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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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际产业转移历来都具有机遇与挑战的两重性,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规划,为中国西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对中国西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和进程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清思路、拓宽渠道,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西部承接产业的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西部发展;国际产业转移
  一、 国际产业转移的内涵
  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宏观微观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皆有研究成果,因此学术界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概念至今尚无盖棺定论。国内对此概念的定义一直遵循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为起点,深入研究国家之间产业布局的动态改变,关注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最新的研究思路是从全球化视角下价值链整合为框架进行分工、要素以及最终贸易利益进行研究。国内关于这一概念比较早期的提出者是卢根鑫(1994)和汪斌(2003年),提出国际产业贸易和国际产业投资推动了国际产业转移,其本质是产业布局的空间转移。陈秀莲(2006年)在总结了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以跨境投资形式实现。产业转出国在对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会将一部分技术领先的设备和管理经验转入产业输入国,则转出国和转入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更具有长期性。王建平和刘彬(2013)在张为付(2006)、许亚鹏(2007)、马子红(2008)三者的基础上将生产分工、贸易与投资流向和资源禀赋与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同國家在国际产业链环节的地位会发生变化,转出国会向产业链高端或者新的产业转移,产业输入国可以依托进口贸易中的利益建立自己国家短期内无法建立的产业部门,使得经济发展获取新的增长点。这可以视为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停留在了国家的层面,对于提出的地区间转移并未涉及,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下,这种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概括方式,未免失之偏颇。综上本文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范畴定位在产业在国家间、地区间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由输出国(地区)向承接国(地区)的转移,带动承接国(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目前,国际的观点是将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链,权衡考虑,比如Richard Baldwin(2013)提出的蜘蛛与蛇的观点,蜘蛛模式是发散式的布局思想,即产品的各个部件分开在世界组装无序,蛇模式是收敛式的布局思想,即产业的链条分布有序到世界各地。
  全球产量分成由于相关费用的国际成本核算方式存在差异和各国确定分拆阶段的摩擦一直存在,导致这方面的核算不能够与实际的情况相一致。无论蛇和蜘蛛的共同点是较低的摩擦产生不连续的位置变化的属性和"超调" 。部分可能倒戈相向,因为接近效益的比较成本,并进一步减少摩擦,导致这些部位被"倒置" 。预测贸易量和数量零散的阶段,在这两种情况有很大不同。对于蜘蛛,一部分越过最多两次的边界;该贸易增加值单调的摩擦下跌,除非汇编和重新定位的方向部分行业反转。蛇的内生决定的阶段,贸易和一些体积为界只有底层的工程过程的碎片,增加贸易卷。
  经济学家用许多实施例说明的普遍性分拆。Frigant(2002年)指出瑞典安全气囊和座椅在自动生产分拆有时是"模块式"的方式组装的,各种零部件运从各地送到一起并组装到一个模块中,然后整体运输到总厂进行组装。Klier( 2009年)指出虽然美国的汽车座椅实际上没有在美国生产,但进口自美国的完整汽车座椅,座椅零部件进口(主要来自中国)金额每年十亿美金。
  通过分析国际性的产业转移已经不仅仅是单一产业和资本投资的异地转移,而是生产中某一工序,甚至是某一工序的不同步骤的分工,只要是运输物流和合理安排分工的顺序、方位,就可以起充分的利用地缘、资本、知识优势,达到预期的企业国家经济效益,收获更多的超额利润。
  综上本文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范畴定位在产业在国家间、地区间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的形式,运用生产垂直专业化和全球价值链渠道的转移,实现国(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
  二、 西部开发与产业变迁的演变
  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基本上可归结为四次历史进程:
  1. 1949年以前的区域产业转移。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加之当时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落后,工业门类几乎没有、农业技术水平低下,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工业和近代的基础设施都集中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几个城市。当时中国西部的工业产值非常低,还不到全国工业产值的 10%。由于战争集中在东部工业发展城市,为了保存经济实力,新兴的中国工业纷纷内迁至如重庆、贵阳、西安、昆明和兰州等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这些地区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繁荣,但即使这样工业产值仍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加落后于世界经济水平。
  2. “大三线”建设时期。新中国建设初期,备战备荒,中央将我国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个不同的地区,政策导向上,把三线地区建设成我国经济和军事的战略后方,主要包括11个省。据统计“四五”时期内地投资建设达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中“三线”11个省、自治区的投资额为690.98 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1.1%。支援大西北计划,调动大量知识分子援助西部地区建设,占到当年高中毕业人口的50%。巨大的政治、经济、知识支持使得西部经济基础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兰州炼化等企业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之一。
  3. “东锭西移”战略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一战略主要是对三线建设的跟踪弥补措施。由于三线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加之男女职工比例失调,使得多数的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层次高的管理者和工人开始不愿意在西北工作,返回大城市的浪潮再次掀起。当时我国纺织工业正处于从调整困境,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对纺织工业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通过“压锭技改”和“东锭西移”两个政策,推动纺织行业在西部的大力发展,当时仅兰州市就有六家毛纺厂,也是彻底解决了重工业企业男职工多的婚恋问题。但是这次产业转移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实际目的,在改革开放和东部沿海城市乡镇企业发展的冲击下,西部的毛纺企业纷纷关停,1990年兰州的毛纺厂几乎全部停产,截止20世纪末兰州市所有的毛纺厂全部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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