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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评被称为学术风气的一面镜子、学术的守夜人、学界讯息和研究前沿的风向标、年轻学者介入学术的敲门砖、学术走向大众的必由之路。然而，如此重要的学术书评却不受人待见：很多学者既不擅长写书评，更不愿意写书评。早在二000年，史末就在《倡导学术书评》一文中分析，在学术领域中，书评就像一个在窗外探头探脑的野孩子，没有正式身份，没有正式名义，在时而尊重时而嘲弄的目光中，尴尬是与它最常伴随的情境。“野孩子也有春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乾将书评作为研究课题，到邓正来创办《中国书评》尝试为学术共同体立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书评“走红”到之后很多期刊弃之如敝屣，学术书评虽未消亡，却始终在学术边缘“聊备一格”地活着，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小摆设”。
一九三七年，沈从文以谜语的方式道出书评的两难困境：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之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书评的定位，它是一种“学术小品文”，是指在阅读专业著作的过程中，将所思、所想、所评记录下来的一种文体。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学术书评的对象是以在思想、学术、艺术、科技等领域进行严肃探索为目的的书籍;其内容是对所评书籍的一切探索和所取得成果做出反应与合理评价，并给以定位;作者群是相对而言的专家，对所评书籍涉及领域有一定的发言权。
基于自己的编辑工作实践，我认为，学术书评是基于学术史的视域，与所评学术著作的作者进行对话与争鸣的一种交流方式。既然是交流，必然有来有往。如陈寅恪先生对待古人学说之态度：必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表一种同情，方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以书为媒，跨越古今、中外、地域之界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说明这是一场严肃的学术活动。首先，如何选书是一门学问。论文集、拥有多个作者的著作、教材以及研究报告，不应是严肃的学术书评所考虑之列。如果不考虑经典著作，它针对的最好是两年内出版，代表作者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具有一定创见的专业学术著作。
其次，评什么比较关键。是把作者的观点照抄一遍，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抑或对著作结构“指手画脚”，均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好的学术书评不可能见书不见人，见骨架不见思想，见作者不见评者或者只见评者不见作者。它最能体现评者与作者的个性和学术特色，让人读起来感觉既谦虚又不失尊严，既独立又能做到“了解之同情”，既有文采又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如此看来，学术书评撰写之难，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不过，这一步恰恰又是通往学术征途的必由之路。因为严肃、认真、专业的学术书评，就像一把尺子，丈量出好的研究、坏的研究、一般的研究的分水岭。如此这般，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便凸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好的研究并不等于正确的研究。一本学术著作如果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新方法，通篇都是正确的废话和“A B C D”的文字游戏，这样的书既没有读的必要，更没有被评的资本。
学术书评怎么评？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常常陷入两难困境。皇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的著作，用不到万言乃至三四千字精准表达其主旨，常常让人无从下手。虽然好的学术书评能掀起讨论的风波，但是既为“评”，便脱不开“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干系。什么样的话才算是公道话？自然离不开评者的学识修养。真正称得上批评家的应该是一个不偏不倚、无意气的分析者。不偏不倚即公平，无意气即客观。学术书评最忌讳把话说满，什么“填补空白”“力作、典范之作”“新创见、新思考”等评价时常见诸报端。学术共同体不是“你好我好他也好”的“说大话共同体”“吹捧共同体”。对待书评这件事上，有的学者采取不主动、不拒绝、不批评的不负责任态度。尤其是一些学者，在功成名就后不再爱惜自己的羽毛，别说展开批评性的评价，可能连书的影子都没见过，只是让作者写好书评，再打个招呼署上自己的大名。还有一些人明明是门外汉，却热衷于给内行挑毛病，这个字错了，那个注释有问题，明明是学界公断却非要另起炉灶、哗众取宠，结果贻笑大方。这显然都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那么，对待学术書评究竟应持何种态度呢？肯定不是功利的态度，不是敷衍的态度，不是虚浮的态度。做学问就是做人，首先是恭敬的态度。受人之邀为“拙作”评点，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和认可，意味着作者至少将评者放在相似的认知水平，相信彼此能够以文字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是被作者奉为知音和挚友的人。这样一种信任，有责任心的学人自当以恭敬的态度回报。还有一种求教的意识。每个人均有自己的认知局限，能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这就要看作者有无谦虚之心，评者能否独具慧眼。叶圣陶在《我如果是一个作者》中就感慨：“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大公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由此可见，越是得意之作越希望受人关注，反而是连自己都瞧不上的作品才害怕别人去挑毛病。
其次是正直的态度。正直的治学态度衡量一位学者能否在“千夫诺诺”之时，做到“一士之谔谔”。它本是学者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优良品质，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文化心理的制约，敢于诤言的人越来越少，更不用说去质疑名家。学术探索永无止境，任何研究领域都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正确的治学态度，是敢于接受别人对自己观点的批评。否则，学问做得再深奥，也难逃自说自话的孤独境遇。而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唯唯诺诺的心态亦无法助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只有敢于接受他人质疑，才是一个自信且成熟的学者，这样的学术才是有尊严的学术。
再次是批判的态度。邓正来在《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一文中提出，在对论著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从知识脉络、思维方式、论证效力、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对它们进行有助益于知识增量的严肃的评论或批判，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推进知识的增量和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是学术书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不过，在现实中批评中肯的学术书评极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是彬彬有礼地“约法三章”，以一句“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作转折，急转直下的就是缺点罗列。再如《历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发表的葛剑雄、曹树基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标题便直抒胸臆，质疑这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不留情面地判断它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引发学界争鸣。学术场域的封闭性更需要活跃的学术批评。只有破除门阀与偏见，鼓励学术争鸣、维护学术公平，才能涵养良好的学术风气，培养中国学术创新的宝贵土壤。 最后是享受的态度。爱书之人更乐意写书评，好的评者既享受阅读之乐趣，亦享受分享之畅快。他必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具有蓬勃的生命状态，其笔下的文字也是生龙活虎、充满生机的。一如钱锺书笔下的《管锥编》，各种读书笔记仿佛“活物”，心蕴优雅、瞬绽光华，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流动性、生成性和思辨性。
无用之用，是指没有很强的操作性，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具有指导性和宏观性。《道德经》里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形的东西起着方便的作用，无形的东西才真正发挥作用。西方世界同样认可这一道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冯·艾兴多夫在《一个无用的人的生涯》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乡村磨坊主的儿子不愿与粗鄙之人有牵连，整天耽于梦幻，喜欢唱歌、拉小提琴，被父亲斥为“无用人”。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纯真和艺术，不混世流俗，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田园世界的幸福。只有那个庸俗的现实把他当作“无用人”，因为他搞的是“不能挣钱的艺术”。作家讽刺了一个庸庸碌碌、急功近利的现实。小说中的“无用人”是不愿附和现实生活秩序的流浪者，争取的是自然之美与人的尊严。
无用之学问是有根之学问。一棵树越要向上生长，它的根就越要向下扎。做有根的学问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过去，学人常自诩做学问是一项“甘坐冷板凳”的事业。如今的情形已然不同。学术被物化为各种绩效指标，学者在科研评价体系的指揮棒下，成为压力最大、最忙碌、最热衷于交际的群体之一。学术会议扎堆举行、学术成果泡沫浮现、学术不端屡禁不止，学者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晦庵先生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如若执著于其他，便是入了歪门邪道，动摇了治学的初心和根本。历史学者熊月之二00五年接受采访时也曾发出肺腑之言：不要期望历史学很热闹，很热闹是不正常的，在中国历史上很热闹时期只有“文革”时期，那其实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如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学术研究非但没有沉淀下来，反而越来越热了。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国家日益强盛，文化自信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科研成果攻关取得重大进展，我国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学历“内卷”、创新能力不足、学术生涯短平快的现象。学术研究本是一项高度个性化、创造化的事业。治学根基当为无用之兴趣和爱好，学者讲究的是文字修行，以闲适心态生活，以无用之眼格物，以文字之器致知。学术浮躁的根源本质是科学主义盛行。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一切皆套路”，凡事皆可找到学习的路径和训练方法，做学问也不例外。按照规定逻辑可以批量化生产垃圾论文，却生产不了批量化的爱因斯坦。其本质是速成、训练螺丝钉，培养不了大学问家。前贤如王国维讲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境界;梁漱溟把做学问归纳出八境界，认为在形成主见、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融会贯通、知不足、以简御繁、运用自如后，才能达到一览众山小、通透之境界。现代学人童庆炳以四种“入”和“出”阐述学术研究的表达方法：浅入深出、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以上均表明治学更像是一门艺术，有不同的境界和美感。远离套路，才能坚守学问之初心，达致治学之崇高境界。
无用之学问是有趣之学问。书是作品，关乎文艺的趣味。文艺的趣味不同，书评就有“个别的差异”，但只要是新鲜的、中肯的，自然也是令人欢喜的。在常人看来，学术著作总是板着一副面孔，除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外，其他领域的人极少关注，学者在孜孜矻矻中很难保持治学趣味。梁启超很早便认识到这一点，他劝导儿子梁思成在学习建筑绘画专业的同时，寻求一些其他兴趣和爱好，以让自己的专业坚持下去。他认为兴趣与爱好是人“烂漫向荣”的长处，每当趣味转过新方面，便如换个新生命，就像朝旭升天、新荷出水。做学问如同一场探险。从问题出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再不断遇到各式各样新的问题。每往深处走一些，便是“趣味转向新方面”，需要涉猎更多领域的知识，学问由此得以融会贯通。这也是今日我们倡导“新文科”的意义所在。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老学究”，而是既有学识，又能在现实的琐碎中过诗意人生和审美人生的智者。换一条轨道、随性写一些“无用”的学术书评，有利于活跃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在枯燥的学术研究中活泼自己的性情，永葆研究之热情。
无用之学问是大众之学问。无用和有用从来不是绝对的。对于学者而言，发表大量论文是有用的，但它们对大众是无用的;撰写学术书评的价值可能不如出一本专著、发一篇“核心”，但它们对于大众来说是有用的。现代社会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精致的学术语言、越来越严格的学术规范，易使得专业研究脱离现实。如果学术只能待在象牙塔里，不落地、不化为本民族的人文素养，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
学术大众化实际上是学术化大众。这个“化”有教化、感化的意思，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入、化入。有学者质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众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专业、专家就意味着它是小众之学，一味地迎合大众，就会失去学术这个魂而流于“庸俗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以平等之心理解大众。如果将大众定位为恶俗，那么学术大众化只能走恶俗之路;如果对平凡持敬畏之心，那么我们就会想到，任何一项影响世界的技术和科研成果，最终都是为人类谋福祉。所谓大俗即大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真正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然就不会将学术书评看作“二等公民”了。
学术书评的两难困境
一九三七年，沈从文以谜语的方式道出书评的两难困境：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之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书评的定位，它是一种“学术小品文”，是指在阅读专业著作的过程中，将所思、所想、所评记录下来的一种文体。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学术书评的对象是以在思想、学术、艺术、科技等领域进行严肃探索为目的的书籍;其内容是对所评书籍的一切探索和所取得成果做出反应与合理评价，并给以定位;作者群是相对而言的专家，对所评书籍涉及领域有一定的发言权。
基于自己的编辑工作实践，我认为，学术书评是基于学术史的视域，与所评学术著作的作者进行对话与争鸣的一种交流方式。既然是交流，必然有来有往。如陈寅恪先生对待古人学说之态度：必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表一种同情，方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以书为媒，跨越古今、中外、地域之界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说明这是一场严肃的学术活动。首先，如何选书是一门学问。论文集、拥有多个作者的著作、教材以及研究报告，不应是严肃的学术书评所考虑之列。如果不考虑经典著作，它针对的最好是两年内出版，代表作者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具有一定创见的专业学术著作。
其次，评什么比较关键。是把作者的观点照抄一遍，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抑或对著作结构“指手画脚”，均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好的学术书评不可能见书不见人，见骨架不见思想，见作者不见评者或者只见评者不见作者。它最能体现评者与作者的个性和学术特色，让人读起来感觉既谦虚又不失尊严，既独立又能做到“了解之同情”，既有文采又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如此看来，学术书评撰写之难，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不过，这一步恰恰又是通往学术征途的必由之路。因为严肃、认真、专业的学术书评，就像一把尺子，丈量出好的研究、坏的研究、一般的研究的分水岭。如此这般，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便凸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好的研究并不等于正确的研究。一本学术著作如果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新方法，通篇都是正确的废话和“A B C D”的文字游戏，这样的书既没有读的必要，更没有被评的资本。
学术书评怎么评？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常常陷入两难困境。皇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的著作，用不到万言乃至三四千字精准表达其主旨，常常让人无从下手。虽然好的学术书评能掀起讨论的风波，但是既为“评”，便脱不开“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干系。什么样的话才算是公道话？自然离不开评者的学识修养。真正称得上批评家的应该是一个不偏不倚、无意气的分析者。不偏不倚即公平，无意气即客观。学术书评最忌讳把话说满，什么“填补空白”“力作、典范之作”“新创见、新思考”等评价时常见诸报端。学术共同体不是“你好我好他也好”的“说大话共同体”“吹捧共同体”。对待书评这件事上，有的学者采取不主动、不拒绝、不批评的不负责任态度。尤其是一些学者，在功成名就后不再爱惜自己的羽毛，别说展开批评性的评价，可能连书的影子都没见过，只是让作者写好书评，再打个招呼署上自己的大名。还有一些人明明是门外汉，却热衷于给内行挑毛病，这个字错了，那个注释有问题，明明是学界公断却非要另起炉灶、哗众取宠，结果贻笑大方。这显然都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正态度活风气
那么，对待学术書评究竟应持何种态度呢？肯定不是功利的态度，不是敷衍的态度，不是虚浮的态度。做学问就是做人，首先是恭敬的态度。受人之邀为“拙作”评点，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和认可，意味着作者至少将评者放在相似的认知水平，相信彼此能够以文字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是被作者奉为知音和挚友的人。这样一种信任，有责任心的学人自当以恭敬的态度回报。还有一种求教的意识。每个人均有自己的认知局限，能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这就要看作者有无谦虚之心，评者能否独具慧眼。叶圣陶在《我如果是一个作者》中就感慨：“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大公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由此可见，越是得意之作越希望受人关注，反而是连自己都瞧不上的作品才害怕别人去挑毛病。
其次是正直的态度。正直的治学态度衡量一位学者能否在“千夫诺诺”之时，做到“一士之谔谔”。它本是学者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优良品质，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文化心理的制约，敢于诤言的人越来越少，更不用说去质疑名家。学术探索永无止境，任何研究领域都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正确的治学态度，是敢于接受别人对自己观点的批评。否则，学问做得再深奥，也难逃自说自话的孤独境遇。而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唯唯诺诺的心态亦无法助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只有敢于接受他人质疑，才是一个自信且成熟的学者，这样的学术才是有尊严的学术。
再次是批判的态度。邓正来在《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一文中提出，在对论著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从知识脉络、思维方式、论证效力、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对它们进行有助益于知识增量的严肃的评论或批判，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推进知识的增量和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是学术书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不过，在现实中批评中肯的学术书评极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是彬彬有礼地“约法三章”，以一句“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作转折，急转直下的就是缺点罗列。再如《历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发表的葛剑雄、曹树基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标题便直抒胸臆，质疑这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不留情面地判断它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引发学界争鸣。学术场域的封闭性更需要活跃的学术批评。只有破除门阀与偏见，鼓励学术争鸣、维护学术公平，才能涵养良好的学术风气，培养中国学术创新的宝贵土壤。 最后是享受的态度。爱书之人更乐意写书评，好的评者既享受阅读之乐趣，亦享受分享之畅快。他必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具有蓬勃的生命状态，其笔下的文字也是生龙活虎、充满生机的。一如钱锺书笔下的《管锥编》，各种读书笔记仿佛“活物”，心蕴优雅、瞬绽光华，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流动性、生成性和思辨性。
无用之学问方显态度
无用之用，是指没有很强的操作性，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具有指导性和宏观性。《道德经》里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形的东西起着方便的作用，无形的东西才真正发挥作用。西方世界同样认可这一道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冯·艾兴多夫在《一个无用的人的生涯》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乡村磨坊主的儿子不愿与粗鄙之人有牵连，整天耽于梦幻，喜欢唱歌、拉小提琴，被父亲斥为“无用人”。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纯真和艺术，不混世流俗，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田园世界的幸福。只有那个庸俗的现实把他当作“无用人”，因为他搞的是“不能挣钱的艺术”。作家讽刺了一个庸庸碌碌、急功近利的现实。小说中的“无用人”是不愿附和现实生活秩序的流浪者，争取的是自然之美与人的尊严。
无用之学问是有根之学问。一棵树越要向上生长，它的根就越要向下扎。做有根的学问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过去，学人常自诩做学问是一项“甘坐冷板凳”的事业。如今的情形已然不同。学术被物化为各种绩效指标，学者在科研评价体系的指揮棒下，成为压力最大、最忙碌、最热衷于交际的群体之一。学术会议扎堆举行、学术成果泡沫浮现、学术不端屡禁不止，学者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晦庵先生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如若执著于其他，便是入了歪门邪道，动摇了治学的初心和根本。历史学者熊月之二00五年接受采访时也曾发出肺腑之言：不要期望历史学很热闹，很热闹是不正常的，在中国历史上很热闹时期只有“文革”时期，那其实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如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学术研究非但没有沉淀下来，反而越来越热了。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国家日益强盛，文化自信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科研成果攻关取得重大进展，我国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学历“内卷”、创新能力不足、学术生涯短平快的现象。学术研究本是一项高度个性化、创造化的事业。治学根基当为无用之兴趣和爱好，学者讲究的是文字修行，以闲适心态生活，以无用之眼格物，以文字之器致知。学术浮躁的根源本质是科学主义盛行。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一切皆套路”，凡事皆可找到学习的路径和训练方法，做学问也不例外。按照规定逻辑可以批量化生产垃圾论文，却生产不了批量化的爱因斯坦。其本质是速成、训练螺丝钉，培养不了大学问家。前贤如王国维讲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境界;梁漱溟把做学问归纳出八境界，认为在形成主见、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融会贯通、知不足、以简御繁、运用自如后，才能达到一览众山小、通透之境界。现代学人童庆炳以四种“入”和“出”阐述学术研究的表达方法：浅入深出、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以上均表明治学更像是一门艺术，有不同的境界和美感。远离套路，才能坚守学问之初心，达致治学之崇高境界。
无用之学问是有趣之学问。书是作品，关乎文艺的趣味。文艺的趣味不同，书评就有“个别的差异”，但只要是新鲜的、中肯的，自然也是令人欢喜的。在常人看来，学术著作总是板着一副面孔，除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外，其他领域的人极少关注，学者在孜孜矻矻中很难保持治学趣味。梁启超很早便认识到这一点，他劝导儿子梁思成在学习建筑绘画专业的同时，寻求一些其他兴趣和爱好，以让自己的专业坚持下去。他认为兴趣与爱好是人“烂漫向荣”的长处，每当趣味转过新方面，便如换个新生命，就像朝旭升天、新荷出水。做学问如同一场探险。从问题出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再不断遇到各式各样新的问题。每往深处走一些，便是“趣味转向新方面”，需要涉猎更多领域的知识，学问由此得以融会贯通。这也是今日我们倡导“新文科”的意义所在。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老学究”，而是既有学识，又能在现实的琐碎中过诗意人生和审美人生的智者。换一条轨道、随性写一些“无用”的学术书评，有利于活跃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在枯燥的学术研究中活泼自己的性情，永葆研究之热情。
无用之学问是大众之学问。无用和有用从来不是绝对的。对于学者而言，发表大量论文是有用的，但它们对大众是无用的;撰写学术书评的价值可能不如出一本专著、发一篇“核心”，但它们对于大众来说是有用的。现代社会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精致的学术语言、越来越严格的学术规范，易使得专业研究脱离现实。如果学术只能待在象牙塔里，不落地、不化为本民族的人文素养，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
学术大众化实际上是学术化大众。这个“化”有教化、感化的意思，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入、化入。有学者质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众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专业、专家就意味着它是小众之学，一味地迎合大众，就会失去学术这个魂而流于“庸俗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以平等之心理解大众。如果将大众定位为恶俗，那么学术大众化只能走恶俗之路;如果对平凡持敬畏之心，那么我们就会想到，任何一项影响世界的技术和科研成果，最终都是为人类谋福祉。所谓大俗即大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真正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然就不会将学术书评看作“二等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