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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打工妹安子出版《青春驿站》成为作家后,“打工作家”就成了无数打工人向往的一顶桂冠,写作也因此成了一些有文学特长的打工者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周崇贤、王十月、郑小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能够变身“作家”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有着一腔热情、为文学梦笔耕不辍的“打工文学爱好者”。
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几个这样的打工文学爱好者,他们寂寂无名,甚至在别人的城市举步维艰,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谁知道,他们其中的哪个,会成为下一个安子。
王不明:像绅士一样活着
王不明,湖北郧阳人,他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自由公民和自由作家。他崇尚自由,“我现在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除了生活的压力之外,没有力量可以约束我,尤其是领导或老板。自由作家是我给自己戴的高帽子,方便进行自我包装”。
90年代末,王不明一直在内地一间县办药厂上班,虽然经常要赊账吃饭,但心中不乏骄傲和激情。王不明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文友,读外国文学,言必谈萨特、海德格尔、雨果、拜伦等等,梦想有朝一日写出惊世之作,拿个“裸背儿”(诺贝尔)文学奖回来,以傲慢回应那些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单位领导和小城里的文学前辈。
那个时期不声不响地过去了,朋友们的文学锐气也逐渐被磨光,可王不明仍与文学这玩意较着劲。终于,他耐不了这种寂寞,走出了生活了8年的小城,去寻找自己失落已久的骄傲。
王不明先到了上海,希望能在那个中国经济最发达、被称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找一份工作,然而,在上海呆了一段日子后,王不明却连份工作都找不到。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眼看就混不下去了,王不明只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广州投奔朋友。
在广州,王不明奔波了两个多月也没找到工作,他惊慌万分,不得不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并非一个人才。无助之际,朋友把王不明推荐给一个书商,这才结束了王不明无奈的生活。
工作即当写手,按书商的要求炮制所需作品。在王不明看来,那些都是文化垃圾,可它们却能换来买米买面买菜的钞票,这对王不明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王不明开始趴在简陋得一晃就吱呀直叫的破书桌上,按书商的意愿写书。
王不明写的第一部书是反映一位白领丽人的新潮生活,三十多万字,写了30天。当时的王不明还是电脑盲,只能手写,那个辛苦劲,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不已。那时的王不明不知何时是白天,何时是黑夜,他没有时间去了解。
完稿后走出房门那刻,王不明差点虚脱在明晃晃的阳光里,要不是为了5000块钱的酬金,估计王不明是走不到书商那儿交货的。可这辛苦生下的“孩子”,很快就随他人姓了,当王不明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了署名为某某小姐的长篇力作时,他连翻一下书的勇气都没有,赶紧逃离了,就像生出了孩子却又遗弃了孩子的父母无颜探视孩子一样。
为了生活,王不明不得不继续这份工作,并一部接一部地写,书商们报出什么样的“幕”,王不明就得躲在幕后写什么样的东西——贪官、妓女、警匪、娱乐明星。王不明感觉自己和妓女没什么差别,人家出卖肉体,自己出卖灵魂。
文学是填不饱肚子的。在认识到这一点后,王不明也开始搞剪刀加糨糊的小动作,不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了一个制造文字垃圾的小匠人,但这样做却能将生存无着的绝望赶开。后来,王不明买了电脑,效率也提高了。
王不明写的作品,并不比某些知名作家差,他渴望可以光明正大地署自己的名字。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王不明曾经联系过不少出版社,希望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可出版社的答复惊人的一致:没有名气,要想出版就得自费(书号费和印刷费)。事实上,即使交了钱,把作品印成书,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出版社不管销售),你得把书拉回出租房,再找人来买自己的书。
王不明打了退堂鼓,继续为书商打工。王不明在作品中扮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都市丽人、毒贩、巨富……但现实生活中的王不明,就是疯狂写手,写,力争让自己能像绅士一样活下去。
王辉辉:马良之笔
王辉辉,湖北老河口人,曾在某搬家公司当搬运工,目前在广州某报社做发行工作,发表的文章大多署笔名。他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追求,没有放弃。
王辉辉在《南方都市报》开过专栏,他的一部长篇曾在另一份报纸连载半年。提起这些,他笑着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份豁达令人感动。
刚到广州的王辉辉一没文化,二没技能,找不到工作,要靠老乡接济。那时的他苦闷得很。给我一个活儿干,哪怕是去背石头,我都会很感激,这就是王辉辉最初的想法。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王辉辉如愿当上了苦力,在一家搬家公司当搬运工,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
每天下班后,王辉辉都腰酸腿疼直抽筋,倒在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王辉辉常常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吗?难道我的人生价值就在这搬搬运运的简单劳作中吗?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王辉辉在心底发誓。
可是,干搬家公司这行,时间限制非常大,往往深更半夜了还在为人搬家、搬公司、搬厂房的路上,想要自学大专课程拿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王辉辉认真思索了很久——首先,要感兴趣,其次,时间弹性要大,自己有闲暇就可以搞。想来想去,写作最合适。
搞写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辉辉住在大工棚,几十个人同处一室,下班后乱成一窝蜂——打扑克的,猜拳喝酒的,聊天的,磨牙对骂的。每每提笔,王辉辉都不得不与周围的噪声作斗争,同时还得忍受大家的冷嘲热讽——哈,王辉辉这小子想当作家呢!也不看看咱们这破工棚,有出作家的风水吗?
王辉辉不理会这些,只是一个劲闷头写,日子久了,竟练成闹中取静的本事,除非有人在耳朵边大喊大叫,不然,王辉辉都能将身边的一切置之度外。没有电脑,王辉辉就手写;没有书桌,王辉辉就用床板当写字台;没有稿纸,王辉辉就拿被扔掉的资料纸当练笔场。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辉辉的文章终于得以发表,而且发表了近百万字,剪贴本摞得老高的。可王辉辉觉得,这只能证明自己没有虚度昨天,而不能代表可以松懈面对明天。终于有一天,王辉辉凭着自己发表的文章进了报社,搬出了拥挤不堪的工棚,他不再是搬运工了。
王辉辉的努力感动了家乡的一位漂亮姑娘,这位姑娘最终成了王辉辉的妻子。结婚后,王辉辉一边忙于报社的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写的东西少了,但质量却高了。王辉辉的头脑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想法,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规划和打算。他不再是一个只会出力流汗、趴在木板床上笔画的打工仔,而是变得善动脑子,会寻找机会。
王辉辉觉得,手中的笔就像《神笔马良》中的神笔一样,能够为自己描绘出更加灿烂的未来。
李贤贤:快乐地劳动
李贤贤,广东五华人。他的屋子狭窄得几无转身之地,但他很满足。他在这间小屋里,静心排列自己钟爱的文字,他称这是一项快乐的劳动,比为老板打工快乐多了。“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东南西北风”,李贤贤就这样追逐着自己的文学梦。
2003年以前,李贤贤在家乡当代课教师,每天带着一群小学生上课,教他们写人、口、手。后来有一天,因看不习惯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李贤贤愤而投书报社,结果捅了马蜂窝,受到了相关人士的报复,他无法在家乡呆下去了,只好跑到广州避难。
到广州以后,李贤贤做过很多工。摆过地摊,被城管追着满街跑,也当过经理,对着几十人发号施令,但无论做什么,李贤贤都找不到足以自傲的成就感,因为那些都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李贤贤最热爱的是写作。
避祸广州事起写作,但李贤贤并未因此放弃,相反,认识到了写作的价值与意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经媒体曝光,马上就能得到解决,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大。
漂泊在外,无论工作多苦多累多繁忙,李贤贤都笔耕不辍。言论、速写、通讯、消息、小说、诗歌、散文、读者来信,李贤贤都写。有时候,一天能在报纸上发表五六篇文章。稿费收入比打工半个月的收入高,还不用受老板的气。这样一来,李贤贤干脆辞了工,专心做起写手来。署着李贤贤真名、笔名、化名的各类文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
在广州,李贤贤经常写些揭露黑暗、歌颂真善美的报道,比如看到哪里有站街女拉客,哪里有修车匠撒钉宰客,他回去就写成报道发给媒体,记者前去采访,他也跟着忙前忙后,誓要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看到哪里有好人好事,他也会及时写成文章发给媒体。为此,他甚至买了一台传真机专门传稿。后来经济条件好转后,又买了一台电脑上网,提高了发稿效率。
有一年春节,李贤贤回家乡探亲,发现家乡有当权者私占田地建墓穴的现象,回到广州后就写了一篇报道,还配上图片,在报纸上发表了。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这种现象也得到了遏制。这次,就算他们想报复也报复不了了,因为李贤贤不在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听着家乡群众的赞美之辞,李贤贤不禁对写作充满了感激之情。写作,让李贤贤找到了成就感和快乐的人生。
李贤贤看不惯也不愿意做篡改、抄袭之类的事,觉得那无异于是对写作这种神圣事业的亵渎,听说某位著名作家靠抄袭出书还拒不认错后,李贤贤非常愤怒,写了篇文章把他臭骂了一顿,出了心中那口恶气。李贤贤就这样快乐地写着自己的文章,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李贤贤快乐。
郸城人:圆了编辑梦
郸城人,也就是笔者我,河南郸城人,刚被某报社录用为编辑。机会对于人很重要,在广州跋涉了好几年,机会终于姗姗而来。之所以一直抑郁不得志,主要是因为手中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和相关工作经验。
我原来在故乡河南省郸城县上班,当个不小的官——办公室副主任,可说穿了也不过是做些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很清闲也很无聊,我常有浪费青春之感,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所以就停薪留职到广州闯荡。
去广州,是为了圆心中的文学梦,希望能找到一份报刊编辑的工作。可谁知,广州是座格外现实的城市,几乎每一家用工单位都以文凭取人。没有文凭,很难得到面试的机会。我在奔波了三个多月后,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另找了一份工作安顿下自己,然后开始曲线圆梦——写稿、投稿、发稿,我要用手中的笔向世界证明:没有文凭并不等于没有才能,终有一天,我要叩开自己的理想之门。
一份曾经因策划“某女星十万元征婚”而名噪一时的生活类周报,收到我的投稿并全文照发后,四名编辑轮番打电话向我约稿。下班后,我拼命赶稿,满足编辑们的用稿需求——仅仅两个月时间,这份报纸就发表了我25篇共计2万余字的文章,除此之外,其他报刊还不时有我的文章出现。我骄傲,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编辑记者的料,只是被埋没了。
不久之后,这家报纸改版,要招聘编辑记者,我自信满怀地前去应聘,心想凭我两个月在那里发表的文章,还能不被录用?但我仍然没有被录用,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可却从未收到一分钱的稿费,于是,就前去催讨。慢慢地,就和负责接待我的报社副主编王女士熟悉了。她问我这么能写,干嘛不找份编辑工作。我说我找了,找不到。
王女士说他们报社正在招人,她负责初试。总编最看重的是文凭和经验,事实上,他录用的许多有文凭和经验的人,入职后都不合格,不得不一再换人,当初向我约稿的四个编辑,全都被开除了。
我听后五味杂陈。这样的报纸能有什么前途呢?——既然总编看不起我们这些野生野长的非科班写作者,又何必去求他呢?
后来,这家报纸没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我的几千元稿费也打了水漂。我已无心与之计较了,我要望向未来,继续埋头写文章。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份新创办的报纸公开招聘编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去了求职信和以前发表过的部分作品,并附了一首求职诗:
背上行囊我作别了课堂/行囊里有我年轻的梦想/年轻的梦想是永不停息的风/促使我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在一幢幢大厦前仰望/却找不到一扇/我可以打开的窗/一次次把紧闭的门叩响/却一次次被门缝里扔出来的话/无情地砸伤/漂来漂去的我/永不漂去的是心中梦想/求职者啊/是一粒饱满的种子/在寻找——宝贵的土壤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便接到了总编的面试通知。我没有隐瞒自己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的事实。主编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后,给了我机会:只要我能通过试用期,就可以正式上班。这使我非常感激,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以回报总编先生的知遇之恩,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待。像我这样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打工仔来说,能够当上编辑很不容易,未知的、有待探索的领域还宽广得很。
责编:黄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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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能够变身“作家”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有着一腔热情、为文学梦笔耕不辍的“打工文学爱好者”。
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几个这样的打工文学爱好者,他们寂寂无名,甚至在别人的城市举步维艰,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谁知道,他们其中的哪个,会成为下一个安子。
王不明:像绅士一样活着
王不明,湖北郧阳人,他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自由公民和自由作家。他崇尚自由,“我现在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除了生活的压力之外,没有力量可以约束我,尤其是领导或老板。自由作家是我给自己戴的高帽子,方便进行自我包装”。
90年代末,王不明一直在内地一间县办药厂上班,虽然经常要赊账吃饭,但心中不乏骄傲和激情。王不明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文友,读外国文学,言必谈萨特、海德格尔、雨果、拜伦等等,梦想有朝一日写出惊世之作,拿个“裸背儿”(诺贝尔)文学奖回来,以傲慢回应那些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单位领导和小城里的文学前辈。
那个时期不声不响地过去了,朋友们的文学锐气也逐渐被磨光,可王不明仍与文学这玩意较着劲。终于,他耐不了这种寂寞,走出了生活了8年的小城,去寻找自己失落已久的骄傲。
王不明先到了上海,希望能在那个中国经济最发达、被称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找一份工作,然而,在上海呆了一段日子后,王不明却连份工作都找不到。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眼看就混不下去了,王不明只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广州投奔朋友。
在广州,王不明奔波了两个多月也没找到工作,他惊慌万分,不得不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并非一个人才。无助之际,朋友把王不明推荐给一个书商,这才结束了王不明无奈的生活。
工作即当写手,按书商的要求炮制所需作品。在王不明看来,那些都是文化垃圾,可它们却能换来买米买面买菜的钞票,这对王不明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王不明开始趴在简陋得一晃就吱呀直叫的破书桌上,按书商的意愿写书。
王不明写的第一部书是反映一位白领丽人的新潮生活,三十多万字,写了30天。当时的王不明还是电脑盲,只能手写,那个辛苦劲,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不已。那时的王不明不知何时是白天,何时是黑夜,他没有时间去了解。
完稿后走出房门那刻,王不明差点虚脱在明晃晃的阳光里,要不是为了5000块钱的酬金,估计王不明是走不到书商那儿交货的。可这辛苦生下的“孩子”,很快就随他人姓了,当王不明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了署名为某某小姐的长篇力作时,他连翻一下书的勇气都没有,赶紧逃离了,就像生出了孩子却又遗弃了孩子的父母无颜探视孩子一样。
为了生活,王不明不得不继续这份工作,并一部接一部地写,书商们报出什么样的“幕”,王不明就得躲在幕后写什么样的东西——贪官、妓女、警匪、娱乐明星。王不明感觉自己和妓女没什么差别,人家出卖肉体,自己出卖灵魂。
文学是填不饱肚子的。在认识到这一点后,王不明也开始搞剪刀加糨糊的小动作,不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了一个制造文字垃圾的小匠人,但这样做却能将生存无着的绝望赶开。后来,王不明买了电脑,效率也提高了。
王不明写的作品,并不比某些知名作家差,他渴望可以光明正大地署自己的名字。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王不明曾经联系过不少出版社,希望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可出版社的答复惊人的一致:没有名气,要想出版就得自费(书号费和印刷费)。事实上,即使交了钱,把作品印成书,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出版社不管销售),你得把书拉回出租房,再找人来买自己的书。
王不明打了退堂鼓,继续为书商打工。王不明在作品中扮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都市丽人、毒贩、巨富……但现实生活中的王不明,就是疯狂写手,写,力争让自己能像绅士一样活下去。
王辉辉:马良之笔
王辉辉,湖北老河口人,曾在某搬家公司当搬运工,目前在广州某报社做发行工作,发表的文章大多署笔名。他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追求,没有放弃。
王辉辉在《南方都市报》开过专栏,他的一部长篇曾在另一份报纸连载半年。提起这些,他笑着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份豁达令人感动。
刚到广州的王辉辉一没文化,二没技能,找不到工作,要靠老乡接济。那时的他苦闷得很。给我一个活儿干,哪怕是去背石头,我都会很感激,这就是王辉辉最初的想法。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王辉辉如愿当上了苦力,在一家搬家公司当搬运工,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
每天下班后,王辉辉都腰酸腿疼直抽筋,倒在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王辉辉常常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吗?难道我的人生价值就在这搬搬运运的简单劳作中吗?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王辉辉在心底发誓。
可是,干搬家公司这行,时间限制非常大,往往深更半夜了还在为人搬家、搬公司、搬厂房的路上,想要自学大专课程拿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王辉辉认真思索了很久——首先,要感兴趣,其次,时间弹性要大,自己有闲暇就可以搞。想来想去,写作最合适。
搞写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辉辉住在大工棚,几十个人同处一室,下班后乱成一窝蜂——打扑克的,猜拳喝酒的,聊天的,磨牙对骂的。每每提笔,王辉辉都不得不与周围的噪声作斗争,同时还得忍受大家的冷嘲热讽——哈,王辉辉这小子想当作家呢!也不看看咱们这破工棚,有出作家的风水吗?
王辉辉不理会这些,只是一个劲闷头写,日子久了,竟练成闹中取静的本事,除非有人在耳朵边大喊大叫,不然,王辉辉都能将身边的一切置之度外。没有电脑,王辉辉就手写;没有书桌,王辉辉就用床板当写字台;没有稿纸,王辉辉就拿被扔掉的资料纸当练笔场。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辉辉的文章终于得以发表,而且发表了近百万字,剪贴本摞得老高的。可王辉辉觉得,这只能证明自己没有虚度昨天,而不能代表可以松懈面对明天。终于有一天,王辉辉凭着自己发表的文章进了报社,搬出了拥挤不堪的工棚,他不再是搬运工了。
王辉辉的努力感动了家乡的一位漂亮姑娘,这位姑娘最终成了王辉辉的妻子。结婚后,王辉辉一边忙于报社的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写的东西少了,但质量却高了。王辉辉的头脑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想法,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规划和打算。他不再是一个只会出力流汗、趴在木板床上笔画的打工仔,而是变得善动脑子,会寻找机会。
王辉辉觉得,手中的笔就像《神笔马良》中的神笔一样,能够为自己描绘出更加灿烂的未来。
李贤贤:快乐地劳动
李贤贤,广东五华人。他的屋子狭窄得几无转身之地,但他很满足。他在这间小屋里,静心排列自己钟爱的文字,他称这是一项快乐的劳动,比为老板打工快乐多了。“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东南西北风”,李贤贤就这样追逐着自己的文学梦。
2003年以前,李贤贤在家乡当代课教师,每天带着一群小学生上课,教他们写人、口、手。后来有一天,因看不习惯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李贤贤愤而投书报社,结果捅了马蜂窝,受到了相关人士的报复,他无法在家乡呆下去了,只好跑到广州避难。
到广州以后,李贤贤做过很多工。摆过地摊,被城管追着满街跑,也当过经理,对着几十人发号施令,但无论做什么,李贤贤都找不到足以自傲的成就感,因为那些都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李贤贤最热爱的是写作。
避祸广州事起写作,但李贤贤并未因此放弃,相反,认识到了写作的价值与意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经媒体曝光,马上就能得到解决,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大。
漂泊在外,无论工作多苦多累多繁忙,李贤贤都笔耕不辍。言论、速写、通讯、消息、小说、诗歌、散文、读者来信,李贤贤都写。有时候,一天能在报纸上发表五六篇文章。稿费收入比打工半个月的收入高,还不用受老板的气。这样一来,李贤贤干脆辞了工,专心做起写手来。署着李贤贤真名、笔名、化名的各类文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
在广州,李贤贤经常写些揭露黑暗、歌颂真善美的报道,比如看到哪里有站街女拉客,哪里有修车匠撒钉宰客,他回去就写成报道发给媒体,记者前去采访,他也跟着忙前忙后,誓要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看到哪里有好人好事,他也会及时写成文章发给媒体。为此,他甚至买了一台传真机专门传稿。后来经济条件好转后,又买了一台电脑上网,提高了发稿效率。
有一年春节,李贤贤回家乡探亲,发现家乡有当权者私占田地建墓穴的现象,回到广州后就写了一篇报道,还配上图片,在报纸上发表了。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这种现象也得到了遏制。这次,就算他们想报复也报复不了了,因为李贤贤不在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听着家乡群众的赞美之辞,李贤贤不禁对写作充满了感激之情。写作,让李贤贤找到了成就感和快乐的人生。
李贤贤看不惯也不愿意做篡改、抄袭之类的事,觉得那无异于是对写作这种神圣事业的亵渎,听说某位著名作家靠抄袭出书还拒不认错后,李贤贤非常愤怒,写了篇文章把他臭骂了一顿,出了心中那口恶气。李贤贤就这样快乐地写着自己的文章,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李贤贤快乐。
郸城人:圆了编辑梦
郸城人,也就是笔者我,河南郸城人,刚被某报社录用为编辑。机会对于人很重要,在广州跋涉了好几年,机会终于姗姗而来。之所以一直抑郁不得志,主要是因为手中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和相关工作经验。
我原来在故乡河南省郸城县上班,当个不小的官——办公室副主任,可说穿了也不过是做些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很清闲也很无聊,我常有浪费青春之感,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所以就停薪留职到广州闯荡。
去广州,是为了圆心中的文学梦,希望能找到一份报刊编辑的工作。可谁知,广州是座格外现实的城市,几乎每一家用工单位都以文凭取人。没有文凭,很难得到面试的机会。我在奔波了三个多月后,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另找了一份工作安顿下自己,然后开始曲线圆梦——写稿、投稿、发稿,我要用手中的笔向世界证明:没有文凭并不等于没有才能,终有一天,我要叩开自己的理想之门。
一份曾经因策划“某女星十万元征婚”而名噪一时的生活类周报,收到我的投稿并全文照发后,四名编辑轮番打电话向我约稿。下班后,我拼命赶稿,满足编辑们的用稿需求——仅仅两个月时间,这份报纸就发表了我25篇共计2万余字的文章,除此之外,其他报刊还不时有我的文章出现。我骄傲,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编辑记者的料,只是被埋没了。
不久之后,这家报纸改版,要招聘编辑记者,我自信满怀地前去应聘,心想凭我两个月在那里发表的文章,还能不被录用?但我仍然没有被录用,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可却从未收到一分钱的稿费,于是,就前去催讨。慢慢地,就和负责接待我的报社副主编王女士熟悉了。她问我这么能写,干嘛不找份编辑工作。我说我找了,找不到。
王女士说他们报社正在招人,她负责初试。总编最看重的是文凭和经验,事实上,他录用的许多有文凭和经验的人,入职后都不合格,不得不一再换人,当初向我约稿的四个编辑,全都被开除了。
我听后五味杂陈。这样的报纸能有什么前途呢?——既然总编看不起我们这些野生野长的非科班写作者,又何必去求他呢?
后来,这家报纸没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我的几千元稿费也打了水漂。我已无心与之计较了,我要望向未来,继续埋头写文章。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份新创办的报纸公开招聘编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去了求职信和以前发表过的部分作品,并附了一首求职诗:
背上行囊我作别了课堂/行囊里有我年轻的梦想/年轻的梦想是永不停息的风/促使我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在一幢幢大厦前仰望/却找不到一扇/我可以打开的窗/一次次把紧闭的门叩响/却一次次被门缝里扔出来的话/无情地砸伤/漂来漂去的我/永不漂去的是心中梦想/求职者啊/是一粒饱满的种子/在寻找——宝贵的土壤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便接到了总编的面试通知。我没有隐瞒自己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的事实。主编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后,给了我机会:只要我能通过试用期,就可以正式上班。这使我非常感激,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以回报总编先生的知遇之恩,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待。像我这样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打工仔来说,能够当上编辑很不容易,未知的、有待探索的领域还宽广得很。
责编:黄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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