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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已有40年。
两伊战争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伊朗和伊拉克，同在20世纪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民族独立革命，也经历了革命后意识形态激情的持续衰退、实用主义的洪波涌起；在战争后，从相对发达的富裕国家，沦为中等发展程度国家。
庞大的能源是两个石油大国的“弦柱”，而民族和宗教正如“丝弦”，弦惊之后，不免一动百动—伊斯兰教如何与现代化互相容纳、共同发力，是带着传统文明记忆的国家的最大难题，而或极端、或走“第三条道路”，仍带来新的精神分化与割裂，不仅动摇合法性，更激发了层出不穷的危机。
40年后，伊朗和伊拉克的“国运”，依然離不开两伊战争奠定的基础。如今，它们是走向昌隆，还是走向衰薄，从一些指标的比较中，也许可见端倪。
战争废墟
两伊战争始于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沿“联合边界”入侵了伊朗西部，战争以1988年停火而告终，直到1990年8月16日签署正式的和平协定后，两国才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撤军。
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残酷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造成约100万人丧生。从原因上看，它既产生自两国复杂的领土、石油争端，也包含了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从结果上看，它为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埋下伏笔，更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格局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领土纠纷主要围绕阿拉伯河、油田区胡泽斯坦和海湾三岛（阿布穆萨、大通布、小通布）。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就“抢”过阿拉伯河，也曾因海湾三岛坐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优越位置而大打出手。1975年时伊朗国王巴列维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达成协议，将伊朗境内300平方公里划归伊拉克，但签约后一直不交割土地，致使矛盾滋生。
二战后，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导致地区民族关系激化。宗教上，两伊虽同属伊斯兰教国家，但分属什叶教和逊尼教，两派在历史上势不两立。文化上，以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伊拉克，和以波斯文化为代表的伊朗，也常有互相排斥之心。
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发动“伊斯兰革命”成功，与美国交好的巴列维王朝倒台，伊朗扣留美国人质，致使美伊关系彻底破裂。伊朗国内政局动荡，内乱频繁，却立刻向海外“输出革命”，号召伊拉克什叶派推翻萨达姆政权。中东各国民间的原教旨主义争相抬头，伊朗成为多国政府眼中钉。
此时的伊拉克政局稳定，已是中东第二大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从法国引进了核反应堆装置，还购买了大量先进武器。1980年，萨达姆宣布阿拉伯民族宪章八项原则，令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大大提高。横向比较下，伊朗人口虽为伊拉克的三倍，但兵力只有12万～15万人，伊拉克的总兵力已有20万人，军事优势较为明显。因此，趁伊朗国际上受孤立、内部动乱之时，伊拉克决心一举夺取海湾霸主地位。
萨达姆失算了，两伊战争先后经历了伊拉克进攻、伊朗反攻、两伊僵持和伊拉克反攻四个战略阶段。而战争久拖不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双方停战的“底线”设定过高，很难达到；二是双方对彼此实力估计不足，缺乏现代作战经验，甚至依赖人海战术和经济消耗战；三是伊朗自恃地广人多、信仰狂热，坚持打持久战；四是联合国调停屡次失败，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持“中立”政策，竭力维持两伊的实力“平衡”—只有“不战不和”“不胜不败”，方能维护海湾地区的己方利益。
两伊战争没有赢家：固有矛盾并未解决，仇恨却进一步加深，停火后也没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双方经济损失高达9000多亿美元，两国的发展至少迟滞了20～30年。
1975年时伊朗国王巴列维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达成协议，将伊朗境内300平方公里划归伊拉克，但签约后一直不交割土地，致使矛盾滋生。
两个产油大国的战争，对中东和世界石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双方竭力摧毁对方的石油设施，导致石油供应紧张，油价飞涨，直接促成了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西方经济危机。
战争期间，美国为了抵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和技术的支持，使伊拉克建立起庞大的战争机器。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军队扩充至100万人，拥有大量新式武器，这些“实力”助长了萨达姆的野心—如此才有入侵科威特之举，才有控制海湾地区、叫板美国之意。这也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根源。
艰难重建
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全部经济损失约为5920亿美元，这还没包括人口损失、军事开支和战后重建的费用。战争还毁掉了伊朗自1981年以来对石油部门的全部投资。1989年时，伊朗官员总结，“战时国民收入的60%～70%都花费在了战争上”。而且，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致力于经济独立、社会福利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也被战争打断。
40年里伊朗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分成三个阶段，先是美国制裁、两伊战争下的起步，再是从“一五”到“三五”的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的改革，最后是自2005年以来，核危机引发国际制裁背景下，内贾德和鲁哈尼政府的政策反复。
虽然提出过经济多样化的目标，力图提高农业自给率，但是两伊战争后，伊朗又走上了依靠石油收入支撑其他产业的老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伊朗将现代化的重点转向工业，大力发展能源下游产业，但迄今也没能发展出典型意义上的主导产业。能源部门虽是支柱产业，但还算不上主导产业。因为主导产业要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还能对其他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如果以这四个条件来衡量，机械、电子、汽车制造等产业往往有更多机会做“主导产业”，但是伊朗类似的产业都很落后。 伊拉克的日子也很艰难。两伊战争后，其欠下约900亿美元债务，由战前的福利国变为债务国。伊拉克自诩“为阿拉伯世界出头”，却没有换来“债务减免”，出兵科威特后，遭到联合国的进一步制裁。伊拉克政府不愿解除武装，导致制裁持续至2003年，同年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
这期间伊拉克的经济数据、儿童死亡率数据，已被研究证明“不可信”。1996年执行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从侧面表现出平民生存的艰难。当时伊拉克2600万人中，有60%的人只能依靠“石油换食品”下发放的口粮度日。伊拉克政府出卖石油，只可购买未被禁运的物品，某些生食可以加快发货速度，但绝大多数物品（包括铅笔、叶酸）的审批过程，通常超过6个月。
从2003年6月起，伊拉克进入战后国家重建时期。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006年，是政权移交阶段；第二阶段是5年的战后秩序重建阶段，其间从2008年起伊拉克的国内安全状况有所改善，2009年经济重建缓慢启动，2011年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第三阶段是2011—2017年的战乱反复阶段，随着美国撤军，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各派冲突升级，民兵力量、库尔德人武装、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持续交战；第四阶段是2017年至今的重建重启阶段，“伊斯兰国”被击溃，多个政治派别艰难组成弱势政府。
由于战乱频繁，伊拉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管道，遭到严重破坏。2016年，伊拉克GDP为1749亿美元，还没达到该国1990年1799亿美元的水平。在2019年年初，伊拉克获得的重建资金，仅占所需资金的2%，缺口巨大。
由于生活困难、经济重建滞后，伊拉克屡屡发生抗议活动，愤怒的示威者冲击政府大楼，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加剧。实际上，马利基政府和阿巴迪政府都不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只能把精力放在与逊尼派等政治阵营的角力上。加上石油价格走低，打击“伊斯兰国”代价不菲，财政赤字就更加突出。
伊朗境内的抗议活动，不比伊拉克的规模小。去年年末德黑兰当局上调石油价格，令生活拮据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100多座城市发生骚乱。伊朗不得不再度祭出“全国断网”的手段来控制事态蔓延。
两难抉择
近十年来，伊朗和伊拉克的经济均有一定增长，而伊拉克的经济态势，在人均水平上已经显露出超越伊朗的潜力。
不过，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除了GDP和人均GDP两个数据之外，还要有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在两伊主要是原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人口增长率和购买力等指标作为参考，才能判断它们的经济是否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
从GDP来看，自2010年年起，伊朗和伊拉克都有逐渐升高的表现。但在油价下跌的年份，如2015、2016年，GDP也随之滑落，2020年也应是如此。虽然伊朗的GDP大约为伊拉克的两倍，但在人均值上，伊拉克已在2017年几乎与伊朗持平，在5500美元上下。
截至2018年，伊拉克石油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65%，占政府收入的90%。伊朗的石油产业占比并不高，2017年的数据显示，其仅占GDP的22.5%。
根据欧佩克发表的2019年度报告，伊拉克在2018年GDP增长率为-0.6%，2019年大为好转，已经升至3.5%。而伊朗近两年都处在下降状态，2018年增长率为-4.8%，2019年为-5.0%。
两国对原油的依赖程度也有高有低。截至2018年，伊拉克石油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65%，占政府收入的90%。伊朗的石油产业占比并不高，2017年的数据显示，其仅占GDP的 22.5%。虽然石油产业的收入占伊朗外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伊朗汽车工业等非石油产业的发展势头，也比较强劲。
农业部门劳动力规模，其实是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农业增加值占整个GDP的10%是国民经济的转折点。农业占比越低，证明经济结构越优化；农业就业人员越少，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就越多。
伊朗和伊拉克的农业就业人员占比都不低。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公布的数据，伊朗的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为17.95%，伊拉克为18.1%。两国都有接近1/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也证明其农业专业化、現代化程度很低，依然要靠庞大的人力投入，同时也限制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力补给。
人口增长率方面，伊拉克正在甩开伊朗。在一份2019年的“榜单”上，伊拉克排名第22位，人口增长率为2.5%；而伊朗排名第90位，人口增长率仅1.19%。
观察购买力平价的数据，可对两国的不同价格有个等值的直观比较。伊朗缺乏2018年和2019年数据，在2017年时，伊朗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后为2.1万国际元，伊拉克为1.75万国际元。两国人均GDP相差不超过300美元，在购买力上的差距也并不算太大。
总体来看，伊拉克的发展前景更加乐观，伊朗的发展前景颇不明朗，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的两个面向—前者受益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宽容”，后者做地区“大国”已是风险重重，挑战霸主更是代价惨重。
两伊40年来的艰难历程，是中东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下的真实写照，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