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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本是中国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很难设想，若没了周氏兄弟，中国的新文学将会是何等模样。也许是泄露了天机，以“作人”为名的他，偏偏在做人上不那么成功。且不说他落水成了汉奸一节，单单是既“谢师”又“破门”一事，就足以叫后人精神痉挛、咋舌不已了。
秦牧先生在《谢本师》一文中这样说：“以我们百年来的思想史上，那几回可怕的‘谢本师’的事件为例罢!清末俞曲园曾以‘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治经颇右公羊’的卓特态度闻名于世……但是晚年因为不赞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动，被章太炎所‘谢’了!章太炎呢，主‘时务’、‘昌言’时的慷慨陈词，反袁时代以勋章作扇坠直入总统府的豪概，直到今天看来，也还令人景仰，但是晚年因为参加‘孙联帅’的投壶盛典，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谢’了!‘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到今天做了汉奸，又为他的弟子们所‘谢’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凝聚成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掌故——“谢本师”。其间，最可注意的是周作人。他既“谢师”又“破门”(后者系日本用语，即把弟子逐出师门)，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气概。秦牧说此事“可怕”，是因为师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竟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恩断义绝、要用断绝人伦的方式来处理，且变成现代中国难以超越的生死轮回。当然，将此风演绎得无以复加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时，为了“政治正确”，师生之间的反目成仇完全超越了个体化的范畴，变成了教师和学生间的群体性对立；大打出手司空见惯，恶言相加已算不了什么了。
不必纠缠于形形色色“谢师”“破门”事件的具体细节，最应该关注的，倒是潜藏于它们背后的时代氛围、文化心态。诚如钱理群先生在其所编《父父子子》一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于20世纪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对立。在传统中国，“师长”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天地”建构着超验的价值依托，“君”“亲”“师”则分别是治统、亲统和道统中的主导身份。既在道统之中，师生关系的独特性自然来自以道艺相授受，“尊师重道”“爱生忠诲”遂逐渐演变成处理此一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可是，三种伦理关系虽相对独立，却又作为同一文化体系的子系统而相互渗透。其中，亲子关系最为原始也最为自然，君臣关系则最具人为强制性；师弟子呢，则居于二者之间。在三者的互渗互释当中，师生之伦既可与亲子之伦相比拟，又可与君臣之伦相联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在与父子的比拟中，肯定并彰显着师生之间真诚质朴、亲如父子的自然情感；“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则通过强调弟子对于师长的绝对服从，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地位，使师生关系蒙上了浓重的专制阴影。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比拟亦复如此。正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的政治化，使追求民主平等、个性自由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审父”意识、“叛师”情结。只要看一看周作人的《祖先崇拜》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于传统孝道与师道的攻击完全建立在科学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以自然主义反对丈、化主义。于是，为了审父、叛师，只消把父子、师生间的权利关系颠倒过来——把过去的债权人变成债务人，把债务人复变成债权人——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终至于在解构父者、师者专制权力的同时，也消除了传统伦理观中补充与提升自然原则的文化、道德质素，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了。到了三四十年代，当“五四新青年”也变成了父与师的时候，他们对更年轻的一代却并不那么宽容。他们会本能地站在师者、尊者立场，品头论足，对于年轻一代这也看不惯、那也说不行。顶着西洋博士帽归国的老青年刘半农对着年轻人发表的《老实说了吧》所引发的又一场争论，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于是，“审父”与“恋父”两种情结既相冲突又相缠绕，就成了五四那代人的显著胎记。它配合着人的生理年轮和文化身份的自然轮回(表现在心理上是从依恋到反叛再到回归)，大有演变成中国现代文化轮回和现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趋势。这是典型的中国现代性问题，耐人寻味。
师与弟子以道相交，追求真理、担当道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因如此，当从道与从师发生矛盾的时候，做弟子的自应不马虎、不盲从，从道不从师。故孔子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训(《论语·卫灵公》)：亚里士多德面对他人对其“背叛师门”(其实只是背叛师说)的指责，会据理相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是，这重关系，套用当今教育学教科书的说法，只是师徒间的“工作关系”。在它之外，师徒之间还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那才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在人血气未定、心智日开之时，业师就像是童子的精神伴侣，伴随着童子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化作了后者精神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若得着品格高洁、学富才高的名师，自然是童子们莫大的福分；即便与平庸之师相遇，也弥足珍贵：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总会融入人们日后的无尽乡思、乡愁之中，平凡而温馨，时淡时浓，挥之不去。因此我想，中国现代史上那些谢师、破门的主人，或早或迟，或自觉或潜意识地，在内心深处，总会为那人间情感的强制性中断而抱憾不已。
其实，那“工作关系”与这情感联系本可并行不悖，为什么一定要势不两立、废此而存彼呢?细品20世纪中国典型的“谢师”事件，都与“政治”有关，与新、旧尖锐对立、民族激烈冲突直接相联。激进的决绝姿态，可能是人们彰显正义立场、激荡民众情感、震慑卖身求荣者的有效斗争策略。故章太炎虽谢师却不改对于乃师的敬意(据有的学者研究，他的所谓谢师都可能是假的，旨在通过制造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对立，保护俞氏和俞门免受清廷迫害)：而对于“谢”了他的周作人，也不十分介意，仍乐于将其著于自己的门人录中。人们都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可人家疯也疯出了真性情，可喜可爱，可圈可点。惟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谢师是最典型的例外。那些热血青年，有的是为“革命政治”冲昏了头脑，有的是为了谢师以自保。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完全没YA，味儿。那血浓于水的师生情感，最终构成了对师生2_N的最大伤害，以至于那些还想挺直腰杆做人的师者(如陈寅恪、邱椿等)既拒绝收徒，也拒绝登坛。
再回过头来说说周作人。他的“谢师”还算正大光明，“破门”则有些唐突。被他所“破”者沈启无(1902—1969)，乃周氏“四大弟子”之一。师徒二人在北京陷落后同时下水，按理说也是“同道”。因为学生比老师事奉主子来得更积极，且为了争夺“文艺战线”上的控制权，不惜明里暗里攻击师者、挑拨其与日人的关系，才叫老师大光其火，必欲“破门”而后快。如此看来，吟风弄月、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可让人、物入美文，却不曾让美入人、物。否则，在如此“小节”之上，他也会超然而观，一笑置之。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五四那代人的“审父”“叛师”意识虽不无偏激之处，但他们骨子里还真有一股“铁肩担道义”的真性情——学生敢批评老师，老师也敢批评学生。如今中国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似乎有点走样儿，既乏道义担当，又少情感体贴，大有演成纯粹“利益共同体”的趋势——彼此奉迎、相互吹捧。如果在下的判断大致不错，那我们还真是需要点儿“谢”的执著，“破”的勇气。
(责任编辑：中和)
秦牧先生在《谢本师》一文中这样说：“以我们百年来的思想史上，那几回可怕的‘谢本师’的事件为例罢!清末俞曲园曾以‘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治经颇右公羊’的卓特态度闻名于世……但是晚年因为不赞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动，被章太炎所‘谢’了!章太炎呢，主‘时务’、‘昌言’时的慷慨陈词，反袁时代以勋章作扇坠直入总统府的豪概，直到今天看来，也还令人景仰，但是晚年因为参加‘孙联帅’的投壶盛典，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谢’了!‘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到今天做了汉奸，又为他的弟子们所‘谢’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凝聚成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掌故——“谢本师”。其间，最可注意的是周作人。他既“谢师”又“破门”(后者系日本用语，即把弟子逐出师门)，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气概。秦牧说此事“可怕”，是因为师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竟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恩断义绝、要用断绝人伦的方式来处理，且变成现代中国难以超越的生死轮回。当然，将此风演绎得无以复加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时，为了“政治正确”，师生之间的反目成仇完全超越了个体化的范畴，变成了教师和学生间的群体性对立；大打出手司空见惯，恶言相加已算不了什么了。
不必纠缠于形形色色“谢师”“破门”事件的具体细节，最应该关注的，倒是潜藏于它们背后的时代氛围、文化心态。诚如钱理群先生在其所编《父父子子》一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于20世纪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对立。在传统中国，“师长”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天地”建构着超验的价值依托，“君”“亲”“师”则分别是治统、亲统和道统中的主导身份。既在道统之中，师生关系的独特性自然来自以道艺相授受，“尊师重道”“爱生忠诲”遂逐渐演变成处理此一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可是，三种伦理关系虽相对独立，却又作为同一文化体系的子系统而相互渗透。其中，亲子关系最为原始也最为自然，君臣关系则最具人为强制性；师弟子呢，则居于二者之间。在三者的互渗互释当中，师生之伦既可与亲子之伦相比拟，又可与君臣之伦相联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在与父子的比拟中，肯定并彰显着师生之间真诚质朴、亲如父子的自然情感；“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则通过强调弟子对于师长的绝对服从，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地位，使师生关系蒙上了浓重的专制阴影。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比拟亦复如此。正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的政治化，使追求民主平等、个性自由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审父”意识、“叛师”情结。只要看一看周作人的《祖先崇拜》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于传统孝道与师道的攻击完全建立在科学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以自然主义反对丈、化主义。于是，为了审父、叛师，只消把父子、师生间的权利关系颠倒过来——把过去的债权人变成债务人，把债务人复变成债权人——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终至于在解构父者、师者专制权力的同时，也消除了传统伦理观中补充与提升自然原则的文化、道德质素，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了。到了三四十年代，当“五四新青年”也变成了父与师的时候，他们对更年轻的一代却并不那么宽容。他们会本能地站在师者、尊者立场，品头论足，对于年轻一代这也看不惯、那也说不行。顶着西洋博士帽归国的老青年刘半农对着年轻人发表的《老实说了吧》所引发的又一场争论，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于是，“审父”与“恋父”两种情结既相冲突又相缠绕，就成了五四那代人的显著胎记。它配合着人的生理年轮和文化身份的自然轮回(表现在心理上是从依恋到反叛再到回归)，大有演变成中国现代文化轮回和现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趋势。这是典型的中国现代性问题，耐人寻味。
师与弟子以道相交，追求真理、担当道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因如此，当从道与从师发生矛盾的时候，做弟子的自应不马虎、不盲从，从道不从师。故孔子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训(《论语·卫灵公》)：亚里士多德面对他人对其“背叛师门”(其实只是背叛师说)的指责，会据理相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是，这重关系，套用当今教育学教科书的说法，只是师徒间的“工作关系”。在它之外，师徒之间还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那才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在人血气未定、心智日开之时，业师就像是童子的精神伴侣，伴随着童子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化作了后者精神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若得着品格高洁、学富才高的名师，自然是童子们莫大的福分；即便与平庸之师相遇，也弥足珍贵：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总会融入人们日后的无尽乡思、乡愁之中，平凡而温馨，时淡时浓，挥之不去。因此我想，中国现代史上那些谢师、破门的主人，或早或迟，或自觉或潜意识地，在内心深处，总会为那人间情感的强制性中断而抱憾不已。
其实，那“工作关系”与这情感联系本可并行不悖，为什么一定要势不两立、废此而存彼呢?细品20世纪中国典型的“谢师”事件，都与“政治”有关，与新、旧尖锐对立、民族激烈冲突直接相联。激进的决绝姿态，可能是人们彰显正义立场、激荡民众情感、震慑卖身求荣者的有效斗争策略。故章太炎虽谢师却不改对于乃师的敬意(据有的学者研究，他的所谓谢师都可能是假的，旨在通过制造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对立，保护俞氏和俞门免受清廷迫害)：而对于“谢”了他的周作人，也不十分介意，仍乐于将其著于自己的门人录中。人们都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可人家疯也疯出了真性情，可喜可爱，可圈可点。惟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谢师是最典型的例外。那些热血青年，有的是为“革命政治”冲昏了头脑，有的是为了谢师以自保。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完全没YA，味儿。那血浓于水的师生情感，最终构成了对师生2_N的最大伤害，以至于那些还想挺直腰杆做人的师者(如陈寅恪、邱椿等)既拒绝收徒，也拒绝登坛。
再回过头来说说周作人。他的“谢师”还算正大光明，“破门”则有些唐突。被他所“破”者沈启无(1902—1969)，乃周氏“四大弟子”之一。师徒二人在北京陷落后同时下水，按理说也是“同道”。因为学生比老师事奉主子来得更积极，且为了争夺“文艺战线”上的控制权，不惜明里暗里攻击师者、挑拨其与日人的关系，才叫老师大光其火，必欲“破门”而后快。如此看来，吟风弄月、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可让人、物入美文，却不曾让美入人、物。否则，在如此“小节”之上，他也会超然而观，一笑置之。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五四那代人的“审父”“叛师”意识虽不无偏激之处，但他们骨子里还真有一股“铁肩担道义”的真性情——学生敢批评老师，老师也敢批评学生。如今中国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似乎有点走样儿，既乏道义担当，又少情感体贴，大有演成纯粹“利益共同体”的趋势——彼此奉迎、相互吹捧。如果在下的判断大致不错，那我们还真是需要点儿“谢”的执著，“破”的勇气。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