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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编撰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研究视角新颖，个案特色鲜明，文献史料丰富，揭示了近现代中国技术转移与创新的模式和机制。
还是在20世纪末，作为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就已经开始酝酿重大的研究方向调整：在继续从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同时，建制化地开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为此实施了列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经过数年努力，作为项目结题的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
不久，该所组织团队进行“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个案”研究，经几度寒暑，子项目陆续结题，于2012—2015年出版了一套八册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下简称《丛书》），展示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新成果。
技术史学新突破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选题尚有局限。在当年实施“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所选定的30多个二级课题中，只有一项涉及技术转移，其研究成果最终作为《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出版。2008年笔者曾对这一研究的意义撰文评价：
由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推出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呈现多样化选题与新的研究方法。读《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下简称《苏联技术转移》），让人感受到一股新风，书作者努力“从‘技术转移’这一视角，探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该书考察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聚焦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可视为史学的专题研究；并由此开辟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试想，早在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就有西方的火器与舰船制造以及相关的矿业、铁路、电报等技术向中国转移：当今，仍有西方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向中国转移；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有许多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多类型的技术形式，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深远的影响，岂不是大有研究的领域？
现在看来“谈言偶中”，如果说《苏联技术转移》是“从0到1”的突破，那么现在这套《丛书》可称得上是“从1到N”的新突破。
《丛书》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史料与学术观点等方面均有突破。诚如《丛书》主编所言：首先，与以往国内的技术成就史和引进史研究不同，作者们从技术转移或创新的视角，梳理基本史实，分析“进口—适应—技术自立”的“横向”跨国技术转移，“理论研究与教育—适用技术—产品”的“纵向”技术转移，“转移—消化吸收—创新”的转变，以发现中国技术转移与创新的模式和机制。其次，作者们发现大量新史料或重新解读已有史料，包括胶济铁路的德文档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档案、汉阳铁厂外籍工程师回忆录、克虏伯公司的档案、机械部关于万吨水压机的档案、教育部关于院系调整的档案等，这为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细读这套《丛书》，确实可以看到所说的这些特点。
个案研究显特色
一般读者认为，西方技术向中国转移始于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丛书》表明，这一技术转移可追溯到16世纪。尹晓冬所著的《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对其有细密的分析。自公元808年发明火药至16世纪初，中国的火器技术一直名列世界前茅。而从16到17世纪，欧洲人创制了比明朝铳炮优越的火绳枪，至此便超越中国，走到世界前列，先前自中国西传的火器技术开始反向东传。佛郎机的传入尚属“小菜”，自明末（1621—1644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0年），西洋火炮的制造与使用掀起了新高潮。先是明朝政府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并制造红夷炮，后清朝政府聘请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仿制西洋火炮，并翻译、编辑和著述西方炮术书籍。这个阶段的技术输入，推动了中国古代火器技术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方火器技术过渡。
那时的中国仍裹足于农业社会，技术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已有了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不敢再小觑西方列强。当时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火炮堪称优良，清廷重臣李鸿章经考察比较后，着力推动与克虏伯的军火贸易。孙烈所著的《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重点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发生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晚清军火贸易和建立在仿制基础上的中国兵器工业发展的得失成败，以及贸易、仿制与技术转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已有的其他相关书籍相比，该书的特色在于，明确以“贸易—仿制”模式来分析西方技术的转移，提出对仿制不同阶段的区分，依据原产品和仿制产品的核心技术的差异，划分出完全复制、技术简化、非核心技术的改变与核心技术部分改变四种类型。最后一种类型其实可以说是“模仿创新”，之后应是技术自立，这关键一步却是横在中华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相对于军事技术，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则困难得多。李雪的著作《晚清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1860年代，清政府对电报通信的需求几乎为零，对电报建设的态度是全面禁止。直到1870年代，由于边防、海防多次受到威胁，电报在军事方面的价值才引起清廷的注意。西方电报技术虽被允许引入，却未能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电报所显现的商业价值并非清廷所需，拟定修建福建电报的机会则随着战事的平息转瞬即逝。1881年中俄伊犁战争爆发，李鸿章从外交、国防的需要出发，奏请修建津沪电报。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电报在军事上的作用凸显，终于促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修建电报线路。电报在适应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采用中文编码以实现便捷的信息传递，从作者对档案和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早期中西方学者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西方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是《丛书》的一个亮点。王斌所著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基于相关的德文资料，以技术转移的视角，揭示胶济铁路的技术转移。尽管此次铁路技术转移发生在中国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处于被动地位的时代，但这并非意味着德国可单方面对中国既有传统随意施加影响，迫使当地经济、社会突变转型。此次技术转移发生在中德两个能够清楚表达主体意识，具有行动能力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而这些相互作用又是在外来统治和不平等条约下进行的。正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中德两国文化的差异，使得胶济铁路的技术转移充满了冲突以及防止冲突的调整与转化性的适应，对此书中有许多细致的描述和分析。2014年6月，适值胶济铁路通车110周年，该著作引起胶济铁路高层管理者的注意，特地订购该书发给路局各级管理者阅读。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能产生这样的反响，令作者始料未及。学术界也感叹：高速列车奔驰的中国，不忘蒸汽机车的历史，不忘从西方技术转移说起的历史。 比较研究促思考
其实，西方技术在向中国转移的同时，也在向日本转移。方一兵的著作《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对西方钢铁技术向中日转移（1868—1933年）作了深入分析。
19世纪下半叶，中国以兴建贵州青溪铁厂为起点，日本以幕末反射炉和官营釜石高炉的建设为开端，两国都开启了引进西方新式钢铁技术，建立本国新式钢铁工业的近代化进程。虽然起点几乎相同，但新式钢铁技术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却迥然不同，差异甚大。
日本继釜石铁厂之后，于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建设大型国有钢铁企业。20世纪前20年，八幡制铁所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大型钢铁企业，在明治政府直接管理下，逐步实现了大规模西方钢铁技术的成功转移。到1930年代初，日本已经基本实现钢材的自给，在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渐由技术转移转向自主研发。可以说，从19世纪后半叶到1930年代，日本走出一条相对成功的钢铁技术转移和本土化之路。
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引进西方的钢铁技术，因经验不足，贵州青溪铁厂的建设很快以失败告终。之后，张之洞于1890年开始建设汉阳铁厂，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新式钢铁技术的引进和发展进程由此展开。在盛宣怀的竭力经营下，汉阳铁厂于1908年发展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移植到中国本土的西方钢铁技术显现成效。然而这一黄金时期并未维持多久，1926年随着汉冶萍公司的主要高炉和其他设备相继停工，中国的钢铁产业走向衰败。
“西方技术转移”同样作为中国和日本两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关键词，何以有着如此不同的表现和结局？《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给予了回答。从国家层面看，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国家目标和体制，从而导致政府与新兴钢铁工业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19世纪后期到1930年代，中国历经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政局动荡，各时期政府对钢铁工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日本政权相对稳定，明治政府直接创办、经营和支持大型钢铁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从对钢铁工业化的推动转向利用政策支持和引导日本钢铁企业的有序发展和竞争。日本还通过外交和贷款等手段向中国钢铁工业进行渗透，其殖民地钢铁工业的发展策略也是保障日本本土钢铁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书还从技术系统层面对中日两国的技术发展动力作了详细分析，诸多差异得以展现。
方一兵的研究给人启发，若将类似的比较研究推广到汽车技术、电子技术等来分析中日两国从技术转移到技术自立、创新的差异，岂不是很有意义？
技术自立到创新
《丛书》的上述案例研究表明，在旧中国尽管有西方技术转移，但限于政治、社会环境和薄弱的工业化基础，不可能有技术自立，更遑论技术创新。
新中国为技术自立和创新提供了充分可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孙烈的著作《制造一台大机器》，让读者回顾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自主研制成功万吨水压机引起的举国欢庆。万吨水压机的立项经过、技术路线的选取，以及工程的组织实施与管理，都深刻反映了在特殊国情之下，中国加快步入工业化的决心和技术创新的举措。当时，全国有上百家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以“大协作”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万吨水压机制造，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制造万吨水压机有两项最关键的技术，一是电渣焊技术，二是“蚂蚁啃骨头”的机械加工方法，作者结合专业知识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今天读来，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仿佛历历在目，禁不住赞叹艰苦条件下中国工人所表现出的创新和拼搏精神。作者对万吨水压机的制造采用了集成创新分析，这是该书的理论亮点，所涉经验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李成智的《中国航天科技创新》是《丛书》中的重头之作。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史不涉及西方航天技术转移（或引进），本身堪称是一部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历史。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举国办大事的力量。尽管坊间有关介绍中国航天发展经验和科技创新的著作已有不少，该书则独辟蹊径，以中国航天科技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运用文献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式，对中国航天科技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该书立于技术哲学角度，从技术、管理、决策等多层面分析了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系统，概括出中国航天技术的创新模式：中国航天科技创新具有多层多维动态模式的内涵；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的方式选择遵从其战略目标；中国航天科技创新多维系统模式有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读李成智著作会有这样的感受：从技术系统与产品的复杂性看，许多行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难度远远低于航天科技。为什么这些行业的产品始终依赖外国，摆脱不了“引进—生产—销售—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对比中国各行业领域，航天的自主创新最为突出。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经历和创新经验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感谢《丛书》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丰富的文献资料、新颖的研究视角，提供给社会一套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的著作，读者可结合中国近现代史认知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的本质与模式。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还是在20世纪末，作为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就已经开始酝酿重大的研究方向调整：在继续从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同时，建制化地开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为此实施了列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经过数年努力，作为项目结题的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
不久，该所组织团队进行“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个案”研究，经几度寒暑，子项目陆续结题，于2012—2015年出版了一套八册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下简称《丛书》），展示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新成果。
技术史学新突破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选题尚有局限。在当年实施“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所选定的30多个二级课题中，只有一项涉及技术转移，其研究成果最终作为《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出版。2008年笔者曾对这一研究的意义撰文评价：
由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推出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呈现多样化选题与新的研究方法。读《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下简称《苏联技术转移》），让人感受到一股新风，书作者努力“从‘技术转移’这一视角，探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该书考察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聚焦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可视为史学的专题研究；并由此开辟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试想，早在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就有西方的火器与舰船制造以及相关的矿业、铁路、电报等技术向中国转移：当今，仍有西方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向中国转移；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有许多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多类型的技术形式，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深远的影响，岂不是大有研究的领域？
现在看来“谈言偶中”，如果说《苏联技术转移》是“从0到1”的突破，那么现在这套《丛书》可称得上是“从1到N”的新突破。
《丛书》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史料与学术观点等方面均有突破。诚如《丛书》主编所言：首先，与以往国内的技术成就史和引进史研究不同，作者们从技术转移或创新的视角，梳理基本史实，分析“进口—适应—技术自立”的“横向”跨国技术转移，“理论研究与教育—适用技术—产品”的“纵向”技术转移，“转移—消化吸收—创新”的转变，以发现中国技术转移与创新的模式和机制。其次，作者们发现大量新史料或重新解读已有史料，包括胶济铁路的德文档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档案、汉阳铁厂外籍工程师回忆录、克虏伯公司的档案、机械部关于万吨水压机的档案、教育部关于院系调整的档案等，这为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细读这套《丛书》，确实可以看到所说的这些特点。
个案研究显特色
一般读者认为，西方技术向中国转移始于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丛书》表明，这一技术转移可追溯到16世纪。尹晓冬所著的《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对其有细密的分析。自公元808年发明火药至16世纪初，中国的火器技术一直名列世界前茅。而从16到17世纪，欧洲人创制了比明朝铳炮优越的火绳枪，至此便超越中国，走到世界前列，先前自中国西传的火器技术开始反向东传。佛郎机的传入尚属“小菜”，自明末（1621—1644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0年），西洋火炮的制造与使用掀起了新高潮。先是明朝政府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并制造红夷炮，后清朝政府聘请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仿制西洋火炮，并翻译、编辑和著述西方炮术书籍。这个阶段的技术输入，推动了中国古代火器技术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方火器技术过渡。
那时的中国仍裹足于农业社会，技术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已有了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不敢再小觑西方列强。当时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火炮堪称优良，清廷重臣李鸿章经考察比较后，着力推动与克虏伯的军火贸易。孙烈所著的《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重点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发生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晚清军火贸易和建立在仿制基础上的中国兵器工业发展的得失成败，以及贸易、仿制与技术转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已有的其他相关书籍相比，该书的特色在于，明确以“贸易—仿制”模式来分析西方技术的转移，提出对仿制不同阶段的区分，依据原产品和仿制产品的核心技术的差异，划分出完全复制、技术简化、非核心技术的改变与核心技术部分改变四种类型。最后一种类型其实可以说是“模仿创新”，之后应是技术自立，这关键一步却是横在中华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相对于军事技术，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则困难得多。李雪的著作《晚清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1860年代，清政府对电报通信的需求几乎为零，对电报建设的态度是全面禁止。直到1870年代，由于边防、海防多次受到威胁，电报在军事方面的价值才引起清廷的注意。西方电报技术虽被允许引入，却未能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电报所显现的商业价值并非清廷所需，拟定修建福建电报的机会则随着战事的平息转瞬即逝。1881年中俄伊犁战争爆发，李鸿章从外交、国防的需要出发，奏请修建津沪电报。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电报在军事上的作用凸显，终于促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修建电报线路。电报在适应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采用中文编码以实现便捷的信息传递，从作者对档案和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早期中西方学者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西方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是《丛书》的一个亮点。王斌所著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基于相关的德文资料，以技术转移的视角，揭示胶济铁路的技术转移。尽管此次铁路技术转移发生在中国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处于被动地位的时代，但这并非意味着德国可单方面对中国既有传统随意施加影响，迫使当地经济、社会突变转型。此次技术转移发生在中德两个能够清楚表达主体意识，具有行动能力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而这些相互作用又是在外来统治和不平等条约下进行的。正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中德两国文化的差异，使得胶济铁路的技术转移充满了冲突以及防止冲突的调整与转化性的适应，对此书中有许多细致的描述和分析。2014年6月，适值胶济铁路通车110周年，该著作引起胶济铁路高层管理者的注意，特地订购该书发给路局各级管理者阅读。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能产生这样的反响，令作者始料未及。学术界也感叹：高速列车奔驰的中国，不忘蒸汽机车的历史，不忘从西方技术转移说起的历史。 比较研究促思考
其实，西方技术在向中国转移的同时，也在向日本转移。方一兵的著作《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对西方钢铁技术向中日转移（1868—1933年）作了深入分析。
19世纪下半叶，中国以兴建贵州青溪铁厂为起点，日本以幕末反射炉和官营釜石高炉的建设为开端，两国都开启了引进西方新式钢铁技术，建立本国新式钢铁工业的近代化进程。虽然起点几乎相同，但新式钢铁技术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却迥然不同，差异甚大。
日本继釜石铁厂之后，于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建设大型国有钢铁企业。20世纪前20年，八幡制铁所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大型钢铁企业，在明治政府直接管理下，逐步实现了大规模西方钢铁技术的成功转移。到1930年代初，日本已经基本实现钢材的自给，在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渐由技术转移转向自主研发。可以说，从19世纪后半叶到1930年代，日本走出一条相对成功的钢铁技术转移和本土化之路。
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引进西方的钢铁技术，因经验不足，贵州青溪铁厂的建设很快以失败告终。之后，张之洞于1890年开始建设汉阳铁厂，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新式钢铁技术的引进和发展进程由此展开。在盛宣怀的竭力经营下，汉阳铁厂于1908年发展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移植到中国本土的西方钢铁技术显现成效。然而这一黄金时期并未维持多久，1926年随着汉冶萍公司的主要高炉和其他设备相继停工，中国的钢铁产业走向衰败。
“西方技术转移”同样作为中国和日本两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关键词，何以有着如此不同的表现和结局？《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给予了回答。从国家层面看，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国家目标和体制，从而导致政府与新兴钢铁工业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19世纪后期到1930年代，中国历经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政局动荡，各时期政府对钢铁工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日本政权相对稳定，明治政府直接创办、经营和支持大型钢铁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从对钢铁工业化的推动转向利用政策支持和引导日本钢铁企业的有序发展和竞争。日本还通过外交和贷款等手段向中国钢铁工业进行渗透，其殖民地钢铁工业的发展策略也是保障日本本土钢铁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书还从技术系统层面对中日两国的技术发展动力作了详细分析，诸多差异得以展现。
方一兵的研究给人启发，若将类似的比较研究推广到汽车技术、电子技术等来分析中日两国从技术转移到技术自立、创新的差异，岂不是很有意义？
技术自立到创新
《丛书》的上述案例研究表明，在旧中国尽管有西方技术转移，但限于政治、社会环境和薄弱的工业化基础，不可能有技术自立，更遑论技术创新。
新中国为技术自立和创新提供了充分可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孙烈的著作《制造一台大机器》，让读者回顾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自主研制成功万吨水压机引起的举国欢庆。万吨水压机的立项经过、技术路线的选取，以及工程的组织实施与管理，都深刻反映了在特殊国情之下，中国加快步入工业化的决心和技术创新的举措。当时，全国有上百家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以“大协作”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万吨水压机制造，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制造万吨水压机有两项最关键的技术，一是电渣焊技术，二是“蚂蚁啃骨头”的机械加工方法，作者结合专业知识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今天读来，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仿佛历历在目，禁不住赞叹艰苦条件下中国工人所表现出的创新和拼搏精神。作者对万吨水压机的制造采用了集成创新分析，这是该书的理论亮点，所涉经验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李成智的《中国航天科技创新》是《丛书》中的重头之作。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史不涉及西方航天技术转移（或引进），本身堪称是一部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历史。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举国办大事的力量。尽管坊间有关介绍中国航天发展经验和科技创新的著作已有不少，该书则独辟蹊径，以中国航天科技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运用文献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式，对中国航天科技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该书立于技术哲学角度，从技术、管理、决策等多层面分析了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系统，概括出中国航天技术的创新模式：中国航天科技创新具有多层多维动态模式的内涵；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的方式选择遵从其战略目标；中国航天科技创新多维系统模式有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读李成智著作会有这样的感受：从技术系统与产品的复杂性看，许多行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难度远远低于航天科技。为什么这些行业的产品始终依赖外国，摆脱不了“引进—生产—销售—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对比中国各行业领域，航天的自主创新最为突出。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经历和创新经验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感谢《丛书》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丰富的文献资料、新颖的研究视角，提供给社会一套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的著作，读者可结合中国近现代史认知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的本质与模式。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