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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的治国之术，是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党与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改革局势、掌握改革主动权，在调研决策、动员指挥、组织协调、用人驭人等方面运用的策略、方式、方法。邓小平治国之术来源于充分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现实思考，具有科学领导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辩证统一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邓小平 治国之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之上，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思想解放、改革前景等宏观层面有着革新的设计，而且对落实过程中涉及的调研决策、动员指挥、组织协调、用人驭人等微观层面有着娴熟的运作。笔者认为邓小平在宏观层面的设计可归于“治国之道”，而微观层面的运作可属“治国之术”的范畴。
一、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内涵
“道”是大略、方向、思想，是对客观世界整体性、根本性认识；“术”是技巧、方法、手段，是实践过程中主观性、能动性的体现。道与术在政治家手中缺一不可，无术道阻，无道术喑，道可生术，术可强道，道与术对于政治家正如舟与桨对于摆渡人，无舟河难渡，无浆舟不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治国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整合群众力量，统领社会运动，推动既定目标与事业的实现。邓小平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凝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即邓小平用他的“治国道术”在巩固党执政安全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
1920年邓小平在法国受周恩来的指导，学习和实践了建立组织、领导运动和宣传革命的方式方法。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在其后，邓小平先后担任了部队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担任过财政部长、副总理等职务，筹划过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等，这使得邓小平在成为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时，拥有了近50年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邓小平本人更清楚自身的优势和国家的需求，因此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承担起掌控设计和落实颠覆性的新体制，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1]（P19），这种准确而现实的使命定位，奠定了他成功领导经济改革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邓小平的治国之术，是指其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党与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改革局势、掌握改革主动权，在调研决策、动员指挥、组织协调、用人驭人等方面运用的策略、方式、方法。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的领导之术，它来源于充分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现实思考，具有科学领导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辩证统一性，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治国方略的展开。
二、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内容
如前所述，治国之术的实质是有目的、有条件、有计划的领导活动，对其研究不能仅做理论探讨，更需结合其治国过程中的具体领导活动来总结“术”的精妙。因此，笔者通过梳理邓小平的领导活动实践历程，总结凝练其治国理政过程中涉及调研、动员、组织、驭人四个方面的卓越才能。
1.着眼大局的调研决策
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认为，“权力的两个要素就是动机和资源，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缩减；缺少资源，动机也就毫无价值可言”[2]（P7），而调研与决策正是动机来源的两个主要方面，是领导者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支撑。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详实的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科学的决策又能进一步深化调查研究。邓小平正是一位注重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相结合的现实主义领导者。
邓小平是主观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群众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3]（P218-219）就治理国家的角度看，仅仅按照群众路线办尚有不足，还必须在坚持大局前提下结合专家意见与群众意见，进行综合考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开始迅速繁荣，社会逐步开放。随着改革的扩大和开放的加深，社会上出现了信仰缺失、腐败频发、拜金主义等背离社会主义要求的丑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我国的改革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邓小平结合充分调研和论证，提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4]（P67）。这种辩证思考的政治头脑和紧抓机遇的改革方法，成功地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高潮。
总的来说，在调研决策过程中，邓小平善于着眼大局，把按“辩证法办事”的理念和“突破陈规”的勇气相结合，对“群众路线与理论研讨”的事实结果进行细致分析，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采用“胆子大，步子稳”的决策方式及时果断地制定政策，坚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制定各项方针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5]。
2.高效权威的动员指挥
决策需得到有力的动员指挥方能准确、有效、及时地落实，其内含的政策效力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决策的动员指挥，涉及到繁芜复杂的人员、分工、协作、反馈、调整等环节，若缺少参与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出现消极怠工、拖沓疲惫等“负能量”，从而导致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偏差，影响政策的实际效力。而调动群众的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离不开领导人的动员指挥。从形式上看动员指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型，如发动群众、亲身号召、临场讲话等；二是间接型，如发布公告、营造氛围、实践动员等。邓小平对于这两种动员方式的利用都极具灵活性。 1978年，邓小平紧抓国内外有力时机，动员大量干部出国考察，仅此“一年里有数百名部长、第一书记、省长频频出国考察，共走访了50多个国家”[1]（P220）。这些领导干部通过国内外对比后，对我国所处的落后面貌有了统一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对国内落后状态形成共识能够为推动改革减少阻力，他本人则担负起对外交往的重任，连续出访东南亚、日本、美国等，造出极大的声势，透露给全国人民新的政治动向，即中国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启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在面临国内出现大量社会问题时，邓小平作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指示，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在思想和社会秩序层面开展强有力的行动，严打了一批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权威，凝聚了改革开放的人心和力量。1980年元旦，邓小平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一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80年代要做的大事，统一全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二是分析8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让人民看到我国处在有利的形势之中，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三是透析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展示党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上毫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心。
综上所述，动员指挥环节，邓小平坚持在掌握有效信息和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前提下，依靠自身权威与坚定信念，紧抓时机，灵活变通，采用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动员指挥，坦诚布公地向群众明确任务和形势，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争取使每一次运动、每一次变革不但干部懂得，人民群众同样能够了解和掌握，以此来赢得群众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政策贯彻执行赢得更多的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在邓小平的治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效。
3.举重若轻的组织协调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思想解放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是党内领导关系的一种，它无法像具体职务一样来源于任命或权力交接，同封建的世袭接替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思想的指导，实行集体领导模式，即集体成员间以平等、独立、民主的原则开展工作，但党内领导层依然需要核心领导者，能够娴熟地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为国家、人民作出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趋势的关键决策。最终，经过人民与历史的抉择，邓小平肩负起了这一重任。
邓小平治国之术中的组织协调，一方面是指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对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力量的整合与调配，充分发挥各单位的职能互补与力量整合作用，最大化地形成工作合力，以期实现既定目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指邓小平运用自身近50年的领导经验，娴熟地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赢取党内和群众的支持，巩固自身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既是邓小平治国的前提也是治国的题中之义。邓小平“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仅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1]（P371），但他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开来。在赢得群众支持方面，邓小平深知发展经济可以增强其自身的威望和取得人民的支持，于是他一方面对经济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一方面提拔年轻干部如姚依林、谷牧等经济能手来落实自己的改革思想。在统一党内思想方面，邓小平花费大量时间准备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用他朴实无华的语言来统一党代表思想和坚定改革路线[1]（P376）。在统帅军队方面，邓小平努力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依赖杨尚昆、杨得志等开展对军队的改革。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举重若轻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巩固领导经济、思想、军事等环节所需的威望，还是组建运转有效的政策小组上，邓小平都灵活运用了如下原则：1.话语权威与处事公正相结合。对领导人来说，个人谋断欲成为党的政策推行开来，离不开个人威望，而威望的形成依赖公正合理的处事方式。2.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相结合。3.群众支持与党内支持相结合。邓小平一生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有威信的核心领导人；4.思想统一与军队忠诚相结合。拥有对军队的无可比拟影响力是核心领导人的标志之一，也是统一改革思想的必要保证。伟大的领导人不仅要拥有为人民代言的能力，更要主动为人民代言。邓小平简洁明了的“白猫黑猫论”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妙语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成为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的“革命口号”。
4.高瞻远瞩的用人驭人
“识才难，非难；得才难，非难；用才难也。”[6]（P244）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建设期间，考察与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党政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行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事实证明，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筹划捍卫了改革的成果。邓小平认为选人用人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前进的重大战略措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7]（P180）。
邓小平根据人才的能力和擅长领域安排了诸多领导小组，“如彭真领导政法小组，万里领导农业小组，宋任穷领导人事小组，余秋里领导工业、运输项目，胡乔木领导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领导经济，王任重主管宣传，方毅主管科技，谷牧主管外贸和投资等”[1]（P375）。邓小平对这些人才的任用成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为革新僵化的经济体制作出了破冰者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着丰富外交、科技、改革经验的政治局委员江泽民映入了邓小平慧眼之中，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中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成功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继续扛起改革的大旗一往直前。至此，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者的帮助和支持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并成功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21世纪。
伟大的事业总是离不开杰出的人才，人才保证是事业成功的根本，邓小平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选人方面他提出了着名的四大原则——“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保证了才力最大化的发挥，又稳固了改革开放事业道路的方向。在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时刻考察着自己选任的领导干部，确保其主导的思想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行开来，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支持着自己认可的年轻干部，帮助其树立领导权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发现和驾驭人才方面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策略性的手腕，能够充分依据党的事业的需求选拔适当的人才担任开路先锋，充分发挥人才的效力，并努力选拔接续革命事业的人才梯队。
三、结语
邓小平的治国之术在某种程度上说为改革开放的成功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不是唯我独尊的权谋和霸术，更不是移天易日的政争和党争，而是为了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继承世界优秀政治文明而表现出的治国能力，它集中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治国理政、兴民安邦领域的杰出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辩证开放的思维方式，果敢大胆的领导风格，突破常规的决策管理，讲究效率的行事风格给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值得我们深度剖析和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陈冠任.跟邓小平学领导方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5]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3-11-04.
[6]华阅编著.领导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吴自锋
[关键词] 邓小平 治国之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之上，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思想解放、改革前景等宏观层面有着革新的设计，而且对落实过程中涉及的调研决策、动员指挥、组织协调、用人驭人等微观层面有着娴熟的运作。笔者认为邓小平在宏观层面的设计可归于“治国之道”，而微观层面的运作可属“治国之术”的范畴。
一、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内涵
“道”是大略、方向、思想，是对客观世界整体性、根本性认识；“术”是技巧、方法、手段，是实践过程中主观性、能动性的体现。道与术在政治家手中缺一不可，无术道阻，无道术喑，道可生术，术可强道，道与术对于政治家正如舟与桨对于摆渡人，无舟河难渡，无浆舟不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治国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整合群众力量，统领社会运动，推动既定目标与事业的实现。邓小平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凝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即邓小平用他的“治国道术”在巩固党执政安全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
1920年邓小平在法国受周恩来的指导，学习和实践了建立组织、领导运动和宣传革命的方式方法。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在其后，邓小平先后担任了部队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担任过财政部长、副总理等职务，筹划过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等，这使得邓小平在成为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时，拥有了近50年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邓小平本人更清楚自身的优势和国家的需求，因此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承担起掌控设计和落实颠覆性的新体制，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1]（P19），这种准确而现实的使命定位，奠定了他成功领导经济改革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邓小平的治国之术，是指其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党与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改革局势、掌握改革主动权，在调研决策、动员指挥、组织协调、用人驭人等方面运用的策略、方式、方法。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的领导之术，它来源于充分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现实思考，具有科学领导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辩证统一性，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治国方略的展开。
二、邓小平治国之术的内容
如前所述，治国之术的实质是有目的、有条件、有计划的领导活动，对其研究不能仅做理论探讨，更需结合其治国过程中的具体领导活动来总结“术”的精妙。因此，笔者通过梳理邓小平的领导活动实践历程，总结凝练其治国理政过程中涉及调研、动员、组织、驭人四个方面的卓越才能。
1.着眼大局的调研决策
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认为，“权力的两个要素就是动机和资源，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缩减；缺少资源，动机也就毫无价值可言”[2]（P7），而调研与决策正是动机来源的两个主要方面，是领导者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支撑。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详实的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科学的决策又能进一步深化调查研究。邓小平正是一位注重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相结合的现实主义领导者。
邓小平是主观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群众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3]（P218-219）就治理国家的角度看，仅仅按照群众路线办尚有不足，还必须在坚持大局前提下结合专家意见与群众意见，进行综合考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开始迅速繁荣，社会逐步开放。随着改革的扩大和开放的加深，社会上出现了信仰缺失、腐败频发、拜金主义等背离社会主义要求的丑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我国的改革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邓小平结合充分调研和论证，提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4]（P67）。这种辩证思考的政治头脑和紧抓机遇的改革方法，成功地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高潮。
总的来说，在调研决策过程中，邓小平善于着眼大局，把按“辩证法办事”的理念和“突破陈规”的勇气相结合，对“群众路线与理论研讨”的事实结果进行细致分析，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采用“胆子大，步子稳”的决策方式及时果断地制定政策，坚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制定各项方针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5]。
2.高效权威的动员指挥
决策需得到有力的动员指挥方能准确、有效、及时地落实，其内含的政策效力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决策的动员指挥，涉及到繁芜复杂的人员、分工、协作、反馈、调整等环节，若缺少参与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出现消极怠工、拖沓疲惫等“负能量”，从而导致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偏差，影响政策的实际效力。而调动群众的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离不开领导人的动员指挥。从形式上看动员指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型，如发动群众、亲身号召、临场讲话等；二是间接型，如发布公告、营造氛围、实践动员等。邓小平对于这两种动员方式的利用都极具灵活性。 1978年，邓小平紧抓国内外有力时机，动员大量干部出国考察，仅此“一年里有数百名部长、第一书记、省长频频出国考察，共走访了50多个国家”[1]（P220）。这些领导干部通过国内外对比后，对我国所处的落后面貌有了统一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对国内落后状态形成共识能够为推动改革减少阻力，他本人则担负起对外交往的重任，连续出访东南亚、日本、美国等，造出极大的声势，透露给全国人民新的政治动向，即中国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启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在面临国内出现大量社会问题时，邓小平作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指示，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在思想和社会秩序层面开展强有力的行动，严打了一批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权威，凝聚了改革开放的人心和力量。1980年元旦，邓小平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一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80年代要做的大事，统一全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二是分析8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让人民看到我国处在有利的形势之中，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三是透析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展示党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上毫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心。
综上所述，动员指挥环节，邓小平坚持在掌握有效信息和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前提下，依靠自身权威与坚定信念，紧抓时机，灵活变通，采用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动员指挥，坦诚布公地向群众明确任务和形势，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争取使每一次运动、每一次变革不但干部懂得，人民群众同样能够了解和掌握，以此来赢得群众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政策贯彻执行赢得更多的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在邓小平的治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效。
3.举重若轻的组织协调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思想解放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是党内领导关系的一种，它无法像具体职务一样来源于任命或权力交接，同封建的世袭接替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思想的指导，实行集体领导模式，即集体成员间以平等、独立、民主的原则开展工作，但党内领导层依然需要核心领导者，能够娴熟地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为国家、人民作出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趋势的关键决策。最终，经过人民与历史的抉择，邓小平肩负起了这一重任。
邓小平治国之术中的组织协调，一方面是指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对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力量的整合与调配，充分发挥各单位的职能互补与力量整合作用，最大化地形成工作合力，以期实现既定目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指邓小平运用自身近50年的领导经验，娴熟地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赢取党内和群众的支持，巩固自身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既是邓小平治国的前提也是治国的题中之义。邓小平“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仅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1]（P371），但他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开来。在赢得群众支持方面，邓小平深知发展经济可以增强其自身的威望和取得人民的支持，于是他一方面对经济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一方面提拔年轻干部如姚依林、谷牧等经济能手来落实自己的改革思想。在统一党内思想方面，邓小平花费大量时间准备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用他朴实无华的语言来统一党代表思想和坚定改革路线[1]（P376）。在统帅军队方面，邓小平努力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依赖杨尚昆、杨得志等开展对军队的改革。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组织协调自身领导资源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举重若轻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巩固领导经济、思想、军事等环节所需的威望，还是组建运转有效的政策小组上，邓小平都灵活运用了如下原则：1.话语权威与处事公正相结合。对领导人来说，个人谋断欲成为党的政策推行开来，离不开个人威望，而威望的形成依赖公正合理的处事方式。2.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相结合。3.群众支持与党内支持相结合。邓小平一生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有威信的核心领导人；4.思想统一与军队忠诚相结合。拥有对军队的无可比拟影响力是核心领导人的标志之一，也是统一改革思想的必要保证。伟大的领导人不仅要拥有为人民代言的能力，更要主动为人民代言。邓小平简洁明了的“白猫黑猫论”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妙语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成为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的“革命口号”。
4.高瞻远瞩的用人驭人
“识才难，非难；得才难，非难；用才难也。”[6]（P244）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建设期间，考察与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党政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行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事实证明，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筹划捍卫了改革的成果。邓小平认为选人用人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前进的重大战略措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7]（P180）。
邓小平根据人才的能力和擅长领域安排了诸多领导小组，“如彭真领导政法小组，万里领导农业小组，宋任穷领导人事小组，余秋里领导工业、运输项目，胡乔木领导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领导经济，王任重主管宣传，方毅主管科技，谷牧主管外贸和投资等”[1]（P375）。邓小平对这些人才的任用成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为革新僵化的经济体制作出了破冰者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着丰富外交、科技、改革经验的政治局委员江泽民映入了邓小平慧眼之中，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中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成功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继续扛起改革的大旗一往直前。至此，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者的帮助和支持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并成功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21世纪。
伟大的事业总是离不开杰出的人才，人才保证是事业成功的根本，邓小平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选人方面他提出了着名的四大原则——“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保证了才力最大化的发挥，又稳固了改革开放事业道路的方向。在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时刻考察着自己选任的领导干部，确保其主导的思想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行开来，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支持着自己认可的年轻干部，帮助其树立领导权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发现和驾驭人才方面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策略性的手腕，能够充分依据党的事业的需求选拔适当的人才担任开路先锋，充分发挥人才的效力，并努力选拔接续革命事业的人才梯队。
三、结语
邓小平的治国之术在某种程度上说为改革开放的成功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不是唯我独尊的权谋和霸术，更不是移天易日的政争和党争，而是为了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继承世界优秀政治文明而表现出的治国能力，它集中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治国理政、兴民安邦领域的杰出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辩证开放的思维方式，果敢大胆的领导风格，突破常规的决策管理，讲究效率的行事风格给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值得我们深度剖析和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陈冠任.跟邓小平学领导方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5]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3-11-04.
[6]华阅编著.领导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