，更多是政治上的特别眷顾。澳门文学甚至成为了“区域文学”中尴尬的缺席者—“台港澳文学”常常被简化成“台港文学”，或是在厚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被一页带过。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的忧虑，诗人韩牧做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呼吁，距今已三十载，但当人们谈论两岸四地华文创作的时候，澳门文学依然面目模糊。要马上说出三个澳门作家及作品的名字，对外地读者可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澳门文学，近乎是一座被众人遗忘，静静被时间吞食的吴哥古迹。
我不认为澳门文学非得要一个什么形象才算成功，試想象，如果“快餐=香港文学”“悲情=台湾文学”的刻板印象建立了，对台港作者只会是一种压抑和伤害。一个地区最好的文学形象，是百变。
韩牧先生所说的“形象”，其实是“分量”。他在《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再发言》中说：“所谓澳门文学，形象如何？我也讲不清楚。如果我手上有几巨册的《澳门新文学大系》，我就可以压在他的双手上，说：形象就在里面，你自己慢慢看吧。……所谓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不但只是取决于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更高的目标也许是，一批各具风格的澳门作家，写出各自的作品，合起来，在读者脑中形成一个比较真实而全面的澳门的面貌。从长远看，我们澳门文学当然不甘于只成为香港的附庸，同样不甘于只成为一个流派。”
直到今天，尽管两岸四地文化商品的跨域传播越来越频繁，澳门文学与陆港台三地的交流依然处于一种“单向输出的不对等关系”，亦即澳门几乎没有对其它地区的文学造成影响。台港澳文学作为区域文学，在华文文学圈面对的更多是影响力的问题。
然而，澳门文学当下最急需的，不是抢占华文文学史的位置，不是迎合数量庞大的华文读者的口味，以便打入大中华巿场。文学是面对时间浪涛冲刷的志业，对先天不足的澳门文学而言，在华文出版市场中突围的可能，不是异域情调的打造及和谐社会的书写，而是在于作家能否深刻地把人性变成本土性，并由此引起普世的共鸣。一个大三巴造型的可爱杏仁饼，可能会引起顾客一时的好奇;但让人难忘，愿意回头一吃再吃的，永远是那些真正实在、足料的杏仁饼。
当下的澳门文学发展受阻的关键，还是来自作者自身—缺乏好奇心、企图心和文学跨域传播的视野，在艺术追求上缺乏工匠精神。过去作者们经常抱怨政府对文学的宣传推广放任无为，导致澳门文学“走不出去”。随着近年赌彩收益增加，文化资源丰沛，宣传增加，对外活动频繁，作者们又抱怨常常跑通告、办讲座占去了宝贵的业余创作时间。内涵质量和宣传推广同样重要，当下的澳门文学要健康发展，走得更远，必需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陈润庭：我发现在你的论述里，常常将港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参照系，从中窥见澳门文学的优势与不足。其实在大陆华文文学研究之中，也常将港澳台三地的文学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基于三地文学的发生形式多为“植入”，而非“根生”（刘登翰语）的共性产生的。但在相对“强势”的港台文学面前，这种并列往往使得澳门文学有被湮没的危险。而澳门文学的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的独特性是确凿无疑的。你生于澳门，求学于北京与多伦多，文学行迹又与台港文学多有交集。在你看来，澳门文学的独特性主要寄寓在什么地方？
袁绍珊：在我看来，澳门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像一个多元文化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我们立足其上，得以清楚看见陆港台文学的风向水流，如何碰撞、汇总、融合，沉淀出肥沃的创作土壤，甚至容许“杂质和沙砾”的存在—如赌博、狎邪、间谍、奇幻等的书写主题。
当我们谈论澳门文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华文文学的流动性和跨域性。以新诗为例，三四十年代大陆的抗日及左翼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思潮，七八十年代大陆的朦胧诗派，乃至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后现代主义诗潮等，对澳门的诗歌都留下不同程度的烙印。而碍于狭隘的发表环境，澳门文学中大量的离岸文学（泛指澳门作家在外地发表出版的作品，以陆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居多），也是两岸四地中较为特殊的集体行为。以诗歌为例，诸如三十及四十年代的德亢、蔚荫、魏奉盘、飘零客，五十年代的李丹、韩牧、华玲，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汪浩瀚、江思扬，八十及九十年代的陶里、苇鸣、凌钝、懿灵、玉文、黄文辉、林玉凤、姚风，以及千禧年以后，贺绫声、卢杰桦等青年诗人的冒起，他们的作品折射了时代的氛围和文学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殖民与后殖民时代复杂的文化状况，与当时的历史进程及价值观的变化息息相关，澳门文学因此具有不容否定的独特性。加上大量南来诗人和东南亚华侨作家因缘际会来到澳门聚居，在语言、思想、文化风俗等方面，经历长期的文化碰撞，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生态和文学内涵，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文文学，乃至陆港台文学有相近也有相异之处，澳门文学因此可以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复杂多元、兼容并蓄的参照。
澳门文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纯文学在赌城这个人性试炼场达至极致。稿费低、零版税、义务演讲、图书市场小（印量三百本是常见之事）、缺乏发行通路，让全职写作变成天方夜谭;但正因为没有销售压力，更让以个人或社团名义向政府申请资助的独立出版十分盛行。言论相对自由，澳门作家有绝佳的条件和视角，用最不考虑市场的纯文学方式，触及华文作家较少关注的主题或禁忌—诸如混血儿及回归后的身份认同，赌博文化的描写，以及全球化下畸形的都巿化进程等（如拉斯维加斯式的模仿与复制）。
鲁迅在1934年的《致陈烟桥》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有四百年历史的澳门文学，何以花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形象”？澳门作家是否都去写博彩文学就能突围而出？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问，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的形象又是什么？是都市文学？乡土写实？不难发现，健康的文学环境，应该鼓励百花齐放，多元发展。
本土写实，长期以来都是澳门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尤其近年澳门作者开始经营外地市场，作品面对外地读者，刻意而为、地标式的本土书写大量出现，风景线有了，却并没有触及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核。澳门作家在书写澳门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迷沼，说到这里，就回到文学的价值这个关键。如果文学不追求深度，那么文学作品和政府旅游局三十秒的宣传广告片又有什么两样呢？
陈润庭：你对于澳门文学现状的担忧与批评具体而深刻。我记得你对澳门文学的未来，曾提出澳门文学应该“跨域筑梦”。这与学者朱寿桐“走出误解中的澳门文学的低门槛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对不断发展中的汉语新文学，信心百倍地为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做出带有澳门经验和地域色彩的贡献”的说法有相通之处。我想，澳门文学的未来应该立足对“在地”的挖掘与坚守。但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文化位置，澳门文学的未来之路，应该是在混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下不断探索，流动不息，内外兼收的文化实践。面对未来，你对澳门文学有什么建议或者设想吗？
袁绍珊：我是非常热爱澳门的，也希望澳门的文学能够更好地表达这座城市的经验与荣光。我在这里简单谈几点。首先，扩大本土书写及“家国想象”的可能性。如何让澳门文学在本土和跨域传播中受到重视？我们该怎样把握因特殊政治待遇和经济影响力而来的目光，并迎接可能因珠三角融合而消失的文化优势？当大陆、香港、台湾乃至海外华侨作家，都在以
不同形式探索“家国书写”的可能性时，澳门作家如何摆脱既定的文化论述或抒情方式，忠于自己忠于现实，写出澳门独一无二的真实故事？这都是许多澳门作家在思考的课题。而更多样、更自由的“家国想象”，才有可能为当代的澳门本土书写提供新的出路;其次，从瞪着肚脐到放眼世界，别辜负了这个“大时代”给予的机遇。如果澳门作家只是沾沾自喜于城市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光环，却不思索二十一世纪澳门所面对的多元文化的复杂性，譬如美国赌场文化的引入、外佣对澳门家庭的影响等触目所及的社会议题，会是多么辜负了这个“大时代”给予的机遇。澳门小说家李宇梁的《上帝之眼》、邓晓炯的《迷魂》等，很精彩地展示了作家如何在三十多平方公里的狭小都市生活空间，利用多元的都市现实和厚重的历史题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澳门。我期待更多澳门作家，关注千禧年以来的澳门百态，思考澳门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第三，扶持澳门文学评论、翻译、出版、补助，加强推广。我期待更多评论家关注澳门文学，学界、政府推动澳门文学史料整理、澳门文学评论、翻译、出版、补助，加强澳门文学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