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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依靠群众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长征时期，红军在严峻的自然环境和战斗条件下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当靠山，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艰难困苦面前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红军队伍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把红军当主心骨，给红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有力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顺利完成。
军爱民，设身处地维护群众利益
1934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开始长征。长征时期，群众工作难度大、情况复杂。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大多是国民党统治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的洗礼，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诬蔑和丑化，当地群众对红军抱有恐惧和敌对心理，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使红军缺乏充足的时间开展群众工作，而原来在苏区的群众工作方式也不适应新问题和新情况，所以适应新环境，创新工作方法，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军纪严明是争取群众的保证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铁的纪律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长征时期，红军颁布了一系列纪律规定。1934年10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为加强红军指战员的重视，红军着重从连队领导上加强工作，《红星》报上发表的《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中指出：“我们要做到红军战士在宿营的短时间中，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一系列加强部队纪律的举措，保证了红军纪律严明，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基础。
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红军队伍不动群众一粒粮食，不打扰群众。在遵义城冷风刺骨的早晨，居民看到“沿街都是穿灰布军服的人，抱着枪挤在一起坐地休息”;各部队每次集合出发，都派出纪律检查委员和政治部門纪律检查队检查是否有战士进入房舍;红军及时赔偿损害的群众财物并对违反纪律的同志进行处罚，对严重违反纪律分子罚做苦工甚至枪决。严明的军纪使人民群众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二）有效宣传是消除误解的重要途径
聂荣臻说：“群众要是不了解党的政策主张，不支持红军队伍，长征路就是一条走不完的漆黑夜路。”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宣传方式主要有布告、标语、宣传画、活报剧、群众大会等。布告以文字形式广泛张贴，反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如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表明党和红军的宗旨和任务，指明了红军维护群众中不同阶层利益的政策措施，强调了红军的群众纪律，在广大民众中产生重要影响。标语的使用最为广泛，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各部队立即动员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十二条，做到每人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标语内容包括宣传反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宣传抗日救国，宣传红军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等。红军通过活报剧演出，如《夫妻争当红军》《打倒王家烈》《破草鞋》等，生动形象地宣传党的主张、作风等。红军还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劳苦大众宣讲红军的政策和任务，长征沿途播下革命火种。如1935年1月8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向群众讲解了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朱德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三）维护群众利益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除进行广泛的宣传外，红军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口号，以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竭尽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取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打土豪，分浮财。长征途中打土豪、分浮财行动，既为部队提供了供给，又解决了当地贫苦群众的生活困难。部队每到一地都深入调查，通过群众检举和干部走访，确定打土豪的目标对象，没收的财物由部队的最高政治机关及没收委员会统一分配，补充军需，分给群众。中央红军进入桐梓县后，当地地主纷纷外逃，并将财物藏到岩洞里，组织反动武装看守，红军当即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攻下岩洞，将金银、衣物等分给群众。红军在哈达铺打倒了恶霸地主刘继汉和罗盼清，将粮食、牲畜分给了群众。红军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顿，赢得了民心。
救济穷苦民众。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竭尽所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剑河县的村落，毛泽东途遇身穿单衣倒于路边的老妇和幼童，得知他们断粮已久，当即脱下毛衣，翻出行李中的被单，连同一斗白米赠与老妇;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位女红军将仅有的一床棉被赠与贫穷的老乡徐解秀。徐解秀得知红军的困难不肯收，女红军将棉被从中间剪断，留下半条被子送给老乡。
兑换货币，买卖公平。战士们使用的纸币是根据地时期发行的，在长征沿途不能用，如果强买就容易损害群众利益，引发纠纷。针对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决定以师为单位设立货币临时兑换处，兑换群众手中的苏区纸币。在部队撤离遵义时，将流出的苏维埃货币用来买食盐等物资进行回收，充分照顾了群众的利益。
请群众吃饭。为加强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感情和联系，总政治部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群众会餐。命令发出后，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了最好的饭菜来招待群众。在红军指战员的盛情邀请下，群众拖家带口自带碗筷赶到红军驻地做客。中央红军经过瓮安时和当地群众进行联欢，用打土豪得到的粮食、肉类庆祝新年。哈达铺居住着很多回族群众，红军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清真饭菜。军队请群众吃饭是前所未闻的，使群众感受到红军的关怀和温暖，拉近了军民间的距离。 （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是长征胜利的保障
红军长征先后经过苗、瑶、壮、彝、藏、羌、回、土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到来之前进行了反动宣传，致使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恐惧，纷纷上山躲藏。能否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关系到长征的成败。
明确民族工作方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一系列指示，遵义会议前后的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所有指战员“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4月，《红星》报发表文章《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提出解放彝民的主张。这些指示深化了红军指战员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认识，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感化群众、消除隔阂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能很快打开局面，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与大凉山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是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典型;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地率部队遵守“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后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
（五）建立革命政权，传播革命火种
长征途中，只要斗争环境允许，红军便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红军在湖南宜章县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织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无辜群众，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给贫民;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毕节抗日救国军，在宣传红军的抗日政策、为红军筹集粮饷、开展扩红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在四川藏区召开藏民大会，成立藏族人民政府;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帮助苗族群众组建起一支30多人的自卫队。红军不仅帮助沿途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武装，还留下很多经验丰富的将士指导当地群众进行革命。
民拥军，千方百计解决红军困难
红军积极有效的群众工作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误解，为与群众建立深厚的鱼水情打下基础。人民群众倾其所有，为红军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帮助红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一）筹粮带路，解决实际困难
人民群众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和巨大牺牲，他们为红军筹粮和提供其他军需物资，带路做向导，传递消息，帮红军摆渡过河，使红军得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红军筹粮、提供军需物资。饥饿和寒冷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巨大困难，广大群众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棉衣、军鞋等物资，同红军患难与共。黔北大定民众开办被服厂，100多名缝纫工人用10多台缝纫机，为红二、六军团战士缝制1000多套军装、100多条棉被、近千个干粮袋和军帽，解决了红军物资短缺的困难;三大红军主力先后途经阿坝地区时，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红军筹粮2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他们与红军同食草根和树皮，共同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帮助红军渡河。红军数次渡河都离不开当地船工的帮助。在皎平渡口，37名川滇船工奋战六昼夜，把红军全部送过江去;强渡大渡河时，当地船工舍命相助，他们与17名勇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前进，奋不顾身跳入激流，将船推向对岸，创造了奇迹。
给红军做向导。长征路上山高路险，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为红军带路做向导，保证了部队顺利行进。康巴藏区地形复杂且多匪患，拉波喇嘛和两个头人给红二、六军团带路并帮助联络各方，使之畅通无阻通过藏区，顺利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刘子潜说，追击不上红军的最主要原因是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而红军在行军时，有当地老百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
（二）踊跃参军，扩大红军队伍
兵民是胜利之本，长征途中自然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红军减员十分严重，各族群众纷纷参加红军，为红军提供了新鲜血液，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群众踊跃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情景隨处可见，仅半月就有5000多名当地群众加入红军;红九军团进驻云南东川县城后开仓放粮，不到半天时间就补充了800名红军战士;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地区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经大定城内群众组织的“拥红会”积极宣传，最终扩红2000余人;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有3000名群众参加了红军;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年参军的共计800人;四川省参军人数达4.5万人之多，是参军人数最多的省份。
（三）安置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
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酷的战斗，加之给养不足，医疗跟不上，红军队伍中负伤和染病的战士很多，如何安置伤病员而不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成了重要任务。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委托藏族波巴政府安置数以千计的伤病员。白利喇嘛寺格达活佛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群众分散隐蔽轻伤员，把重伤员集中到寺内，待其痊愈后，自愿留下的，格达活佛帮助他们在甘孜安家，想回内地的，派人沿途护送。红军进驻遵义时，伤病员增多，当地群众发起募捐，为伤病员治病，创办“贫民医院”，保证了伤病员及时得到救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和威胁，群众宁死也不说出红军指战员的下落。
人民群众是红军最坚强的后盾，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构建的这道坚不可摧的长城，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保存了革命火种，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只有继续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才能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编 仲艳妮）
军爱民，设身处地维护群众利益
1934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开始长征。长征时期，群众工作难度大、情况复杂。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大多是国民党统治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的洗礼，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诬蔑和丑化，当地群众对红军抱有恐惧和敌对心理，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使红军缺乏充足的时间开展群众工作，而原来在苏区的群众工作方式也不适应新问题和新情况，所以适应新环境，创新工作方法，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军纪严明是争取群众的保证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铁的纪律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长征时期，红军颁布了一系列纪律规定。1934年10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为加强红军指战员的重视，红军着重从连队领导上加强工作，《红星》报上发表的《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中指出：“我们要做到红军战士在宿营的短时间中，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一系列加强部队纪律的举措，保证了红军纪律严明，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基础。
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红军队伍不动群众一粒粮食，不打扰群众。在遵义城冷风刺骨的早晨，居民看到“沿街都是穿灰布军服的人，抱着枪挤在一起坐地休息”;各部队每次集合出发，都派出纪律检查委员和政治部門纪律检查队检查是否有战士进入房舍;红军及时赔偿损害的群众财物并对违反纪律的同志进行处罚，对严重违反纪律分子罚做苦工甚至枪决。严明的军纪使人民群众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二）有效宣传是消除误解的重要途径
聂荣臻说：“群众要是不了解党的政策主张，不支持红军队伍，长征路就是一条走不完的漆黑夜路。”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宣传方式主要有布告、标语、宣传画、活报剧、群众大会等。布告以文字形式广泛张贴，反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如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表明党和红军的宗旨和任务，指明了红军维护群众中不同阶层利益的政策措施，强调了红军的群众纪律，在广大民众中产生重要影响。标语的使用最为广泛，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各部队立即动员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十二条，做到每人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标语内容包括宣传反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宣传抗日救国，宣传红军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等。红军通过活报剧演出，如《夫妻争当红军》《打倒王家烈》《破草鞋》等，生动形象地宣传党的主张、作风等。红军还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劳苦大众宣讲红军的政策和任务，长征沿途播下革命火种。如1935年1月8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向群众讲解了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朱德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三）维护群众利益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除进行广泛的宣传外，红军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口号，以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竭尽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取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打土豪，分浮财。长征途中打土豪、分浮财行动，既为部队提供了供给，又解决了当地贫苦群众的生活困难。部队每到一地都深入调查，通过群众检举和干部走访，确定打土豪的目标对象，没收的财物由部队的最高政治机关及没收委员会统一分配，补充军需，分给群众。中央红军进入桐梓县后，当地地主纷纷外逃，并将财物藏到岩洞里，组织反动武装看守，红军当即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攻下岩洞，将金银、衣物等分给群众。红军在哈达铺打倒了恶霸地主刘继汉和罗盼清，将粮食、牲畜分给了群众。红军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顿，赢得了民心。
救济穷苦民众。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竭尽所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剑河县的村落，毛泽东途遇身穿单衣倒于路边的老妇和幼童，得知他们断粮已久，当即脱下毛衣，翻出行李中的被单，连同一斗白米赠与老妇;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位女红军将仅有的一床棉被赠与贫穷的老乡徐解秀。徐解秀得知红军的困难不肯收，女红军将棉被从中间剪断，留下半条被子送给老乡。
兑换货币，买卖公平。战士们使用的纸币是根据地时期发行的，在长征沿途不能用，如果强买就容易损害群众利益，引发纠纷。针对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决定以师为单位设立货币临时兑换处，兑换群众手中的苏区纸币。在部队撤离遵义时，将流出的苏维埃货币用来买食盐等物资进行回收，充分照顾了群众的利益。
请群众吃饭。为加强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感情和联系，总政治部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群众会餐。命令发出后，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了最好的饭菜来招待群众。在红军指战员的盛情邀请下，群众拖家带口自带碗筷赶到红军驻地做客。中央红军经过瓮安时和当地群众进行联欢，用打土豪得到的粮食、肉类庆祝新年。哈达铺居住着很多回族群众，红军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清真饭菜。军队请群众吃饭是前所未闻的，使群众感受到红军的关怀和温暖，拉近了军民间的距离。 （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是长征胜利的保障
红军长征先后经过苗、瑶、壮、彝、藏、羌、回、土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到来之前进行了反动宣传，致使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恐惧，纷纷上山躲藏。能否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关系到长征的成败。
明确民族工作方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一系列指示，遵义会议前后的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所有指战员“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4月，《红星》报发表文章《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提出解放彝民的主张。这些指示深化了红军指战员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认识，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感化群众、消除隔阂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能很快打开局面，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与大凉山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是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典型;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地率部队遵守“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后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
（五）建立革命政权，传播革命火种
长征途中，只要斗争环境允许，红军便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红军在湖南宜章县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织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无辜群众，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给贫民;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毕节抗日救国军，在宣传红军的抗日政策、为红军筹集粮饷、开展扩红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在四川藏区召开藏民大会，成立藏族人民政府;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帮助苗族群众组建起一支30多人的自卫队。红军不仅帮助沿途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武装，还留下很多经验丰富的将士指导当地群众进行革命。
民拥军，千方百计解决红军困难
红军积极有效的群众工作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误解，为与群众建立深厚的鱼水情打下基础。人民群众倾其所有，为红军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帮助红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一）筹粮带路，解决实际困难
人民群众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和巨大牺牲，他们为红军筹粮和提供其他军需物资，带路做向导，传递消息，帮红军摆渡过河，使红军得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红军筹粮、提供军需物资。饥饿和寒冷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巨大困难，广大群众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棉衣、军鞋等物资，同红军患难与共。黔北大定民众开办被服厂，100多名缝纫工人用10多台缝纫机，为红二、六军团战士缝制1000多套军装、100多条棉被、近千个干粮袋和军帽，解决了红军物资短缺的困难;三大红军主力先后途经阿坝地区时，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红军筹粮2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他们与红军同食草根和树皮，共同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帮助红军渡河。红军数次渡河都离不开当地船工的帮助。在皎平渡口，37名川滇船工奋战六昼夜，把红军全部送过江去;强渡大渡河时，当地船工舍命相助，他们与17名勇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前进，奋不顾身跳入激流，将船推向对岸，创造了奇迹。
给红军做向导。长征路上山高路险，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为红军带路做向导，保证了部队顺利行进。康巴藏区地形复杂且多匪患，拉波喇嘛和两个头人给红二、六军团带路并帮助联络各方，使之畅通无阻通过藏区，顺利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刘子潜说，追击不上红军的最主要原因是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而红军在行军时，有当地老百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
（二）踊跃参军，扩大红军队伍
兵民是胜利之本，长征途中自然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红军减员十分严重，各族群众纷纷参加红军，为红军提供了新鲜血液，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群众踊跃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情景隨处可见，仅半月就有5000多名当地群众加入红军;红九军团进驻云南东川县城后开仓放粮，不到半天时间就补充了800名红军战士;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地区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经大定城内群众组织的“拥红会”积极宣传，最终扩红2000余人;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有3000名群众参加了红军;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年参军的共计800人;四川省参军人数达4.5万人之多，是参军人数最多的省份。
（三）安置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
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酷的战斗，加之给养不足，医疗跟不上，红军队伍中负伤和染病的战士很多，如何安置伤病员而不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成了重要任务。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委托藏族波巴政府安置数以千计的伤病员。白利喇嘛寺格达活佛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群众分散隐蔽轻伤员，把重伤员集中到寺内，待其痊愈后，自愿留下的，格达活佛帮助他们在甘孜安家，想回内地的，派人沿途护送。红军进驻遵义时，伤病员增多，当地群众发起募捐，为伤病员治病，创办“贫民医院”，保证了伤病员及时得到救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和威胁，群众宁死也不说出红军指战员的下落。
人民群众是红军最坚强的后盾，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构建的这道坚不可摧的长城，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保存了革命火种，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只有继续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才能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编 仲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