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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之后，我注意到日本国内外有不少媒体持有这样的观点： 安倍晋三很厉害，是一个强势首相。他领导的自民党先是在去年年底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夺回政权，现在又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那么，安倍真是如这些媒体所说的“救世主”吗？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最近几年日本的舆情走向，任何没有患健忘症的人都不会忘记2007年安倍下台时那幕狼狈的情景。当时日本媒体用的最多的词是“弃甲而逃”、“不负责任”和“无能”。印象中，有一家日本媒体还刊登了一位有识之士的如下评论：安倍是“日本1885年明治帝国议会实施以来第一个弃甲而逃的首相”。也就是说，一百多年来，别的首相即使做得不好，也会硬着头皮做到底，而不像安倍那样当困难当头、无法应对时，就称自己身体有病，一走了之。当时紧接其棒的首相是麻生太郎，由于麻生的失策与无能，政权随后落到了民主党手中。
安倍和麻生都是“名门之孙”，他们都曾在极端狼狈的情况下下台。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两个曾被视为“阿斗”的“公子哥儿首相”如今却卷土重来，组成了今日的安倍政权（麻生为副首相）。而不少当时以讥讽这难兄难弟为能事的日本媒体此刻却将之捧为了“救世主”。
看来，日本媒体的风向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日本“造神运动”为哪般
在参议院选举前，对日本政治空气稍有所关心的人，都会断定安倍将获得大胜。原因并不在于被吹嘘、放大的“安倍经济学”的成功，而是因为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的失策与失败。自1955年以来，日本政权基本掌控在自民党手中，由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腐败与无能，导致民心思变，政权在2009年9月旁落到了民主党手里。但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自民党的变种，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对二者之差异，日本国内流传着这样的比拟：一个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 咖喱”。“咖喱饭”不行，那就换“饭 咖喱”吧！“饭 咖喱”不行，只好再吃回“咖喱饭”。这就是安倍顺利重掌政权与胜利的最大秘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意”的走向，与日本主流媒体诱导的风向有很大关系。日本大众传媒有一个特色：即遇到问题，与其说是监督政府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以“国益”为中心，以维护政权稳定为重而掩盖问题。为此，新政权基本上都是在一片赞美声中诞生，然后在低支持率中下台。安倍如此，麻生也是如此，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野田也不例外。推究其由，无非是要制造“新期待”，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正是沿着这个传统，日本主流传媒这回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安倍造神运动”，谁也不再提起六七年前安倍“弃甲而逃”的狼狈情景，谁也不愿强调“安倍经济学”可能带来的大灾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主流媒体一窝蜂重炒“安倍热”的背景下，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早已是预料中事。
“优质基因”与安倍天生使命
了解了安倍卷土重来的真相和背景，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下的疑问：在日本世袭政坛的众多人物当中，重掌政权的为什么不是“剧场政客”的小泉纯一郎、不是“幕后将军”的小泽一郎，而是曾被视为“阿斗”的安倍？安倍靠的究竟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安倍最大的优势就是替他抬轿者所说的“优质政治基因”。他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的公子。岸信介曾被称为“昭和妖怪”，他是二战前伪满洲国的商工大臣，也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他虽是甲级战犯，战后不但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成为了日本首相，他是日本政坛上少有的“政治不倒翁”。即使1960年因为签署《日美安保条约》而招致民众怒火冲天的“倒岸运动”，他在被迫下野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日本政界。他先是扶植自己的胞弟佐藤荣作在1964年11月登上首相宝座，后则有意培养自己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成为首相，倘若不是后者英年早逝，来不及接棒，安倍晋太郎早已成为竹下登之后的日本首相。
至于安倍晋三，在日本媒体的一般描述当中，都将其视为“公子哥儿式”的人物。他从政时间不是很长，之所以能够压倒群雄，跨越众多叔辈，在2006年破例成为日本首相，仰仗的就是其外祖父及父亲家臣的护驾。
换句话说，具有“优异政治遗传基因”的安倍，天生就容易被保守派所接受。
“普通国家”与“正常国家”
的微妙差异
二度执政的安倍，其核心政治思想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告别战后体制”，弦外之音就是回归战前路线，也就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坛宿将小泽一郎倡议的“普通国家论”。
针对日文的“普通国家”，中文书刊有些将它翻译为“正常国家”，我认为这一译法有待商榷。“普通国家”的反义词应该是“特殊国家”。反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人认为日本应该和一般国家一样，别人拥有武器，日本也可以拥有武器（包括核武器）；别人可以派兵海外，日本也可以派兵海外。他们给维护“和平宪法”者贴上了“一国和平主义者”的标签。认真分析，日本之所以被定位为“特殊国家”而非“普通国家”，不让它松绑、不让它拥有战力、不让它出兵海外，主要原因是这个有侵略前科的国家迄今对其战前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和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并没有做好清理的工作。只要日本还是这样一个“特殊国家”，限制它的军队、不让它派兵海外，不论是对日本人民还是对亚洲邻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如果将“普通国家”翻译成“正常国家”，那么反对修宪、坚持维护“和平宪法”的日本人士岂不成了主张继续维持日本“不正常国家”状态的人士？这显然有失公平。
“加宪”、“创宪”，无异于“修宪”
安倍重登政治舞台的一大承诺就是修改宪法。
对此，有些分析人士质疑，安倍是想修改宪法，但他修改得了吗？他能跨越修宪的三个门槛吗？一是国会众参两院各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二是全民公投；三是美国同意。
对于这三个门槛，我认为要与时俱进地看待。
首先，修宪在众议院早已没有任何问题了，自民党这回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因为主张修宪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大家党，虽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162个席位），但是如果加上公明党的席位就已达标。有人说公明党和自民党不同，它标榜和平、重视民生，它是牵制修宪的制衡力量，但我将这种观点称之为“伪命题”。翻开日本当代政治史，不难发现，公明党从来就没有成为自民党任何保守政策的牵制力量，恰恰相反，所有的派兵法案以及复古的国旗国歌法案等，无一不是在公明党的拍板下通过的。公明党不称自己为“修宪派”，而是高举“加宪”的旗号。但如果没有“修宪”，哪来的“加宪”或“减宪”？足见“加宪派”之言不由衷。 至于有人将投奔民主党的前社会党人列入反对修宪的行列，更是荒唐之极。认真分析一下即会发现，这些前社会党出身的民主党人其实就是旧社会党内最亲自民党与“修宪派”的分子。试想，如果不抛弃原有的宪法，怎么能实现“创宪”？所以不管是“创宪派”，还是“加宪派”，本质上都是“修宪派”。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党的消亡，“护宪派”作为修宪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了。目前，除了“迷你小政党”外，日本政坛基本上都是“修宪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牵制修宪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党当权，还是自民党当权，二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彼此都不希望在对方当权的时候完成这一保守派人士梦寐以求的“丰功伟绩”。现在，安倍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修宪在国会层面上的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
接下来，就是全民公投问题。正如前面所述，日本民众容易受政治空气主导，容易盲从大众传媒和政府。经过大众传媒和官方舆论半个多世纪的诱导及在曲解历史的教科书的引导下，日本民众反对修宪的声音已经日渐式微。
至于美国因素，在更早以前，比如卡特时代、老布什时代，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牵制因素。老一代的美国政治家比如基辛格等都知道养虎为患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对日本监控得较为严格。但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和对中国因素考量的增大，这一情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特别是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被迫让美国军部高官直接参与福岛核电站的危机管理，白宫对日本的核电、核能水平已经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日本核能的底细已经被美国牢牢掌握。对“第三度俯首称臣”的日本（日本对美第一次败仗即二战中广岛、长崎遭遇原子弹袭击，第二次败仗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金融战争，第三次败仗就是福岛核危机的处理），美国也许会略为放松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美国对日本修宪的牵制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给予过高的期待。当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还存有诸多变数。出自美国最高利益的考量，白宫也许会有诸多不同的应对方案。但与“拥核”和“入常”问题不同，白宫未必能直接插手或愿意正面干预作为日本“内政”的修宪问题。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日本修宪势在必得，现在过度渲染修宪之艰难与道路之漫长，是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而且还会导致放松对日本修宪的警惕。
谨防掉入日本宣传的圈套
假如修宪成功，日本将会奔向何方？
近年来，日本官方及其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加紧展开的舆论诱导攻势是：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放弃宪法的和平精神；日本即使成为军事大国，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修宪、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的确是三个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概念，但是如果对日本战后的军事和外交史略为关注，就会发现三者实际上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记得在战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首相每到东南亚国家访问，必定要大张旗鼓地宣称遵守“和平宪法”，强调“专守防卫”政策，同时再三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因为，东京当局相信，只要日本如此保证，各国就不会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马尼拉访问时提出的“福田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足见东京当局明白，军事大国可能就是军国主义的前奏曲。但是，在小泉时代，“福田三原则”就已变成两原则，当时日本官方已经悄悄地删除了“不成为军事大国”的“保证”。
所谓“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修改宪法的和平精神；即使成为军事大国，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说白了，这是日本官方旨在放松亚洲人民警惕的论调，如果我们就此信以为真，其实是上了日本官方舆论的当。就像当年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面世时一般，当时东京倾其全力，宣传“（歪曲）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很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吁请邻国放心，但结果却是，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行其道，逐步扩大和占有市场，等到邻国发现时，为时已晚。
“价值观外交”无助摆脱孤立
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不仅会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会加剧日本与韩国乃至与东南亚各国的矛盾。
从日本的战略角度来看，东北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仰仗美国，拉拢韩国，孤立中国。这也是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所在。
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从意识形态来说，韩国和日本的价值观确实比较接近，两国又都是美国的盟友，但韩国对日本日趋复古的动向始终未放松警惕。现任韩国总统是当年推行反共铁腕军政首脑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安倍原本想借助上世纪60年代其外祖父岸信介与朴正熙的“反共情谊”推行其“价值观外交”，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在价值观之外，日韩之间还存在靖国神社问题、历史观问题以及领土争端，美、日、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朴槿惠的上台和安倍“价值观外交”路线的加强而有所改变。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中韩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韩国方面还主动加强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由此可见，安倍突出“价值观外交”，并无法掩盖或减弱日本因篡改历史等而与亚洲各国发生的摩擦与裂痕；恰恰相反，结合其修宪与整军的动向，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亚洲将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演讲的内容。记录与整理者为徐明。本文将同时在该俱乐部刊物《怡和世纪21》发表。）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最近几年日本的舆情走向，任何没有患健忘症的人都不会忘记2007年安倍下台时那幕狼狈的情景。当时日本媒体用的最多的词是“弃甲而逃”、“不负责任”和“无能”。印象中，有一家日本媒体还刊登了一位有识之士的如下评论：安倍是“日本1885年明治帝国议会实施以来第一个弃甲而逃的首相”。也就是说，一百多年来，别的首相即使做得不好，也会硬着头皮做到底，而不像安倍那样当困难当头、无法应对时，就称自己身体有病，一走了之。当时紧接其棒的首相是麻生太郎，由于麻生的失策与无能，政权随后落到了民主党手中。
安倍和麻生都是“名门之孙”，他们都曾在极端狼狈的情况下下台。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两个曾被视为“阿斗”的“公子哥儿首相”如今却卷土重来，组成了今日的安倍政权（麻生为副首相）。而不少当时以讥讽这难兄难弟为能事的日本媒体此刻却将之捧为了“救世主”。
看来，日本媒体的风向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日本“造神运动”为哪般
在参议院选举前，对日本政治空气稍有所关心的人，都会断定安倍将获得大胜。原因并不在于被吹嘘、放大的“安倍经济学”的成功，而是因为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的失策与失败。自1955年以来，日本政权基本掌控在自民党手中，由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腐败与无能，导致民心思变，政权在2009年9月旁落到了民主党手里。但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自民党的变种，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对二者之差异，日本国内流传着这样的比拟：一个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 咖喱”。“咖喱饭”不行，那就换“饭 咖喱”吧！“饭 咖喱”不行，只好再吃回“咖喱饭”。这就是安倍顺利重掌政权与胜利的最大秘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意”的走向，与日本主流媒体诱导的风向有很大关系。日本大众传媒有一个特色：即遇到问题，与其说是监督政府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以“国益”为中心，以维护政权稳定为重而掩盖问题。为此，新政权基本上都是在一片赞美声中诞生，然后在低支持率中下台。安倍如此，麻生也是如此，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野田也不例外。推究其由，无非是要制造“新期待”，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正是沿着这个传统，日本主流传媒这回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安倍造神运动”，谁也不再提起六七年前安倍“弃甲而逃”的狼狈情景，谁也不愿强调“安倍经济学”可能带来的大灾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主流媒体一窝蜂重炒“安倍热”的背景下，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早已是预料中事。
“优质基因”与安倍天生使命
了解了安倍卷土重来的真相和背景，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下的疑问：在日本世袭政坛的众多人物当中，重掌政权的为什么不是“剧场政客”的小泉纯一郎、不是“幕后将军”的小泽一郎，而是曾被视为“阿斗”的安倍？安倍靠的究竟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安倍最大的优势就是替他抬轿者所说的“优质政治基因”。他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的公子。岸信介曾被称为“昭和妖怪”，他是二战前伪满洲国的商工大臣，也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他虽是甲级战犯，战后不但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成为了日本首相，他是日本政坛上少有的“政治不倒翁”。即使1960年因为签署《日美安保条约》而招致民众怒火冲天的“倒岸运动”，他在被迫下野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日本政界。他先是扶植自己的胞弟佐藤荣作在1964年11月登上首相宝座，后则有意培养自己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成为首相，倘若不是后者英年早逝，来不及接棒，安倍晋太郎早已成为竹下登之后的日本首相。
至于安倍晋三，在日本媒体的一般描述当中，都将其视为“公子哥儿式”的人物。他从政时间不是很长，之所以能够压倒群雄，跨越众多叔辈，在2006年破例成为日本首相，仰仗的就是其外祖父及父亲家臣的护驾。
换句话说，具有“优异政治遗传基因”的安倍，天生就容易被保守派所接受。
“普通国家”与“正常国家”
的微妙差异
二度执政的安倍，其核心政治思想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告别战后体制”，弦外之音就是回归战前路线，也就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坛宿将小泽一郎倡议的“普通国家论”。
针对日文的“普通国家”，中文书刊有些将它翻译为“正常国家”，我认为这一译法有待商榷。“普通国家”的反义词应该是“特殊国家”。反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人认为日本应该和一般国家一样，别人拥有武器，日本也可以拥有武器（包括核武器）；别人可以派兵海外，日本也可以派兵海外。他们给维护“和平宪法”者贴上了“一国和平主义者”的标签。认真分析，日本之所以被定位为“特殊国家”而非“普通国家”，不让它松绑、不让它拥有战力、不让它出兵海外，主要原因是这个有侵略前科的国家迄今对其战前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和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并没有做好清理的工作。只要日本还是这样一个“特殊国家”，限制它的军队、不让它派兵海外，不论是对日本人民还是对亚洲邻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如果将“普通国家”翻译成“正常国家”，那么反对修宪、坚持维护“和平宪法”的日本人士岂不成了主张继续维持日本“不正常国家”状态的人士？这显然有失公平。
“加宪”、“创宪”，无异于“修宪”
安倍重登政治舞台的一大承诺就是修改宪法。
对此，有些分析人士质疑，安倍是想修改宪法，但他修改得了吗？他能跨越修宪的三个门槛吗？一是国会众参两院各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二是全民公投；三是美国同意。
对于这三个门槛，我认为要与时俱进地看待。
首先，修宪在众议院早已没有任何问题了，自民党这回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因为主张修宪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大家党，虽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162个席位），但是如果加上公明党的席位就已达标。有人说公明党和自民党不同，它标榜和平、重视民生，它是牵制修宪的制衡力量，但我将这种观点称之为“伪命题”。翻开日本当代政治史，不难发现，公明党从来就没有成为自民党任何保守政策的牵制力量，恰恰相反，所有的派兵法案以及复古的国旗国歌法案等，无一不是在公明党的拍板下通过的。公明党不称自己为“修宪派”，而是高举“加宪”的旗号。但如果没有“修宪”，哪来的“加宪”或“减宪”？足见“加宪派”之言不由衷。 至于有人将投奔民主党的前社会党人列入反对修宪的行列，更是荒唐之极。认真分析一下即会发现，这些前社会党出身的民主党人其实就是旧社会党内最亲自民党与“修宪派”的分子。试想，如果不抛弃原有的宪法，怎么能实现“创宪”？所以不管是“创宪派”，还是“加宪派”，本质上都是“修宪派”。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党的消亡，“护宪派”作为修宪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了。目前，除了“迷你小政党”外，日本政坛基本上都是“修宪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牵制修宪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党当权，还是自民党当权，二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彼此都不希望在对方当权的时候完成这一保守派人士梦寐以求的“丰功伟绩”。现在，安倍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修宪在国会层面上的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
接下来，就是全民公投问题。正如前面所述，日本民众容易受政治空气主导，容易盲从大众传媒和政府。经过大众传媒和官方舆论半个多世纪的诱导及在曲解历史的教科书的引导下，日本民众反对修宪的声音已经日渐式微。
至于美国因素，在更早以前，比如卡特时代、老布什时代，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牵制因素。老一代的美国政治家比如基辛格等都知道养虎为患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对日本监控得较为严格。但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和对中国因素考量的增大，这一情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特别是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被迫让美国军部高官直接参与福岛核电站的危机管理，白宫对日本的核电、核能水平已经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日本核能的底细已经被美国牢牢掌握。对“第三度俯首称臣”的日本（日本对美第一次败仗即二战中广岛、长崎遭遇原子弹袭击，第二次败仗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金融战争，第三次败仗就是福岛核危机的处理），美国也许会略为放松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美国对日本修宪的牵制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给予过高的期待。当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还存有诸多变数。出自美国最高利益的考量，白宫也许会有诸多不同的应对方案。但与“拥核”和“入常”问题不同，白宫未必能直接插手或愿意正面干预作为日本“内政”的修宪问题。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日本修宪势在必得，现在过度渲染修宪之艰难与道路之漫长，是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而且还会导致放松对日本修宪的警惕。
谨防掉入日本宣传的圈套
假如修宪成功，日本将会奔向何方？
近年来，日本官方及其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加紧展开的舆论诱导攻势是：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放弃宪法的和平精神；日本即使成为军事大国，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修宪、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的确是三个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概念，但是如果对日本战后的军事和外交史略为关注，就会发现三者实际上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记得在战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首相每到东南亚国家访问，必定要大张旗鼓地宣称遵守“和平宪法”，强调“专守防卫”政策，同时再三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因为，东京当局相信，只要日本如此保证，各国就不会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马尼拉访问时提出的“福田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足见东京当局明白，军事大国可能就是军国主义的前奏曲。但是，在小泉时代，“福田三原则”就已变成两原则，当时日本官方已经悄悄地删除了“不成为军事大国”的“保证”。
所谓“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修改宪法的和平精神；即使成为军事大国，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说白了，这是日本官方旨在放松亚洲人民警惕的论调，如果我们就此信以为真，其实是上了日本官方舆论的当。就像当年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面世时一般，当时东京倾其全力，宣传“（歪曲）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很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吁请邻国放心，但结果却是，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行其道，逐步扩大和占有市场，等到邻国发现时，为时已晚。
“价值观外交”无助摆脱孤立
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不仅会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会加剧日本与韩国乃至与东南亚各国的矛盾。
从日本的战略角度来看，东北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仰仗美国，拉拢韩国，孤立中国。这也是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所在。
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从意识形态来说，韩国和日本的价值观确实比较接近，两国又都是美国的盟友，但韩国对日本日趋复古的动向始终未放松警惕。现任韩国总统是当年推行反共铁腕军政首脑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安倍原本想借助上世纪60年代其外祖父岸信介与朴正熙的“反共情谊”推行其“价值观外交”，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在价值观之外，日韩之间还存在靖国神社问题、历史观问题以及领土争端，美、日、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朴槿惠的上台和安倍“价值观外交”路线的加强而有所改变。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中韩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韩国方面还主动加强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由此可见，安倍突出“价值观外交”，并无法掩盖或减弱日本因篡改历史等而与亚洲各国发生的摩擦与裂痕；恰恰相反，结合其修宪与整军的动向，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亚洲将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演讲的内容。记录与整理者为徐明。本文将同时在该俱乐部刊物《怡和世纪21》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