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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京津沪深四大城市开始推行无公害蔬菜，而这只是农业部雄心勃勃的“无公害食品行动”的一个开端。近日，农业部要求将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力争用５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而此前公布的时间表是8年。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盘梳理。一个计划是，科技部正在就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进行招标，重点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中的关键检测、控制和监测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项目也开始启动。另外，一部分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开始起草《中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吴永宁和陈君石都是参与者，据称，这将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阶段“菜篮子”工作要加快实现由比较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保证卫生和安全转变，真正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
这也可视为中国的食物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要把食物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政策。”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方权教授说。
据梅方权教授的研究，美国生态农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常规农业产量的44％～50％。原联邦德国的研究，无污染食品一般减产20％～30％。“生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也就无法提高食品产量。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要为食物污染付出很高的代价。”梅方权教授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食物安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正在由长期食物短缺转向食物相对剩余时期，正在由主要解决食物供需安全问题的时期转向主要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时期。”梅方权由概念入手解释了这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换而言之，人们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变，这是矛盾的根源。
但是，我们，包括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梅方权指出：“全球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还不能支付超过普通食品价格40％～50％的额外支出。”显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在此列。所谓“有机蔬菜”和“绿色蔬菜”近年来在各地都是赔本赚吆喝，即是一个证明。
吴永宁说，最近欧盟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上提出，将牛奶当中的黄曲霉素由0．5ｐｐｍ降到0．05ｐｐｍ，这也就意味着得用人吃的粮食来喂牛。“但这样能保护多少人？相当于10亿人当中少两个肝癌患者。”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世界粮食问题首先仍然是分配得不合理。
所以，吴永宁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的目标，一种是保护到不出现危害为止，第二种是对潜在的危害也要防止。但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与国家的国力、科技水平和社会供应的充足程度有关。“我们的安全保障水平与我们的国力是相称的。”
“要找到一个适宜自己国情的平衡点。安全的概念，在政府、学者和消费者眼中并不是一致的。”吴永宁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希望是零危险，但这是不存在的。“食物都是人们经过数千年选择而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当然也可能有外界加入的不安全因素。但如果不比原来的食品更有问题，就应该是安全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消费者都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
（网摘）
编辑 ／ 一迪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盘梳理。一个计划是，科技部正在就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进行招标，重点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中的关键检测、控制和监测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项目也开始启动。另外，一部分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开始起草《中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吴永宁和陈君石都是参与者，据称，这将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阶段“菜篮子”工作要加快实现由比较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保证卫生和安全转变，真正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
这也可视为中国的食物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要把食物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政策。”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方权教授说。
据梅方权教授的研究，美国生态农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常规农业产量的44％～50％。原联邦德国的研究，无污染食品一般减产20％～30％。“生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也就无法提高食品产量。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要为食物污染付出很高的代价。”梅方权教授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食物安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正在由长期食物短缺转向食物相对剩余时期，正在由主要解决食物供需安全问题的时期转向主要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时期。”梅方权由概念入手解释了这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换而言之，人们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变，这是矛盾的根源。
但是，我们，包括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梅方权指出：“全球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还不能支付超过普通食品价格40％～50％的额外支出。”显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在此列。所谓“有机蔬菜”和“绿色蔬菜”近年来在各地都是赔本赚吆喝，即是一个证明。
吴永宁说，最近欧盟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上提出，将牛奶当中的黄曲霉素由0．5ｐｐｍ降到0．05ｐｐｍ，这也就意味着得用人吃的粮食来喂牛。“但这样能保护多少人？相当于10亿人当中少两个肝癌患者。”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世界粮食问题首先仍然是分配得不合理。
所以，吴永宁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的目标，一种是保护到不出现危害为止，第二种是对潜在的危害也要防止。但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与国家的国力、科技水平和社会供应的充足程度有关。“我们的安全保障水平与我们的国力是相称的。”
“要找到一个适宜自己国情的平衡点。安全的概念，在政府、学者和消费者眼中并不是一致的。”吴永宁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希望是零危险，但这是不存在的。“食物都是人们经过数千年选择而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当然也可能有外界加入的不安全因素。但如果不比原来的食品更有问题，就应该是安全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消费者都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
（网摘）
编辑 ／ 一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