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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神话，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想”①，国人不乏自信。甲午战后，国人悲情意识俱增，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表示：“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②1915年5月7日、5月9日因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除第五条外宣布接受而被国人先后定为国耻日，此后国耻日渐呈泛化之势。事实上，如何动员民众雪耻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国耻歌因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富有激励性而被寄予厚望。
一、国耻歌产生的历史语境
国耻歌是民族危亡之秋，知识界唤醒民众救亡的产物，也是民间团体、国民政府推动国耻纪念、国耻教育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熏这是因为？熏 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熏 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熏 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③众所周知，国耻纪念最初纯系民间行为，因影响渐大，国民政府逐渐将其上升至政府行为。1929年7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月九日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国耻纪念日”、“五月卅日上海惨案国耻纪念日”、“六月廿三日沙基惨案国耻纪念日”四纪念日列入其中，规定应“由各地高校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举行纪念，并全国下半旗以致哀耻，不放假”④，国耻纪念逐渐成为国民党“唤起民众之一种重要工作”⑤。
事实上，就在“五三惨案”后的5月25日，蒋介石由徐州致电执掌教育大权的蔡元培，直接对中小学教科书提出要求：“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宁之耻辱；其次乃为历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⑥此后在大学院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朱家骅等人又指出：“我国迭受外侮，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⑦值此背景下，国耻教材相继出版，这些教材正如《国耻史》所述，实为“应国事情势之需要，详述明清以来，我国受外人逼迫之真相，及其现在危迫之情状；俾国人明了之，而谋挽救之方法”。⑧一些地方政府也迅即响应，如河南省教育厅除编国耻课本外，还于鼓楼中山图书馆内另设国耻馆，“凡关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揖往事实，皆分类罗列，借以唤醒国人”。⑨为更好激发民众雪耻决心，国耻歌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艺术选择，也是民众反抗外敌的精神载体，正如萧友梅所言：“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的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⑩
二、国耻歌的内容特点
据笔者所见，国耻歌最早见于1909年在上海所创作的《咏国耻小史歌》，曲调系仿船歌调。总体而言，国耻歌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零年代因重国耻纪念，国耻歌多系有识之士零星创作；“五三惨案”后，国耻歌创作逐年递增，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九一八”事变后，因日军侵占东北掀起国耻歌创作又一小高潮。国耻歌的创作主要由知识分子自发进行，也有团体的集体创作，如《杭州国耻歌》、《浙江大学国耻歌》等，另外也有政府人士参与，如宋效廉创作的《誓雪国耻歌》、《警告同胞歌》即由教育厅审定。从内容上看，国耻歌以团结抗日、鼓舞士气为主题，因侧重点不同，歌曲内容形式、曲调风格有所差异，但整体比较注意激扬爱国情感以洗雪国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揭露列强侵略本质与强化悲情意识
国耻歌以揭示列强侵略本质、条约屈辱性为重点，有意识强化民众悲情意识。以书写“二十一条”的国耻歌为例：“‘二十一条’致命伤，好比千钧压背上；头不能抬腰难直，弯腰曲背路难行。帝国主义无厌求，明取暗夺心如狼；趁着吾华多内患，白山黑水任猖狂……人皆讥我中华族，民族精神早已丧；好似中了吗啡毒，‘麻木不仁’遍体创；不受刺激不兴奋，多受刺激无反应；吁嗟乎，民族精神竟如此，吾华焉得不灭亡？”{11}这些形象化、口语性的歌词控诉了列强侵略，将中国处境进行了生动描述，渲染的耻辱感有助于引起民众情感共鸣。一些倾诉性歌词也表现了词作者的悲愤交加，兼有抒情性特点，如《爱国歌》：“请看那/印度朝鲜/亡国真可怜/为奴为仆作牛马/丧失自由权/我国同样受压迫/身家不安全/要想不做亡国奴/奋起莫延迟。”{12}将中国与印度朝鲜进行比较、将国人比附为牛马，强调若不奋起将成“亡国奴”，渲染了民族悲情意识，有助于激发民众雪耻激情，正如马克思所言“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熏“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13}
（二）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国耻歌传统性体现在它保存了中国传统民谣的精简古朴之风，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歌谣表现手法进行了借鉴，传统语言文字与句式唱法在歌曲中均得到一定呈现，内在民族性尤为明显。如《誓雪国耻歌》就模仿了岳飞《满江红》词句曲调：“秦皇汉武勤远略，征服四夷，拓边疆，到而今，屡次受人辱，将沦亡；甲午役，土地丧，庚子役，赔兵饷，恨列强环伺，如虎狼；何日大家，团结起，与彼帝国，决战场；打胜仗，齐唱凯旋歌，把眉扬。”{14}通过秦皇汉武“征服四夷”的辉煌记忆来凸显而今“屡次受人辱，将沦亡”的痛苦，《满江红》曲调低沉浑厚，发抒怀抱，落脚点还是“把眉扬”。传统诗词歌赋也是国耻歌借用的形式，体现了歌曲艺术运用的继承性，如《雪耻歌》：“神州莽莽扬辉光，亘古中国称堂堂。况我男儿二百兆。文明苗裔本轩皇。卓立世界四千载，谋勇从来冠八荒。醴泉有源不可竭，芝草有根乌能伤。丰功伟烈由人作。”{15}借鉴传统诗词歌赋的雄壮豪迈较好地抒发了雪耻自强决心，还有词作者借《泗州调》以诠释歌曲。{16}
国耻歌既有传统继承性，同时又借用现代歌词、曲调来演绎国耻歌，体现出时代性。如《猛回头—道情调—国耻歌》：“我中华，原是个，堂堂大国，不比那，小国家，僻处遐荒……自前年，‘九一八’，无故犯境，占沈阳，侵三省，肆意猖狂；日寇兵，真残忍，无恶不作，杀我人，抢我物，全市遭殃！”{17}可以看出，《国耻歌》据《猛回头》原曲调填词而成，曲调简洁有力，语言口语化，有助于形成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激发民众知耻而后勇的爱国热情。同时曲调也借用了当时流行曲风，如《济南惨案歌》就借用了《总理纪念歌谱》。{18} （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统一
国耻歌还注意动员民众发扬牺牲精神，具有强烈革命性与战斗性，逐渐成为呼吁民众雪耻的精神武器，这些歌曲强调了个人的责任，“是可忍兮孰可忍，雪耻复仇在我任”。{19}又如《毋志国耻歌》：“痛金瓯日残缺，新旧恨何时雪；愿同胞奋起打倒强敌；光复河山还旧物，拼掷颅头洒热血，莫袖手旁观国亡了，空悲切。”{20}不难看出，强烈的情绪宣泄与革命色彩是国耻歌弘扬的主旋律，控诉之际又呼吁反抗，呈现了民众光复河山的强烈愿望与豪壮气势，颇具鼓动性。
同时，国耻歌注意告知民众抵抗侵略手段，给予民众以希望自信，如“同胞同胞莫气馁，努力同心必有望；神弄之胃大民族，安能俯首向人降……武装！武装！男儿碧血染疆场；长驱长白山，饮马黑龙江；杀尽倭奴歼丑儡，驱除魍魅与魍魉，保我国土理我疆”。{21}曲风铿锵有力，意在激励民众具有敢于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歌曲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不要怕来不要愁，努力同心来报仇……叫中华称雄全球”。{22}可见，国耻歌蕴藏了实现“中华称雄全球”的雄心壮志。时人还创作了策略性强的雪耻歌，如提倡购买国货、抵制日货的《提倡购制国货歌》。{23}这些歌曲反映了民众雪耻的共同心愿，有助于推进经济绝交运动的发展。
（四）通俗化与平民化并存
为保证国耻歌能产生较大影响力，知识分子在创作之时比较注意其通俗性，采用了大众化语言形式，民谣风格浓郁。如《小孩子唱的歌》：“五月九，九月七，两个国耻纪念日。前是日本欺我华，后是八国大行凶，我华好像盘里肉，听人斩割不敢说，前是条约二十一，后是赔款四万万，此外国耻有许多，面红心痛说不出！”{24}这首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口头化特征明显。又如浙江余姚县国耻歌也带有明显的口语化、平民化特征：“革命军/占领济南/日兵逞凶顽/蔑视公理无人道/杀我外交官/军民无辜饮炮弹/死体积如山/奇耻大辱应刻骨/不报誓不甘”{25}大众化的语言有助于歌曲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因此，国耻歌可视为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的通俗文化，作为一种民众话语，它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而存在。然而，因知识分子是创作的主体，国耻歌在语言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书面化倾向。如“国魂兮，谁招耳灌亡国潮；叹中原山河如死振作在吾曹；不佞狂言，诸君幸勿笑；原今朝泪枯廿世纪，血迸万言好，好同胞，五月七日，国耻须记牢。”{26}语言的艰涩也影响了国耻歌的流传。
三、国耻歌的传播及影响
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耻歌创作演唱主要还是一种学校行为，虽个别政府人士参与其间，但整体明显缺乏政府推动，也没有创作全国统一的国耻歌，国耻纪念仅是“唱党歌”、“恭读总理遗嘱”等。{27}有人因此建议：“今宜征求小学生之国耻歌，逐一登诸报端，然后请人公评，选定其一，再请音乐家谱成歌调。此后各小学校，无论公立私立，在纪念周读遗嘱唱党歌后，咸须唱此国耻歌。则可于不知不觉之中，振起小学生之爱国思想。”{28}可惜的是，这一建议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国耻歌的动员效果因此并不理想。时人曾感叹：“一年疏远一年，在一般后起的国民，多不明真象，毫无湔雪之念。”{29}到1937年，国耻歌继续唱，“情景也依稀还在眼前”，虽报纸“都是些绥远的消息”，但电影院、跳舞厅、游戏场“还是挤满了人”，时人因此感叹三千万同胞“在梦里埋葬了”。{30}国耻歌之所以未能形成较大动员能力，还与政府有意识压制相关。如“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国私立各院校学生纷纷组织救国义勇军以“武装对日”，准备暂时停课“专从事于军事训练”，但教育部强调：“学生应加紧努力学业，不得罢课。”{31}到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甚至将国耻日并入七七抗战建国日。{32}同时，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规定所唱歌曲实际主要是《国歌》、《领袖歌》、《国旗歌》、《精神总动员歌》、《国家总动员歌》、《总理纪念歌》等，对具一定动员效果的国耻歌不甚重视，直接导致国耻歌影响仅限于知识界、学生界，流传及影响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国耻歌是知识分子、学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具有较强情绪感染力，是政治动员、鼓舞国人的精神武器；歌词剖析了列强侵略本质，重塑了民族尊严，激发了民众爱国主义情感，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期望。悲情色彩浓郁的国耻歌也发挥了塑造民众历史记忆的音乐效能，创作国耻歌主要是动员民众而不是娱乐民众，情感的纠结也承载了民族的精神，这也是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
①周宁《龙的幻想》上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0页。
③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2期，第10页。
⑤《广东教育厅厅长金序》，阳江、梁心《国耻史要》，日新舆地学社1933年版，序第1页。
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144页。
⑦《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中国教育事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0页。
⑧蒋恭晟《国耻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⑨《国耻馆开馆》，《河南教育》1928年第1卷第5期，第11页。
{10}《萧友梅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
{11}{21}丹青《五九国耻纪念歌》，《民众周刊》1933年第5卷第18期，第7—8页。
{12}《爱国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页。
{14}宋效濂《誓雪国耻歌》，《河南教育》1929年第1卷第14期，第10页。
{15}谢植梅《雪耻歌》，《江苏第四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年第1期，第319页。
{16}{22}曹璜《国耻歌泗州调》，《新民众》1930年第2期，第4页。
{17}叔鸾《猛回头—道情调—国耻歌》，《民众旬刊》第3卷第35期，第12—13页。
{18}宋效濂《济南惨案歌》，《河南教育》1929年第1卷第14期，第10页。
{19}《国耻歌纪念》，《新民众》1933年第2卷第19期，第13页。
{20}《毋志国耻歌》，《江西省政府公报》1928年第36期，第121页。
{23}《提倡购制国货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24}《小孩子唱的歌》，《平民之友》1924年第14期，第3页。
{25}《五三国耻纪念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26}浙伧、航琛《国耻歌（二）》，《国耻》1920年第2期第1页。
{27}《五卅国耻四周年纪念办法》，《中央周报》1929年第49期，第24页。
{28}伍钧《征求国耻歌》，《互助周刊》1932年第8卷第8期，第6页。
{29}《宜昌民众教育馆近讯》，《湖北民歌》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4页。
{30}曾耀《国耻歌》，《兴华》1937年第34卷第5期，第19页。
{31}《教育部电令各校禁止停课》，《观海》1935年第5期，第57页。
{3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8页。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国国耻教育及其当代意蕴（SZ2012108）”成果。]
熊 斌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讲师
罗黎明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一、国耻歌产生的历史语境
国耻歌是民族危亡之秋，知识界唤醒民众救亡的产物，也是民间团体、国民政府推动国耻纪念、国耻教育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熏这是因为？熏 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熏 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熏 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③众所周知，国耻纪念最初纯系民间行为，因影响渐大，国民政府逐渐将其上升至政府行为。1929年7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月九日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国耻纪念日”、“五月卅日上海惨案国耻纪念日”、“六月廿三日沙基惨案国耻纪念日”四纪念日列入其中，规定应“由各地高校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举行纪念，并全国下半旗以致哀耻，不放假”④，国耻纪念逐渐成为国民党“唤起民众之一种重要工作”⑤。
事实上，就在“五三惨案”后的5月25日，蒋介石由徐州致电执掌教育大权的蔡元培，直接对中小学教科书提出要求：“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宁之耻辱；其次乃为历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⑥此后在大学院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朱家骅等人又指出：“我国迭受外侮，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⑦值此背景下，国耻教材相继出版，这些教材正如《国耻史》所述，实为“应国事情势之需要，详述明清以来，我国受外人逼迫之真相，及其现在危迫之情状；俾国人明了之，而谋挽救之方法”。⑧一些地方政府也迅即响应，如河南省教育厅除编国耻课本外，还于鼓楼中山图书馆内另设国耻馆，“凡关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揖往事实，皆分类罗列，借以唤醒国人”。⑨为更好激发民众雪耻决心，国耻歌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艺术选择，也是民众反抗外敌的精神载体，正如萧友梅所言：“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的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⑩
二、国耻歌的内容特点
据笔者所见，国耻歌最早见于1909年在上海所创作的《咏国耻小史歌》，曲调系仿船歌调。总体而言，国耻歌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零年代因重国耻纪念，国耻歌多系有识之士零星创作；“五三惨案”后，国耻歌创作逐年递增，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九一八”事变后，因日军侵占东北掀起国耻歌创作又一小高潮。国耻歌的创作主要由知识分子自发进行，也有团体的集体创作，如《杭州国耻歌》、《浙江大学国耻歌》等，另外也有政府人士参与，如宋效廉创作的《誓雪国耻歌》、《警告同胞歌》即由教育厅审定。从内容上看，国耻歌以团结抗日、鼓舞士气为主题，因侧重点不同，歌曲内容形式、曲调风格有所差异，但整体比较注意激扬爱国情感以洗雪国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揭露列强侵略本质与强化悲情意识
国耻歌以揭示列强侵略本质、条约屈辱性为重点，有意识强化民众悲情意识。以书写“二十一条”的国耻歌为例：“‘二十一条’致命伤，好比千钧压背上；头不能抬腰难直，弯腰曲背路难行。帝国主义无厌求，明取暗夺心如狼；趁着吾华多内患，白山黑水任猖狂……人皆讥我中华族，民族精神早已丧；好似中了吗啡毒，‘麻木不仁’遍体创；不受刺激不兴奋，多受刺激无反应；吁嗟乎，民族精神竟如此，吾华焉得不灭亡？”{11}这些形象化、口语性的歌词控诉了列强侵略，将中国处境进行了生动描述，渲染的耻辱感有助于引起民众情感共鸣。一些倾诉性歌词也表现了词作者的悲愤交加，兼有抒情性特点，如《爱国歌》：“请看那/印度朝鲜/亡国真可怜/为奴为仆作牛马/丧失自由权/我国同样受压迫/身家不安全/要想不做亡国奴/奋起莫延迟。”{12}将中国与印度朝鲜进行比较、将国人比附为牛马，强调若不奋起将成“亡国奴”，渲染了民族悲情意识，有助于激发民众雪耻激情，正如马克思所言“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熏“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13}
（二）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国耻歌传统性体现在它保存了中国传统民谣的精简古朴之风，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歌谣表现手法进行了借鉴，传统语言文字与句式唱法在歌曲中均得到一定呈现，内在民族性尤为明显。如《誓雪国耻歌》就模仿了岳飞《满江红》词句曲调：“秦皇汉武勤远略，征服四夷，拓边疆，到而今，屡次受人辱，将沦亡；甲午役，土地丧，庚子役，赔兵饷，恨列强环伺，如虎狼；何日大家，团结起，与彼帝国，决战场；打胜仗，齐唱凯旋歌，把眉扬。”{14}通过秦皇汉武“征服四夷”的辉煌记忆来凸显而今“屡次受人辱，将沦亡”的痛苦，《满江红》曲调低沉浑厚，发抒怀抱，落脚点还是“把眉扬”。传统诗词歌赋也是国耻歌借用的形式，体现了歌曲艺术运用的继承性，如《雪耻歌》：“神州莽莽扬辉光，亘古中国称堂堂。况我男儿二百兆。文明苗裔本轩皇。卓立世界四千载，谋勇从来冠八荒。醴泉有源不可竭，芝草有根乌能伤。丰功伟烈由人作。”{15}借鉴传统诗词歌赋的雄壮豪迈较好地抒发了雪耻自强决心，还有词作者借《泗州调》以诠释歌曲。{16}
国耻歌既有传统继承性，同时又借用现代歌词、曲调来演绎国耻歌，体现出时代性。如《猛回头—道情调—国耻歌》：“我中华，原是个，堂堂大国，不比那，小国家，僻处遐荒……自前年，‘九一八’，无故犯境，占沈阳，侵三省，肆意猖狂；日寇兵，真残忍，无恶不作，杀我人，抢我物，全市遭殃！”{17}可以看出，《国耻歌》据《猛回头》原曲调填词而成，曲调简洁有力，语言口语化，有助于形成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激发民众知耻而后勇的爱国热情。同时曲调也借用了当时流行曲风，如《济南惨案歌》就借用了《总理纪念歌谱》。{18} （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统一
国耻歌还注意动员民众发扬牺牲精神，具有强烈革命性与战斗性，逐渐成为呼吁民众雪耻的精神武器，这些歌曲强调了个人的责任，“是可忍兮孰可忍，雪耻复仇在我任”。{19}又如《毋志国耻歌》：“痛金瓯日残缺，新旧恨何时雪；愿同胞奋起打倒强敌；光复河山还旧物，拼掷颅头洒热血，莫袖手旁观国亡了，空悲切。”{20}不难看出，强烈的情绪宣泄与革命色彩是国耻歌弘扬的主旋律，控诉之际又呼吁反抗，呈现了民众光复河山的强烈愿望与豪壮气势，颇具鼓动性。
同时，国耻歌注意告知民众抵抗侵略手段，给予民众以希望自信，如“同胞同胞莫气馁，努力同心必有望；神弄之胃大民族，安能俯首向人降……武装！武装！男儿碧血染疆场；长驱长白山，饮马黑龙江；杀尽倭奴歼丑儡，驱除魍魅与魍魉，保我国土理我疆”。{21}曲风铿锵有力，意在激励民众具有敢于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歌曲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不要怕来不要愁，努力同心来报仇……叫中华称雄全球”。{22}可见，国耻歌蕴藏了实现“中华称雄全球”的雄心壮志。时人还创作了策略性强的雪耻歌，如提倡购买国货、抵制日货的《提倡购制国货歌》。{23}这些歌曲反映了民众雪耻的共同心愿，有助于推进经济绝交运动的发展。
（四）通俗化与平民化并存
为保证国耻歌能产生较大影响力，知识分子在创作之时比较注意其通俗性，采用了大众化语言形式，民谣风格浓郁。如《小孩子唱的歌》：“五月九，九月七，两个国耻纪念日。前是日本欺我华，后是八国大行凶，我华好像盘里肉，听人斩割不敢说，前是条约二十一，后是赔款四万万，此外国耻有许多，面红心痛说不出！”{24}这首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口头化特征明显。又如浙江余姚县国耻歌也带有明显的口语化、平民化特征：“革命军/占领济南/日兵逞凶顽/蔑视公理无人道/杀我外交官/军民无辜饮炮弹/死体积如山/奇耻大辱应刻骨/不报誓不甘”{25}大众化的语言有助于歌曲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因此，国耻歌可视为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的通俗文化，作为一种民众话语，它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而存在。然而，因知识分子是创作的主体，国耻歌在语言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书面化倾向。如“国魂兮，谁招耳灌亡国潮；叹中原山河如死振作在吾曹；不佞狂言，诸君幸勿笑；原今朝泪枯廿世纪，血迸万言好，好同胞，五月七日，国耻须记牢。”{26}语言的艰涩也影响了国耻歌的流传。
三、国耻歌的传播及影响
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耻歌创作演唱主要还是一种学校行为，虽个别政府人士参与其间，但整体明显缺乏政府推动，也没有创作全国统一的国耻歌，国耻纪念仅是“唱党歌”、“恭读总理遗嘱”等。{27}有人因此建议：“今宜征求小学生之国耻歌，逐一登诸报端，然后请人公评，选定其一，再请音乐家谱成歌调。此后各小学校，无论公立私立，在纪念周读遗嘱唱党歌后，咸须唱此国耻歌。则可于不知不觉之中，振起小学生之爱国思想。”{28}可惜的是，这一建议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国耻歌的动员效果因此并不理想。时人曾感叹：“一年疏远一年，在一般后起的国民，多不明真象，毫无湔雪之念。”{29}到1937年，国耻歌继续唱，“情景也依稀还在眼前”，虽报纸“都是些绥远的消息”，但电影院、跳舞厅、游戏场“还是挤满了人”，时人因此感叹三千万同胞“在梦里埋葬了”。{30}国耻歌之所以未能形成较大动员能力，还与政府有意识压制相关。如“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国私立各院校学生纷纷组织救国义勇军以“武装对日”，准备暂时停课“专从事于军事训练”，但教育部强调：“学生应加紧努力学业，不得罢课。”{31}到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甚至将国耻日并入七七抗战建国日。{32}同时，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规定所唱歌曲实际主要是《国歌》、《领袖歌》、《国旗歌》、《精神总动员歌》、《国家总动员歌》、《总理纪念歌》等，对具一定动员效果的国耻歌不甚重视，直接导致国耻歌影响仅限于知识界、学生界，流传及影响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国耻歌是知识分子、学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具有较强情绪感染力，是政治动员、鼓舞国人的精神武器；歌词剖析了列强侵略本质，重塑了民族尊严，激发了民众爱国主义情感，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期望。悲情色彩浓郁的国耻歌也发挥了塑造民众历史记忆的音乐效能，创作国耻歌主要是动员民众而不是娱乐民众，情感的纠结也承载了民族的精神，这也是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
①周宁《龙的幻想》上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0页。
③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2期，第10页。
⑤《广东教育厅厅长金序》，阳江、梁心《国耻史要》，日新舆地学社1933年版，序第1页。
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144页。
⑦《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中国教育事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0页。
⑧蒋恭晟《国耻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⑨《国耻馆开馆》，《河南教育》1928年第1卷第5期，第11页。
{10}《萧友梅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
{11}{21}丹青《五九国耻纪念歌》，《民众周刊》1933年第5卷第18期，第7—8页。
{12}《爱国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页。
{14}宋效濂《誓雪国耻歌》，《河南教育》1929年第1卷第14期，第10页。
{15}谢植梅《雪耻歌》，《江苏第四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年第1期，第319页。
{16}{22}曹璜《国耻歌泗州调》，《新民众》1930年第2期，第4页。
{17}叔鸾《猛回头—道情调—国耻歌》，《民众旬刊》第3卷第35期，第12—13页。
{18}宋效濂《济南惨案歌》，《河南教育》1929年第1卷第14期，第10页。
{19}《国耻歌纪念》，《新民众》1933年第2卷第19期，第13页。
{20}《毋志国耻歌》，《江西省政府公报》1928年第36期，第121页。
{23}《提倡购制国货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24}《小孩子唱的歌》，《平民之友》1924年第14期，第3页。
{25}《五三国耻纪念歌》，《浙江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34期，第3页。
{26}浙伧、航琛《国耻歌（二）》，《国耻》1920年第2期第1页。
{27}《五卅国耻四周年纪念办法》，《中央周报》1929年第49期，第24页。
{28}伍钧《征求国耻歌》，《互助周刊》1932年第8卷第8期，第6页。
{29}《宜昌民众教育馆近讯》，《湖北民歌》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4页。
{30}曾耀《国耻歌》，《兴华》1937年第34卷第5期，第19页。
{31}《教育部电令各校禁止停课》，《观海》1935年第5期，第57页。
{3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8页。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国国耻教育及其当代意蕴（SZ2012108）”成果。]
熊 斌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讲师
罗黎明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