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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院教育是由民间学者创办的,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但当其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通阅中国教育史,会发现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
书院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先秦时候孔子兴办私学,是书院教育之雏形;而汉唐时候的精舍,是书院的前身;到北宋时候,书院教育才正式确立。
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没有超越家族制度,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
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
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传统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1.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逐名利
唐宋以来,官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于政府的统治;然而从坏处来说,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于堕落腐化。
书院教育,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就是这个意思。
2.着重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真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以理学家陆象山为例,他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去世后,弟子门人前来吊唁哭丧者近千人。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朱子为例,他白天忙于公务,晚上才到书院讲学,据说他“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3.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派之见
作为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这种观点最能在书院中体现出来,因为政府为了统治上的方便,往往将思想规范化﹑单一化,以便于操控,从而使学术自由受损。相反,由于书院是民间发起的,能够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在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齐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使大家能互相了解,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
4.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说
这点与上一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官学来说,由于教学内容﹑考核标准等都由官方严格规定,容易造成学生死守教材﹑背诵章句,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书院方面,由于课程较灵活自由,故此无论教者与学者都能自由发挥,勇于创新。
传统书院教育对现代高教的启迪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有着巨大的价值,对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现代高等教育来讲,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现代社会变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家族体制被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的机构就是现代的大学。
但现代教育较重视传授知识和实际技能,从好处来说是能够培养和训练科学和技术人才,然而代价往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重视得不够,以致只讲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如做个良好公民﹑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之类。这种社会,其实并不符合我们道德意识的彻底反省,并不是使人趋向于成就圆满人格的理想社会。
现代教育重理性,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另外,现代教育讨论人生价值的内容,却只流于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却出现极大的缺陷。一方面,教师往往只重视讲道德,却不能身体力行,容易变成讲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学生只重视对道德问题作理性的思考,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将价值体现出来。
而传统书院教育可以有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之处。这需要现代大学既继承书院教育的传统,又吸纳现代大学的精神。
那么作为一所中国的大学,首先应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当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科学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使其成为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同时又充满了问题意识。从而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再就是应该借鉴书院教育,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从而能保证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
书院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先秦时候孔子兴办私学,是书院教育之雏形;而汉唐时候的精舍,是书院的前身;到北宋时候,书院教育才正式确立。
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没有超越家族制度,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
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
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传统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1.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逐名利
唐宋以来,官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于政府的统治;然而从坏处来说,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于堕落腐化。
书院教育,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就是这个意思。
2.着重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真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以理学家陆象山为例,他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去世后,弟子门人前来吊唁哭丧者近千人。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朱子为例,他白天忙于公务,晚上才到书院讲学,据说他“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3.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派之见
作为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这种观点最能在书院中体现出来,因为政府为了统治上的方便,往往将思想规范化﹑单一化,以便于操控,从而使学术自由受损。相反,由于书院是民间发起的,能够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在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齐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使大家能互相了解,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
4.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说
这点与上一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官学来说,由于教学内容﹑考核标准等都由官方严格规定,容易造成学生死守教材﹑背诵章句,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书院方面,由于课程较灵活自由,故此无论教者与学者都能自由发挥,勇于创新。
传统书院教育对现代高教的启迪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有着巨大的价值,对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现代高等教育来讲,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现代社会变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家族体制被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的机构就是现代的大学。
但现代教育较重视传授知识和实际技能,从好处来说是能够培养和训练科学和技术人才,然而代价往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重视得不够,以致只讲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如做个良好公民﹑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之类。这种社会,其实并不符合我们道德意识的彻底反省,并不是使人趋向于成就圆满人格的理想社会。
现代教育重理性,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另外,现代教育讨论人生价值的内容,却只流于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却出现极大的缺陷。一方面,教师往往只重视讲道德,却不能身体力行,容易变成讲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学生只重视对道德问题作理性的思考,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将价值体现出来。
而传统书院教育可以有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之处。这需要现代大学既继承书院教育的传统,又吸纳现代大学的精神。
那么作为一所中国的大学,首先应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当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科学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使其成为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同时又充满了问题意识。从而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再就是应该借鉴书院教育,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从而能保证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