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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9日，我如约来到北京交响乐团团长、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谭利华先生的办公室，原定1小时的采访计划，因临时接到通知要谭指下午去市里汇报伦敦演出情况，我们的交谈被压缩到不足40分钟。这反倒省去了一些寒暄，直接切入主题。
荣英涛(以下简称荣)：在一个月前的7月29日，北京交响乐团与伦敦爱乐乐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合作演出2012伦敦奥运会庆典音乐会《圣火·欢乐颂》，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您是怎么考量乐曲的选择和安排。
谭利华(以下简称谭)：“北交”和伦敦爱乐作为文化使者，举行这样一场由北京和伦敦两座奥运城市联袂演出的庆典音乐会是向全世界传达我们共同的问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奥运情结，早在一年前“北交”就和伦敦爱乐开始磋商音乐会曲目的安排，最后按照半场中国当代作品和半场西方经典作品的形式为原则达成共识，最终在今年1月份确定了最后的曲目，音乐会取名《圣火·欢乐颂》。曲目包括唐建平先生受邀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圣火——2008》，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另外我们还委约郭文景先生创作了交响序曲《莲花》——献给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下半场是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伟大的作品也反映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奥林匹克精神。
荣：这种展示也是很有意味的。
谭：是的。
荣：演出效果怎么样?
谭：伦敦的观众是非常挑剔的，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分钟之久，这就是一种认同和赞许。
荣：在讲到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规划中，“北交”通过多年来的对外交流积累了哪些经验?
谭：目前，我们已经5次出访欧洲，最大的体会就是中国音乐文化该怎么走?带什么走?往哪儿走?这是我在参加“两会”和与李长春同志座谈中谈到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以主流文化为主，面对的也应该是西方主流观众群体和媒体。而实现这一目的渠道则是与西方主流演出运营商合作，这些演出商拥有庞大的演出和售票系统以及良好的社会口碑。今年奥运会期间的演出我们提前一年签约，提前半年公开售票，2980多个座位几乎全部售罄，如此好的票房也出乎我的预料。
荣：那么怎样才能将一场场演出的成功效应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影响力?
谭：我们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刚才讲过的必须与西方主流演出运营商签约，这样乐团才能面对西方观众群体，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否则自己花钱演出，不仅耗费资金还要送票，面对的观众也以中国人为主，就会使对外交流的意义大打折扣；二是带出去的东西一定得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交响乐是全世界通用和认可的共同语言，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尤其是我坚持将中国作品与西方经典作品置于一场音乐会中，如果只有中国作品西方观众就不知道你的水准，通过与西方经典音乐的比较可以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演绎西方经典音乐来展示乐队的演奏能力。此外，一个成熟的职业化乐团除了提高自身演奏水准外，还肩负着发现和扶植有潜质的优秀音乐人才的职责，“北交”在这方面也推出过许多新人，当年陈曦、李传韵等许多音乐家在没有获奖或成名前都曾与“北交”合作过。
荣：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些世界老牌乐团总有一种强大的气场，特别是与他们合作时“北交”有什么切身体会?
谭：体会最深的是今年有两次和国外优秀乐团的合作，一次是6月份与柏林爱乐5位首席演奏家的合作，包括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长号和定音鼓等首席。另一次是上个月与伦敦爱乐合作。和世界一流乐团的合作带给我们最直接的碰撞就是感受到优秀音乐家的气场。特别是在和柏林爱乐5位首席演奏家合作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时，那一天达到的效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忘怀。这就是你说到的优秀音乐家的艺术气场和对声部的感染，应该讲那一天的演奏绝对是超水平的。
荣：“北交”作为一个城市乐团要有能够代表和体现北京文化因素的作品和气质，在这方面乐团做过哪些工作?
谭：首先，乐团要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北交”每年坚持向作曲家委约作品，比如去年和今年向郭文景委约的打击乐协奏曲《山之祭》和交响序曲《莲花》，今年向周龙委约的具有北京风味的作品《北京组曲》等。第二，要把“北交”建成一支优秀的、高度职业化的交响乐团。若要原汁原味地完美演绎西方经典作品，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因此一方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乐手，另一方面通过每年的考核、淘汰和敦促，来促进个人演奏技术水准的提高。目前乐团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无论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音乐厅演出或与乐团合作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优秀交响乐团。第三，普及交响乐。
荣：谈到普及交响乐，经过音乐家们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北京演出市场已经形成包括打开音乐之门、打开艺术之门、高雅音乐进校园以及国家大剧院的艺术讲堂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音乐普及品牌。您常年坚持亲自指挥和讲解，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谭：现在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经常会谈起，当年像李德伦老师等老一辈指挥家演出的普及音乐会的盛况和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并且当社会普遍不理解交响乐队的艰难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予了很多无私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真正高水平的音乐会和深入浅出地对音乐的讲解，让他们了解交响乐和喜欢交响乐。
荣：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市场中，怎样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谭：现在不仅文化多元，而且社会浮躁，包括静下心来去欣赏音乐都很难。因此普及工作包括“请进来”和“送出去”两种途径，采用低票价吸引观众走进音乐厅欣赏音乐，同时还要走到校园将高雅音乐免费送到师生身边。因此在选择曲目上就要花一些心思。比如，在高雅音乐进校园的音乐会中，面对不同学生层次我们既要演奏通俗的管弦序曲，也要演奏富有哲学内涵的交响曲。
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与学生乐团合作，北京有许多大、中、小学都拥有自己的学生乐团，通过与他们合作、合奏，让孩子们知道职业交响乐团是怎样工作的，包括怎样排练、怎样换弓法等。孩子们的演出自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学和家长有兴趣买票来听音乐会，从而形成一带一，或一带多的联动效果。 荣：您曾提出要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谭：首先，要建立中国交响乐曲库。交响乐的历史是交响乐作曲家的历史。中国很多钢琴家、小提琴家、指挥家、歌唱家等表演人才在国际舞台上都已得到广泛认可，这反映出当今中国音乐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大国，无论是德奥学派、法国学派、意大利学派还是北欧、俄罗斯等民族乐派都拥有大批量的作品，中国也不应该例外。其次，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经过几代中国音乐人的创作和推广，自2007年开始，我们和享誉世界、具有百年历史的EMI唱片公司合作录制和发行唱片，这是EMI唱片公司首次全球发行与中国指挥家和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唱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灌制唱片中我们同样坚持一张是中国作品，一张是西方作品，目前已发行的唱片包括中国作曲家鲍元恺、唐建平、郭文景、叶小纲、苏聪、张千一、方可杰等人的作品，通过与主流唱片公司的合作扩大了中国交响音乐的传播力度和广度。
荣：今年6月，您在青岛刚刚参加完“首届李德伦全国指挥比赛”的评委工作，有什么感想。
谭：参赛选手能够掌握基本的指挥技术，但是面对乐团能够担负起职业指挥家的职责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驾驭乐队的能力上还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学习和实践。
荣：您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谭：当年我们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一听说有哪位指挥大师的排练，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跑去听排练、看演出。相比之下，这两天世界级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正在“北交”排练“贝六”和“贝七”，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遗憾的是却没有一个指挥系的学生前来观看和学习。指挥是在排练中积累自己的工作经验，通过现场观摩大师和有经验的指挥排练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的。
荣：最后谈谈黄晓同先生和李德伦先生都带给您哪些影响吧。
谭：我从黄老师处学到了严谨的指挥技术，包括从指挥法到作品的处理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跟随李德伦先生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称职的指挥，从乐队排练经验，到乐曲深层次的理解、音乐美学、音乐思想等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指挥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这些都受益于李德伦先生。
结束这次谈话之后，我再次翻看了北京交响乐团纪念册，里面所记录的这个成立于1977年10月的交响乐团，在经历80年代的中国交响乐低谷期和90年代职业化的转轨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令人敬畏的成就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也让我看到了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的希望。
荣英涛(以下简称荣)：在一个月前的7月29日，北京交响乐团与伦敦爱乐乐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合作演出2012伦敦奥运会庆典音乐会《圣火·欢乐颂》，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您是怎么考量乐曲的选择和安排。
谭利华(以下简称谭)：“北交”和伦敦爱乐作为文化使者，举行这样一场由北京和伦敦两座奥运城市联袂演出的庆典音乐会是向全世界传达我们共同的问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奥运情结，早在一年前“北交”就和伦敦爱乐开始磋商音乐会曲目的安排，最后按照半场中国当代作品和半场西方经典作品的形式为原则达成共识，最终在今年1月份确定了最后的曲目，音乐会取名《圣火·欢乐颂》。曲目包括唐建平先生受邀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圣火——2008》，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另外我们还委约郭文景先生创作了交响序曲《莲花》——献给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下半场是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伟大的作品也反映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奥林匹克精神。
荣：这种展示也是很有意味的。
谭：是的。
荣：演出效果怎么样?
谭：伦敦的观众是非常挑剔的，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分钟之久，这就是一种认同和赞许。
荣：在讲到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规划中，“北交”通过多年来的对外交流积累了哪些经验?
谭：目前，我们已经5次出访欧洲，最大的体会就是中国音乐文化该怎么走?带什么走?往哪儿走?这是我在参加“两会”和与李长春同志座谈中谈到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以主流文化为主，面对的也应该是西方主流观众群体和媒体。而实现这一目的渠道则是与西方主流演出运营商合作，这些演出商拥有庞大的演出和售票系统以及良好的社会口碑。今年奥运会期间的演出我们提前一年签约，提前半年公开售票，2980多个座位几乎全部售罄，如此好的票房也出乎我的预料。
荣：那么怎样才能将一场场演出的成功效应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影响力?
谭：我们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刚才讲过的必须与西方主流演出运营商签约，这样乐团才能面对西方观众群体，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否则自己花钱演出，不仅耗费资金还要送票，面对的观众也以中国人为主，就会使对外交流的意义大打折扣；二是带出去的东西一定得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交响乐是全世界通用和认可的共同语言，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尤其是我坚持将中国作品与西方经典作品置于一场音乐会中，如果只有中国作品西方观众就不知道你的水准，通过与西方经典音乐的比较可以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演绎西方经典音乐来展示乐队的演奏能力。此外，一个成熟的职业化乐团除了提高自身演奏水准外，还肩负着发现和扶植有潜质的优秀音乐人才的职责，“北交”在这方面也推出过许多新人，当年陈曦、李传韵等许多音乐家在没有获奖或成名前都曾与“北交”合作过。
荣：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些世界老牌乐团总有一种强大的气场，特别是与他们合作时“北交”有什么切身体会?
谭：体会最深的是今年有两次和国外优秀乐团的合作，一次是6月份与柏林爱乐5位首席演奏家的合作，包括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长号和定音鼓等首席。另一次是上个月与伦敦爱乐合作。和世界一流乐团的合作带给我们最直接的碰撞就是感受到优秀音乐家的气场。特别是在和柏林爱乐5位首席演奏家合作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时，那一天达到的效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忘怀。这就是你说到的优秀音乐家的艺术气场和对声部的感染，应该讲那一天的演奏绝对是超水平的。
荣：“北交”作为一个城市乐团要有能够代表和体现北京文化因素的作品和气质，在这方面乐团做过哪些工作?
谭：首先，乐团要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北交”每年坚持向作曲家委约作品，比如去年和今年向郭文景委约的打击乐协奏曲《山之祭》和交响序曲《莲花》，今年向周龙委约的具有北京风味的作品《北京组曲》等。第二，要把“北交”建成一支优秀的、高度职业化的交响乐团。若要原汁原味地完美演绎西方经典作品，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因此一方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乐手，另一方面通过每年的考核、淘汰和敦促，来促进个人演奏技术水准的提高。目前乐团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无论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音乐厅演出或与乐团合作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优秀交响乐团。第三，普及交响乐。
荣：谈到普及交响乐，经过音乐家们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北京演出市场已经形成包括打开音乐之门、打开艺术之门、高雅音乐进校园以及国家大剧院的艺术讲堂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音乐普及品牌。您常年坚持亲自指挥和讲解，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谭：现在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经常会谈起，当年像李德伦老师等老一辈指挥家演出的普及音乐会的盛况和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并且当社会普遍不理解交响乐队的艰难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予了很多无私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真正高水平的音乐会和深入浅出地对音乐的讲解，让他们了解交响乐和喜欢交响乐。
荣：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市场中，怎样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谭：现在不仅文化多元，而且社会浮躁，包括静下心来去欣赏音乐都很难。因此普及工作包括“请进来”和“送出去”两种途径，采用低票价吸引观众走进音乐厅欣赏音乐，同时还要走到校园将高雅音乐免费送到师生身边。因此在选择曲目上就要花一些心思。比如，在高雅音乐进校园的音乐会中，面对不同学生层次我们既要演奏通俗的管弦序曲，也要演奏富有哲学内涵的交响曲。
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与学生乐团合作，北京有许多大、中、小学都拥有自己的学生乐团，通过与他们合作、合奏，让孩子们知道职业交响乐团是怎样工作的，包括怎样排练、怎样换弓法等。孩子们的演出自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学和家长有兴趣买票来听音乐会，从而形成一带一，或一带多的联动效果。 荣：您曾提出要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谭：首先，要建立中国交响乐曲库。交响乐的历史是交响乐作曲家的历史。中国很多钢琴家、小提琴家、指挥家、歌唱家等表演人才在国际舞台上都已得到广泛认可，这反映出当今中国音乐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大国，无论是德奥学派、法国学派、意大利学派还是北欧、俄罗斯等民族乐派都拥有大批量的作品，中国也不应该例外。其次，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经过几代中国音乐人的创作和推广，自2007年开始，我们和享誉世界、具有百年历史的EMI唱片公司合作录制和发行唱片，这是EMI唱片公司首次全球发行与中国指挥家和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唱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灌制唱片中我们同样坚持一张是中国作品，一张是西方作品，目前已发行的唱片包括中国作曲家鲍元恺、唐建平、郭文景、叶小纲、苏聪、张千一、方可杰等人的作品，通过与主流唱片公司的合作扩大了中国交响音乐的传播力度和广度。
荣：今年6月，您在青岛刚刚参加完“首届李德伦全国指挥比赛”的评委工作，有什么感想。
谭：参赛选手能够掌握基本的指挥技术，但是面对乐团能够担负起职业指挥家的职责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驾驭乐队的能力上还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学习和实践。
荣：您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谭：当年我们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一听说有哪位指挥大师的排练，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跑去听排练、看演出。相比之下，这两天世界级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正在“北交”排练“贝六”和“贝七”，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遗憾的是却没有一个指挥系的学生前来观看和学习。指挥是在排练中积累自己的工作经验，通过现场观摩大师和有经验的指挥排练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的。
荣：最后谈谈黄晓同先生和李德伦先生都带给您哪些影响吧。
谭：我从黄老师处学到了严谨的指挥技术，包括从指挥法到作品的处理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跟随李德伦先生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称职的指挥，从乐队排练经验，到乐曲深层次的理解、音乐美学、音乐思想等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指挥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这些都受益于李德伦先生。
结束这次谈话之后，我再次翻看了北京交响乐团纪念册，里面所记录的这个成立于1977年10月的交响乐团，在经历80年代的中国交响乐低谷期和90年代职业化的转轨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令人敬畏的成就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也让我看到了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