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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出于绝对的文化优越感，不仅是清政府，包括绝大部分士绅依然还是以“天朝上国”的心态蔑视这群来自“蛮夷”之邦的“红毛鬼子”。而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却开始通过译报了解西方这个陌生的世界，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的维新派，历史艰难曲折地前进着，王韬、郑观应等已不仅仅要求了解、学习西方在武器方面的“长技”，而是大力提倡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不同程度的“西化”。
国人早期译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始
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鸦片战争进行之时，他就已开始注意了解、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情况。林则徐为了解夷情，制定准备之方，“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可见，此时期的林则徐已经注意到报刊这一新兴媒介。他在致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也。”②
尽管林则徐将外人所办近代报刊错误地视为内地塘报，但他对报刊具有传递消息的功能，时效性较强的特性的认识非常准确。报刊成为林则徐了解“夷情”的重要工具。从 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新加坡自由报》、《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
林则徐通过译书、译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行为，影响并带动了一批觉醒人物如魏源、姚莹、徐继畲等。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就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海国图志》中曾参考传教士报刊如《东西洋考》多处，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处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羡慕，可以看到此时期教会报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夸耀对他的影响。姚莹则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仿效林则徐译“夷书”、“夷信”。其他如冯桂芬、梁启超等也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道路。虽然林则徐的译书活动最终被道光帝一纸圣旨扼杀，译书所得的资料情报仍然增进了国人对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方面的了解。译书活动开了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对近代思想界起了宝贵的启蒙作用。当然，无论是《澳门新闻纸》中原汁原味的译稿，还是《澳门月报》中的修改稿，都不对外发行。这样的译报跟中国人真正创办报纸显然还有着一段距离，但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推动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国人自办报刊：早期维新思想家舆论阵地的雏形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古老、昏睡的帝国面临着外患内忧日趋严重的危机。于是，打着“求强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发生。尽管大多洋务派还没有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纳入他们取法的视野，但洋务运动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发打开了一个通风口。与洋务运动同时，早期的维新派也开始认识到西方报刊的功能，充分利用洋务运动带来的改革风潮，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报业，或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物质文明、政治制度的介绍，能起到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包括黄胜、伍廷芳、何启、容闳、唐廷枢、王韬等人，他们都因来自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区，大多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后到西方留学或游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目睹外人的侵略践踏，纷纷奋起宣传政治改革。他们积极投身报业，掀起了中国人自办报纸，利用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改革自强的风潮。
清末民初杰出的政坛人物伍廷芳，早年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因其在清朝末年担任驻外大使时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外交才能，伍廷芳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第一份近代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则是经伍廷芳提议并由他主持而创办于香港的。《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是《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是英文《孖剌报》（The Daily Press）附设的中文版，大约创刊于1857年11月3日。③这份以“船头”和“货价”为中心内容的报纸，在1864年至1865年间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
《香港华字日报》是现存最早的一份中国日报。其前身为英文《德臣报》（The China Mail）于1871年3月出版的中文附页《中外新闻七日报》，《中外新闻七日报》由《德臣报》主笔陈蔼廷创办。1872年4月17日《中外新闻七日报》易名为《香港华字日报》。陈蔼廷曾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这无疑为他创办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与早期的维新派关系密切，伍廷芳和何启是他的亲戚，二人给予了报社极大的资助。在王韬编辑《普法战纪》时，陈蔼廷曾是他的主要合作者。面临外敌入侵，陈蔼廷认为“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而要强国必先醒民”④。所以他殷切地期望有一份“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的中文报，凭借报纸媒介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对西方事物的介绍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
《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由华人担任主笔，且由华人单独主持，拥有一切营业权利，但毕竟其产权仍归外商所有。1874年2月4日，在黄胜和伍廷芳的帮助下，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发刊于香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创设。其启事称：“本局创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中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⑤《循环日报》成为香港第一份纯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近代化日报。王韬也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创办报刊在中外获得声望的人。
王韬可以说是既饱含中国传统经学素养，又有着西方文化亲身经历的第一人。寓居香港、游历欧洲，让王韬的思想变化很大。尤其是在国外度过的三年时间里，王韬参观了英、法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印刷厂以及国会，目睹了报刊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青年时期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王韬逐渐转而变成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他选中了办报作为他的职业，利用报刊积极宣传变法自强，希望借助报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收进了他自定的《弢园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很快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型报纸，并且成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为宣传变法而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与《循环日报》同年，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发起、唐廷枢等“捐款首倡”、郑观应等参与，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报纸——《汇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西方新式教育不仅让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而且促使他萌生改革中国政治的信念。容闳积极投身报业，希望通过报刊刊载时务以开启民智、改变中国腐败的状况。容闳不仅“倡立馆规”，而且还亲自承办机器。《汇报》的另两位重要参与者唐廷枢、郑观应均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代表。该报同年9月1日改名为《彙报》。改名后的《彙报》重申将继续登载有关时务文章的立场，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言论较易名前尤为增多。
继香港、上海之后，19世纪80年代，广州也出现了国人自办的报纸。最早的一家是1884年4月18日创刊的《述报》。从其宣传内容看，不仅大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还针对中法战争发表了大量对时事的看法，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媒介表明自己抗敌御侮的鲜明的爱国立场。其后，1886年6月24日，《广报》创刊于广州。《广报》对政治的指摘，对官吏的抨击，表达了早期维新派对官府查禁报刊限制言论自由的不满。
结语
对政治的不满或是要求改革政治的言论，历朝历代都有人慷慨激言地陈述过，但毕竟发表的渠道有限。在国外传媒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意识到报纸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利用报纸这一媒介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早期维新派先后在香港、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创办了20多家近代化报刊。这些报刊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几家外，其他的大多刊行时间不是很长，销量也不是很大，在社会上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批报刊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承载了早期维新派宣传变法，要求改革政治，发展民权思想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它让早期维新派找到了发表、扩散自己言论的讲台。郑观应、何启、伍廷芳、王韬等早期维新派活跃在各个报刊阵地，并且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互相支持、互通声气、紧密合作，这充分说明了这批报刊已经开始充当早期维新派的喉舌，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已具雏形。同时，早期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使国人逐步认识到兴办报刊的重要性，为紧承的维新运动时期办报高潮的到来打响了前奏。（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近代报刊的传播主体——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及其民权宣传》的研究成果，项目号：2009000121）
注 释：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8页。
②杨国桢编：《林则徐书柬》，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③注：初创时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早已散佚，此创刊日期是新加坡学者根据他发现的1859年2月3日第197号《香港船头货价纸》推算出来的。见卓南生[新加坡]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④柯文[美]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⑤《本局告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视觉传播研究所）
编校：赵 亮
国人早期译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始
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鸦片战争进行之时，他就已开始注意了解、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情况。林则徐为了解夷情，制定准备之方，“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可见，此时期的林则徐已经注意到报刊这一新兴媒介。他在致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也。”②
尽管林则徐将外人所办近代报刊错误地视为内地塘报，但他对报刊具有传递消息的功能，时效性较强的特性的认识非常准确。报刊成为林则徐了解“夷情”的重要工具。从 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新加坡自由报》、《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
林则徐通过译书、译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行为，影响并带动了一批觉醒人物如魏源、姚莹、徐继畲等。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就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海国图志》中曾参考传教士报刊如《东西洋考》多处，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处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羡慕，可以看到此时期教会报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夸耀对他的影响。姚莹则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仿效林则徐译“夷书”、“夷信”。其他如冯桂芬、梁启超等也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道路。虽然林则徐的译书活动最终被道光帝一纸圣旨扼杀，译书所得的资料情报仍然增进了国人对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方面的了解。译书活动开了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对近代思想界起了宝贵的启蒙作用。当然，无论是《澳门新闻纸》中原汁原味的译稿，还是《澳门月报》中的修改稿，都不对外发行。这样的译报跟中国人真正创办报纸显然还有着一段距离，但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推动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国人自办报刊：早期维新思想家舆论阵地的雏形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古老、昏睡的帝国面临着外患内忧日趋严重的危机。于是，打着“求强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发生。尽管大多洋务派还没有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纳入他们取法的视野，但洋务运动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发打开了一个通风口。与洋务运动同时，早期的维新派也开始认识到西方报刊的功能，充分利用洋务运动带来的改革风潮，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报业，或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物质文明、政治制度的介绍，能起到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包括黄胜、伍廷芳、何启、容闳、唐廷枢、王韬等人，他们都因来自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区，大多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后到西方留学或游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目睹外人的侵略践踏，纷纷奋起宣传政治改革。他们积极投身报业，掀起了中国人自办报纸，利用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改革自强的风潮。
清末民初杰出的政坛人物伍廷芳，早年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因其在清朝末年担任驻外大使时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外交才能，伍廷芳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第一份近代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则是经伍廷芳提议并由他主持而创办于香港的。《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是《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是英文《孖剌报》（The Daily Press）附设的中文版，大约创刊于1857年11月3日。③这份以“船头”和“货价”为中心内容的报纸，在1864年至1865年间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
《香港华字日报》是现存最早的一份中国日报。其前身为英文《德臣报》（The China Mail）于1871年3月出版的中文附页《中外新闻七日报》，《中外新闻七日报》由《德臣报》主笔陈蔼廷创办。1872年4月17日《中外新闻七日报》易名为《香港华字日报》。陈蔼廷曾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这无疑为他创办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与早期的维新派关系密切，伍廷芳和何启是他的亲戚，二人给予了报社极大的资助。在王韬编辑《普法战纪》时，陈蔼廷曾是他的主要合作者。面临外敌入侵，陈蔼廷认为“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而要强国必先醒民”④。所以他殷切地期望有一份“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的中文报，凭借报纸媒介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对西方事物的介绍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
《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由华人担任主笔，且由华人单独主持，拥有一切营业权利，但毕竟其产权仍归外商所有。1874年2月4日，在黄胜和伍廷芳的帮助下，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发刊于香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创设。其启事称：“本局创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中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⑤《循环日报》成为香港第一份纯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近代化日报。王韬也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创办报刊在中外获得声望的人。
王韬可以说是既饱含中国传统经学素养，又有着西方文化亲身经历的第一人。寓居香港、游历欧洲，让王韬的思想变化很大。尤其是在国外度过的三年时间里，王韬参观了英、法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印刷厂以及国会，目睹了报刊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青年时期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王韬逐渐转而变成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他选中了办报作为他的职业，利用报刊积极宣传变法自强，希望借助报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收进了他自定的《弢园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很快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型报纸，并且成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为宣传变法而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与《循环日报》同年，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发起、唐廷枢等“捐款首倡”、郑观应等参与，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报纸——《汇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西方新式教育不仅让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而且促使他萌生改革中国政治的信念。容闳积极投身报业，希望通过报刊刊载时务以开启民智、改变中国腐败的状况。容闳不仅“倡立馆规”，而且还亲自承办机器。《汇报》的另两位重要参与者唐廷枢、郑观应均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代表。该报同年9月1日改名为《彙报》。改名后的《彙报》重申将继续登载有关时务文章的立场，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言论较易名前尤为增多。
继香港、上海之后，19世纪80年代，广州也出现了国人自办的报纸。最早的一家是1884年4月18日创刊的《述报》。从其宣传内容看，不仅大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还针对中法战争发表了大量对时事的看法，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媒介表明自己抗敌御侮的鲜明的爱国立场。其后，1886年6月24日，《广报》创刊于广州。《广报》对政治的指摘，对官吏的抨击，表达了早期维新派对官府查禁报刊限制言论自由的不满。
结语
对政治的不满或是要求改革政治的言论，历朝历代都有人慷慨激言地陈述过，但毕竟发表的渠道有限。在国外传媒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意识到报纸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利用报纸这一媒介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早期维新派先后在香港、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创办了20多家近代化报刊。这些报刊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几家外，其他的大多刊行时间不是很长，销量也不是很大，在社会上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批报刊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承载了早期维新派宣传变法，要求改革政治，发展民权思想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它让早期维新派找到了发表、扩散自己言论的讲台。郑观应、何启、伍廷芳、王韬等早期维新派活跃在各个报刊阵地，并且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互相支持、互通声气、紧密合作，这充分说明了这批报刊已经开始充当早期维新派的喉舌，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已具雏形。同时，早期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使国人逐步认识到兴办报刊的重要性，为紧承的维新运动时期办报高潮的到来打响了前奏。（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近代报刊的传播主体——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及其民权宣传》的研究成果，项目号：2009000121）
注 释：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8页。
②杨国桢编：《林则徐书柬》，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③注：初创时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早已散佚，此创刊日期是新加坡学者根据他发现的1859年2月3日第197号《香港船头货价纸》推算出来的。见卓南生[新加坡]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④柯文[美]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⑤《本局告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视觉传播研究所）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