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第三部门的慈善捐赠机制是诸多学者都曾研究的话题，孙立平先生在其《动员与参与》中以希望工程为个案，透彻地解释了希望工程背后的运作机制。希望工程的成功运作主要表现在其巧妙地运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并且选择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将二者加以链接。
关键词希望工程动员
中图分类号：G522文献标识码：A
一、主要概念介绍
（一）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
《动员与参与》作为孙立平等几位作者的项目研究成果决定了其必然离不开实地调研与考察，同时我们看到本书大量运用调研资料，更多是与不同人群的深度访谈，此种方法为本书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奠定了基础。另外，透过实证的研究方法，我们更应该学习作者如何将实证调研资料运用到其文中，如何在资料杂乱繁多的情况下有效运用资料的能力。该书也为我们运用资料提供一条思路，即资料一定是用来支撑作者观点和论证观点有效性的，我们不能以资料运用作为目的，而应该将资料运用作为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运用资料。
（二）研究背景——“总体性社会”与“后总体性社会”的划分。
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接触更多的概念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历史，作者在文中将其分为总体性社会与后总体性社会，确实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笔者查阅一些文献网络资料，发现关于此种提法在西方曾有过，不过其与孙立平先生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作者从“资源”与“空间”两个维度出发，既谈到二者的不同，也谈到二者的联系。
后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在此种资源配置方式下，国家不再完全控制社会，而是为社会提供了自由发展空间，公民不再完全受控于国家，而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三）研究框架——组织成立与发展。
本文研究框架主要围绕“希望工程”的成立与发展，当然作者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谈希望工程，作者更多的是从理论角度对希望工程的发展与壮大做了详细而透彻的解释。先从希望工程的产生背景即后总体化社会谈到希望工程的产生，再从共青团的支持和社会化的原作模式谈到希望工程的发展，接着从符号资源和大众的选择谈到希望工程不断壮大的原因，其间谈到希望工程的合法性和准组织化的动员方式。
二、“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
希望工程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其政府背景与市场运作，离不开协调运用体制内与体制外资源，也正因为此，希望工程的成功才有了更多的可探讨之处。
（一）希望工程成功的前提——合法性的获得。
希望工程的合法性主要从两个方面谈起，即体制内的合法性与市场运作的合法性。第一，从希望工程源于中青会，而中青会作为团中央的一个下属机构决定了其有合法来源，这也为希望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同时希望工程的着眼点是“贫困、教育、青少年”，完全的公益性质也为其合法性提供了前提。第二，希望工程作为全国性的公益组织，其合法性的获得不仅需要在中央一级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且需要在地方各级也同样获得相应地位，同时中青会还能对地方希望工程实施领导活动。首先，团中央对地方各团中央的领导网络资源为它们控制地方希望工程活动提供了体制内优势条件。其次，希望工程从其社团性质出发，依靠法律途径，将“希望工程”申请商标标识，地方组织只有申请加入希望工程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地位。
（二）希望工程的动员方式——准组织化动员。
希望工程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不仅在其社会效益，还在于其募集到多少资金，也即动员了多少参与者。所谓准组织化动员，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而完全脱离组织化动员方式的，它是对二者一种更好的结合。希望工程依靠市场方式来动员公众，不论是从一开始的向企业发信方式，还是发展到通过各种报纸发广告的方式，再到后来通过文艺演出等各种活动宣传，这些形式具有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但同时希望工程的发展并没有完全脱离中青会和政府，它们因为中青会体制内的因素可以获得领导人的提名，这些无形的支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正如“‘后总体性社会’中政府往往是以人格化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在希望工程的每一个大型活动启动之时，有政府领导人出面肯定希望工程的意义……是希望工程造势的一个重要手段”。希望工程通过社会化方式调配组织内外的资源，这种动员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其调动组织内部的力量，而且为其动员社会公众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希望工程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化方式。
希望工程得以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拥有体制内资源，更重要的是其成功地整合体制内资源。正如前面所说，希望工程的动员方式是一种准组织化动员方式，其不同于以前的行政命令，同理希望工程对于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不同于总体化时期的行政方式。希望工程是附着于中青会的，中青会的网络体系为希望工程的捐幕机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甚至前期希望工程的很多捐款也是通过体制内渠道收取的，比如希望工程也存在单位代缴工资等行政操作方式的存在，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希望工程的社会性。希望工程的成立者从成立之初，就在走体制内的路和走社会化的路之间进行了选择，它们从一开始就选择社会化的路，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利用体制内的资源，比如他们通过领导人提名使希望工程合法化并且得到公众的认可，通过此方式让公众自愿捐款，而不是以强制方式命令其捐款，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希望工程是如何利用社会化方式对体制内资源进行链接的。
另外，对于体制外资源，希望工程完全采取了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其突出表现在“符号资源”和“希望工程资本”的诞生。希望工程所采取的市场化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动员，增加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同时以“煽情”和“造势”为目的举办一系列活动，这样连续20年的打造，希望工程作为一个在公众中拥有影响力品牌的地位也得以确认。希望工程品牌的成功确立，也使得希望工程成为一种资本，“这种希望工程资本具有非常强的可兑换性，这种资本可以交换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
（四）希望工程的大众参与。
正如前文所述，希望工程是以社会化方式运作的，这就决定其参与形式是一种普遍的参与。作者在书中提到，公众参与慈善一般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税收机制、社会条件的成熟，此三个条件在总体性社会环境下是不具备的。因为在总体性社会中，我国的计划经济使得公益事业发展缺少空间，国家包揽一切教育资源与教育事业，这样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缺少空间；另外税收机制对于慈善的激励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施，加上社会信用制度缺乏，民众对公益事业缺乏信任基础。但是发展到后总体性社会，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贫穷和教育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并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总体性社会对于贫穷的讨论都是忌讳的，更别说大力宣传，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也即大众的社会化参与是可行的。当然，公众虽然是一体化参与，但是公众并不是单一的，公众参与方式也不是单一的。
三、“希望工程”背后的思考
（一）民间团体发展慈善的困境。
希望工程的成功运作，不仅与其所处环境而且与其运作方式有关，它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民间团体发展慈善能否都按照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来发展？纵观目前我国的慈善发展情况，民间团体的慈善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没有希望工程大，由此可知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其以社会化运作方式来执行，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其体制内背景，正是由于其可以得到领导人非正式认可，能够借助广大体制内资源来实现其慈善目的，其成功也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希望工程创始人将其定位于民间团体，但是在政府内部其并不完全承认其为民间团体，无论在中青会还是在团中央的年度报告中，都将希望工程的成绩作为自己工作成绩的一部分；另外，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于希望工程的活动更多认为是政府的活动，他们更多是出自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而信任希望工程。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希望工程有政府的依靠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对于社会上大多数没有政府背景的社会团体而言，他们又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呢？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民间慈善的路还有多远，政府与民间团体对于公益事业的态度又如何把握？
（二）公众对慈善的选择问题。
作者在书中将公众分为不同种类，并且不同种类的公众参与慈善方式也不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个人参与慈善事业更多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如果仅仅将慈善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那么随着捐募机构和捐募机制的增多，人们逐渐会有一种厌捐心态，尤其在目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实下，不少人开始逃避捐赠。按照书中所言，我们处在后总体化社会中，但是行政力量并没有远离公众的捐赠，日常生活中的“被捐募”、“被动参与慈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行政命令式的募集方式削弱了人们对救助他人的自愿心和责任感。”当工资卡中经常有一部分工资被捐赠时，公众自愿捐募的意识也随之降低，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逐渐减少。那么，慈善事业是应该以公众自愿为原则，还是应该以政府指导为前提，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公众的自愿参与也是我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三）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希望工程通过其体制内的背景和体制外的商标成功为其确立了合法性地位，也为其成功运作奠定了基础。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慈善团体，其合法地位又是如何确立呢？如果说通过在工商部门或者民政部门登记可以取得形式上的合法地位，那么其实质上的合法地位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呢？希望工程可以成为一个品牌，通过品牌运作必然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普通的慈善团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可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呢？实质上的合法性，不仅表现在涉及事业公益性，更多是通过大量活动来获得公众的认可，这就需要民间团体在成功运作之前，获得合法性的地位和资格，只有在政府与民众双向支持的背景下，民间团体才能得以发展。
（四）慈善团体的市场化运作问题。
希望工程的市场化运作让我们看到运营模式的重要性。抛开其政治背景不讲，其市场化的运营模式仍然值得我国民间机构借鉴。其对自己的准确定位以及品牌意识、公关意识都是与市场方式完全吻合的，其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的宣传手段，甚至将希望工程作为一种资本来与企业捐赠进行交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运营。所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第三部门的发展仅仅依靠其社会效益是不够的，还应该努力开辟其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民间团体才可以得到自主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08研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
注释：
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4页.
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王小波.试论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意义.影响因素及其途径.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吴东民.董西明等.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郭于华.杨宜音.应星.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3]李芳.打造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庞娜.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困境探析.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5]常瑜.非营利组织的信用建设.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关键词希望工程动员
中图分类号：G522文献标识码：A
一、主要概念介绍
（一）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
《动员与参与》作为孙立平等几位作者的项目研究成果决定了其必然离不开实地调研与考察，同时我们看到本书大量运用调研资料，更多是与不同人群的深度访谈，此种方法为本书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奠定了基础。另外，透过实证的研究方法，我们更应该学习作者如何将实证调研资料运用到其文中，如何在资料杂乱繁多的情况下有效运用资料的能力。该书也为我们运用资料提供一条思路，即资料一定是用来支撑作者观点和论证观点有效性的，我们不能以资料运用作为目的，而应该将资料运用作为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运用资料。
（二）研究背景——“总体性社会”与“后总体性社会”的划分。
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接触更多的概念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历史，作者在文中将其分为总体性社会与后总体性社会，确实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笔者查阅一些文献网络资料，发现关于此种提法在西方曾有过，不过其与孙立平先生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作者从“资源”与“空间”两个维度出发，既谈到二者的不同，也谈到二者的联系。
后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在此种资源配置方式下，国家不再完全控制社会，而是为社会提供了自由发展空间，公民不再完全受控于国家，而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三）研究框架——组织成立与发展。
本文研究框架主要围绕“希望工程”的成立与发展，当然作者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谈希望工程，作者更多的是从理论角度对希望工程的发展与壮大做了详细而透彻的解释。先从希望工程的产生背景即后总体化社会谈到希望工程的产生，再从共青团的支持和社会化的原作模式谈到希望工程的发展，接着从符号资源和大众的选择谈到希望工程不断壮大的原因，其间谈到希望工程的合法性和准组织化的动员方式。
二、“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
希望工程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其政府背景与市场运作，离不开协调运用体制内与体制外资源，也正因为此，希望工程的成功才有了更多的可探讨之处。
（一）希望工程成功的前提——合法性的获得。
希望工程的合法性主要从两个方面谈起，即体制内的合法性与市场运作的合法性。第一，从希望工程源于中青会，而中青会作为团中央的一个下属机构决定了其有合法来源，这也为希望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同时希望工程的着眼点是“贫困、教育、青少年”，完全的公益性质也为其合法性提供了前提。第二，希望工程作为全国性的公益组织，其合法性的获得不仅需要在中央一级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且需要在地方各级也同样获得相应地位，同时中青会还能对地方希望工程实施领导活动。首先，团中央对地方各团中央的领导网络资源为它们控制地方希望工程活动提供了体制内优势条件。其次，希望工程从其社团性质出发，依靠法律途径，将“希望工程”申请商标标识，地方组织只有申请加入希望工程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地位。
（二）希望工程的动员方式——准组织化动员。
希望工程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不仅在其社会效益，还在于其募集到多少资金，也即动员了多少参与者。所谓准组织化动员，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而完全脱离组织化动员方式的，它是对二者一种更好的结合。希望工程依靠市场方式来动员公众，不论是从一开始的向企业发信方式，还是发展到通过各种报纸发广告的方式，再到后来通过文艺演出等各种活动宣传，这些形式具有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但同时希望工程的发展并没有完全脱离中青会和政府，它们因为中青会体制内的因素可以获得领导人的提名，这些无形的支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正如“‘后总体性社会’中政府往往是以人格化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在希望工程的每一个大型活动启动之时，有政府领导人出面肯定希望工程的意义……是希望工程造势的一个重要手段”。希望工程通过社会化方式调配组织内外的资源，这种动员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其调动组织内部的力量，而且为其动员社会公众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希望工程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化方式。
希望工程得以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拥有体制内资源，更重要的是其成功地整合体制内资源。正如前面所说，希望工程的动员方式是一种准组织化动员方式，其不同于以前的行政命令，同理希望工程对于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不同于总体化时期的行政方式。希望工程是附着于中青会的，中青会的网络体系为希望工程的捐幕机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甚至前期希望工程的很多捐款也是通过体制内渠道收取的，比如希望工程也存在单位代缴工资等行政操作方式的存在，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希望工程的社会性。希望工程的成立者从成立之初，就在走体制内的路和走社会化的路之间进行了选择，它们从一开始就选择社会化的路，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利用体制内的资源，比如他们通过领导人提名使希望工程合法化并且得到公众的认可，通过此方式让公众自愿捐款，而不是以强制方式命令其捐款，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希望工程是如何利用社会化方式对体制内资源进行链接的。
另外，对于体制外资源，希望工程完全采取了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其突出表现在“符号资源”和“希望工程资本”的诞生。希望工程所采取的市场化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动员，增加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同时以“煽情”和“造势”为目的举办一系列活动，这样连续20年的打造，希望工程作为一个在公众中拥有影响力品牌的地位也得以确认。希望工程品牌的成功确立，也使得希望工程成为一种资本，“这种希望工程资本具有非常强的可兑换性，这种资本可以交换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
（四）希望工程的大众参与。
正如前文所述，希望工程是以社会化方式运作的，这就决定其参与形式是一种普遍的参与。作者在书中提到，公众参与慈善一般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税收机制、社会条件的成熟，此三个条件在总体性社会环境下是不具备的。因为在总体性社会中，我国的计划经济使得公益事业发展缺少空间，国家包揽一切教育资源与教育事业，这样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缺少空间；另外税收机制对于慈善的激励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施，加上社会信用制度缺乏，民众对公益事业缺乏信任基础。但是发展到后总体性社会，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贫穷和教育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并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总体性社会对于贫穷的讨论都是忌讳的，更别说大力宣传，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也即大众的社会化参与是可行的。当然，公众虽然是一体化参与，但是公众并不是单一的，公众参与方式也不是单一的。
三、“希望工程”背后的思考
（一）民间团体发展慈善的困境。
希望工程的成功运作，不仅与其所处环境而且与其运作方式有关，它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民间团体发展慈善能否都按照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来发展？纵观目前我国的慈善发展情况，民间团体的慈善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没有希望工程大，由此可知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其以社会化运作方式来执行，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其体制内背景，正是由于其可以得到领导人非正式认可，能够借助广大体制内资源来实现其慈善目的，其成功也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希望工程创始人将其定位于民间团体，但是在政府内部其并不完全承认其为民间团体，无论在中青会还是在团中央的年度报告中，都将希望工程的成绩作为自己工作成绩的一部分；另外，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于希望工程的活动更多认为是政府的活动，他们更多是出自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而信任希望工程。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希望工程有政府的依靠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对于社会上大多数没有政府背景的社会团体而言，他们又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呢？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民间慈善的路还有多远，政府与民间团体对于公益事业的态度又如何把握？
（二）公众对慈善的选择问题。
作者在书中将公众分为不同种类，并且不同种类的公众参与慈善方式也不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个人参与慈善事业更多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如果仅仅将慈善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那么随着捐募机构和捐募机制的增多，人们逐渐会有一种厌捐心态，尤其在目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实下，不少人开始逃避捐赠。按照书中所言，我们处在后总体化社会中，但是行政力量并没有远离公众的捐赠，日常生活中的“被捐募”、“被动参与慈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行政命令式的募集方式削弱了人们对救助他人的自愿心和责任感。”当工资卡中经常有一部分工资被捐赠时，公众自愿捐募的意识也随之降低，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逐渐减少。那么，慈善事业是应该以公众自愿为原则，还是应该以政府指导为前提，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公众的自愿参与也是我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三）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希望工程通过其体制内的背景和体制外的商标成功为其确立了合法性地位，也为其成功运作奠定了基础。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慈善团体，其合法地位又是如何确立呢？如果说通过在工商部门或者民政部门登记可以取得形式上的合法地位，那么其实质上的合法地位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呢？希望工程可以成为一个品牌，通过品牌运作必然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普通的慈善团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可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呢？实质上的合法性，不仅表现在涉及事业公益性，更多是通过大量活动来获得公众的认可，这就需要民间团体在成功运作之前，获得合法性的地位和资格，只有在政府与民众双向支持的背景下，民间团体才能得以发展。
（四）慈善团体的市场化运作问题。
希望工程的市场化运作让我们看到运营模式的重要性。抛开其政治背景不讲，其市场化的运营模式仍然值得我国民间机构借鉴。其对自己的准确定位以及品牌意识、公关意识都是与市场方式完全吻合的，其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的宣传手段，甚至将希望工程作为一种资本来与企业捐赠进行交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运营。所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第三部门的发展仅仅依靠其社会效益是不够的，还应该努力开辟其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民间团体才可以得到自主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08研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
注释：
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4页.
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王小波.试论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意义.影响因素及其途径.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吴东民.董西明等.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郭于华.杨宜音.应星.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3]李芳.打造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庞娜.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困境探析.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5]常瑜.非营利组织的信用建设.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