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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5月10日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的文章，对外公开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可能在中国杀害过战俘，还透露出其直视并继承家庭负面历史的觉悟。
这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对外透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而且，这也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呼吁日本要正视历史了。从《奇鸟行状录》到《刺杀骑士团长》，村上的作品都有对战争的反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奇鸟行状录》的译者序中，译者林少华就指出：“小资”并不是村上的全部，他的另一面是斗士。
包括村上春树在内，以及堀田善卫、边见庸等，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这篇题为《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的文章先从作为小学生的村上与父亲一起扔猫的回忆说起。回到家后，村上发现被扔掉的猫不知怎么又回来了。村上开篇轻快，但当谈及父亲的战争体验，他的笔调为之一变。
文章提到，村上的父亲村上千秋1917年出生在京都的一个寺院，是家中的次子。1938年，还在上学的他进入了日军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村上在上小学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一次父亲所属部队在中国残忍杀害中国人的事情。
村上春树的父亲唯一一次讲自己残杀中国战俘的经历，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村上春树写道：“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他将其看作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精神创伤”，并表示“即便再感到不快、再想移开视线，人都应该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继承下来并传下去。如果不这样做，名为历史的东西意义又在何处呢？”
村上春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在1996年，《纽约客》发表了伊恩·布鲁玛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在这篇名为“成为日本人”的著名访谈中，村上春树就向布鲁玛透露道，他的父亲曾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后被日本陆军强征入伍派往中国战场。虽然他父亲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日本，但是那些在战场上的可怕回忆，纠缠了他父亲的余生。
在访谈中，村上春树表示，父亲曾向他断断续续讲过他在侵华战争的经历，但是细节他都记不得了。他不是刻意忘记父亲的战争罪行，而是在见证了这段黑暗历史时受到了创伤。村上春树认为，这是他后来与父亲疏远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侵华战争的直系后代，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不得不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因此，这样的创伤给村上春树带来羞耻感，他拒绝吃中国菜。在他途经中国去诺门坎战场的火车中，他也只吃自己带的罐头食品。他与他的妻子拒绝生育后代，也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痛苦。
199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诺门坎战役（1939年日本关东军和苏蒙联军在中蒙边境地带展开的战役），并开启了《奇鸟行状录》的写作。
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在《刺杀骑士团长》译者序中称，《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村上春树“下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就开始直接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明确说道：“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村上春树的笔锋直指“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
近年来，他一有机会便出来呼吁“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村上春树接受访谈说：“日本应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反复道歉，直至受害方认为，道歉已经足够。”2012年，村上春树曾对钓魚岛问题发表评论称，日本政府灌输的民族主义就跟廉价酒一样，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会使境况变得危险。
1937，日本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花儿到哪里去了？
花儿被姑娘们摘去了。
姑娘们到哪里去了？
姑娘们寻找小伙子去了。
小伙子们到哪里去了？
小伙子们到战场去了。
战场到哪里去了？
战场被小伙子们的坟墓占据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被姑娘们的鲜花淹没了。
花儿到哪里去了？
花儿被姑娘们摘去了……
德裔美国演员玛琳·黛德丽有一张唱片《花儿到哪里去了》，歌声浸透痛惜与苍凉。据说，她坚持用德语演唱，以表明她对德国发动二战的一贯立场。
战争过去了，参战的小伙子们走进了坟墓，寻找小伙子的姑娘们也走进了坟墓——战争被埋葬了，但战争永不能忘。
《世界文学》杂志在2017年第2期刊登了一个“日本反法西斯小辑”，介绍边见庸的《1937》。这本书，正是通过80年的时光隧道，把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捧出来，诘问军国主义的日本，诘问人类道德，诘问挥刀的杀戮者，诘问80年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边见庸，1944年出生。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他不顾脑溢血后遗症引发的行动不便，克服肠癌带来的种种痛苦，奋笔疾书，四处奔波，为和平，为反战呐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出版了《1937》。
1937年4月15日，美国著名的海伦·凯勒访问日本，掀起了海伦热潮。令人尴尬的是，在欢庆典礼上，海伦放在休息厅的钱包竟不翼而飞。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道歉信、慰问信飞涌而至，人们一致谴责小偷对“圣女”的恶行，希望海伦“别把日本看作贼国”，来自各地的捐款达到了被窃数额的十倍。
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日本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12月，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了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日本媒体竞相刊登所谓百人斩的大幅照片，烧杀淫掠的凶手被当做英雄称颂，日本各地民众打着灯笼夜游以示庆祝。 4月和12月，好客、明礼、知耻，对海伦的失窃感同身受的民众，为何在半年后变身兽性大发的暴徒，对烧杀淫掠的大恶毫无耻感？这正是边见庸在《1937》中追问的问题。边见庸说：“被海伦·凯勒感动的大多数人，与在中国各地肆无忌惮杀戮、强奸、掠夺、放火的大多数官兵，难道完全是两类人吗？是两种人格完全相反的集团吗？抑或是日本人在1937年的前半年和后半年，发生了突然的人格变异？”
边见庸对历史之墓的挖掘，首先从思考堀田善卫的小说《时间》为何受冷落开始。
堀田善卫（1918-1998）于1954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1945年3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1947年1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1945年5月，他曾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一起游览南京。此次南京之行，成为他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的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
长篇小说《时间》起笔于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作者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陈英谛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10个月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侵略一方的中国人视角，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的最独特之处。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罹难同胞纪念馆时谈及此书：“现实就是现实，要加以尊重，让史实广为后人所知是今人的职责，相信堀田先生也是懷着这样的心境完结这部著作的。”
堀田善卫说：“在他国异质时间的入侵和冲撞下，人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增强了密度，加快了速度，它迫使人们在瞬间即与亲人们永别。”
边见庸说：“在此，作家站在被侵略者的角度描述了人们的生活如何因为‘他国异质的时间’的暴力入侵而毁坏。这是战后70年间，日本在反思日中战争过程中所最为欠缺的视角。”
村上春树也写过南京大屠杀，在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揭露了日本军队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由于无暇管理战俘，对投降的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有说法是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达四十万，也有说法是十万，但四十万人和十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村上春树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在探寻一幅藏在阁楼的画作中隐藏的真相过程中，主人公“我”与邻居谈起该画的作者——老画家雨宫具彦及其弟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历。村上借邻居之口说出，1938年前后发生了几件对日本而言是“致命的、导致崩溃的、无法回头的事”（其中“致命的”被他加上了着重号），并认为这些事也彻底改变了画家兄弟俩的人生。
这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对外透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而且，这也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呼吁日本要正视历史了。从《奇鸟行状录》到《刺杀骑士团长》，村上的作品都有对战争的反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奇鸟行状录》的译者序中，译者林少华就指出：“小资”并不是村上的全部，他的另一面是斗士。
包括村上春树在内，以及堀田善卫、边见庸等，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这篇题为《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的文章先从作为小学生的村上与父亲一起扔猫的回忆说起。回到家后，村上发现被扔掉的猫不知怎么又回来了。村上开篇轻快，但当谈及父亲的战争体验，他的笔调为之一变。
文章提到，村上的父亲村上千秋1917年出生在京都的一个寺院，是家中的次子。1938年，还在上学的他进入了日军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村上在上小学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一次父亲所属部队在中国残忍杀害中国人的事情。
村上春树的父亲唯一一次讲自己残杀中国战俘的经历，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村上春树写道：“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他将其看作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精神创伤”，并表示“即便再感到不快、再想移开视线，人都应该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继承下来并传下去。如果不这样做，名为历史的东西意义又在何处呢？”
村上春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在1996年，《纽约客》发表了伊恩·布鲁玛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在这篇名为“成为日本人”的著名访谈中，村上春树就向布鲁玛透露道，他的父亲曾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后被日本陆军强征入伍派往中国战场。虽然他父亲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日本，但是那些在战场上的可怕回忆，纠缠了他父亲的余生。
在访谈中，村上春树表示，父亲曾向他断断续续讲过他在侵华战争的经历，但是细节他都记不得了。他不是刻意忘记父亲的战争罪行，而是在见证了这段黑暗历史时受到了创伤。村上春树认为，这是他后来与父亲疏远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侵华战争的直系后代，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不得不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因此，这样的创伤给村上春树带来羞耻感，他拒绝吃中国菜。在他途经中国去诺门坎战场的火车中，他也只吃自己带的罐头食品。他与他的妻子拒绝生育后代，也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痛苦。
199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诺门坎战役（1939年日本关东军和苏蒙联军在中蒙边境地带展开的战役），并开启了《奇鸟行状录》的写作。
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在《刺杀骑士团长》译者序中称，《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村上春树“下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就开始直接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明确说道：“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村上春树的笔锋直指“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
近年来，他一有机会便出来呼吁“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村上春树接受访谈说：“日本应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反复道歉，直至受害方认为，道歉已经足够。”2012年，村上春树曾对钓魚岛问题发表评论称，日本政府灌输的民族主义就跟廉价酒一样，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会使境况变得危险。
1937，日本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花儿到哪里去了？
花儿被姑娘们摘去了。
姑娘们到哪里去了？
姑娘们寻找小伙子去了。
小伙子们到哪里去了？
小伙子们到战场去了。
战场到哪里去了？
战场被小伙子们的坟墓占据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被姑娘们的鲜花淹没了。
花儿到哪里去了？
花儿被姑娘们摘去了……
德裔美国演员玛琳·黛德丽有一张唱片《花儿到哪里去了》，歌声浸透痛惜与苍凉。据说，她坚持用德语演唱，以表明她对德国发动二战的一贯立场。
战争过去了，参战的小伙子们走进了坟墓，寻找小伙子的姑娘们也走进了坟墓——战争被埋葬了，但战争永不能忘。
《世界文学》杂志在2017年第2期刊登了一个“日本反法西斯小辑”，介绍边见庸的《1937》。这本书，正是通过80年的时光隧道，把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捧出来，诘问军国主义的日本，诘问人类道德，诘问挥刀的杀戮者，诘问80年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边见庸，1944年出生。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他不顾脑溢血后遗症引发的行动不便，克服肠癌带来的种种痛苦，奋笔疾书，四处奔波，为和平，为反战呐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出版了《1937》。
1937年4月15日，美国著名的海伦·凯勒访问日本，掀起了海伦热潮。令人尴尬的是，在欢庆典礼上，海伦放在休息厅的钱包竟不翼而飞。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道歉信、慰问信飞涌而至，人们一致谴责小偷对“圣女”的恶行，希望海伦“别把日本看作贼国”，来自各地的捐款达到了被窃数额的十倍。
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日本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12月，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了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日本媒体竞相刊登所谓百人斩的大幅照片，烧杀淫掠的凶手被当做英雄称颂，日本各地民众打着灯笼夜游以示庆祝。 4月和12月，好客、明礼、知耻，对海伦的失窃感同身受的民众，为何在半年后变身兽性大发的暴徒，对烧杀淫掠的大恶毫无耻感？这正是边见庸在《1937》中追问的问题。边见庸说：“被海伦·凯勒感动的大多数人，与在中国各地肆无忌惮杀戮、强奸、掠夺、放火的大多数官兵，难道完全是两类人吗？是两种人格完全相反的集团吗？抑或是日本人在1937年的前半年和后半年，发生了突然的人格变异？”
边见庸对历史之墓的挖掘，首先从思考堀田善卫的小说《时间》为何受冷落开始。
堀田善卫（1918-1998）于1954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1945年3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1947年1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1945年5月，他曾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一起游览南京。此次南京之行，成为他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的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
长篇小说《时间》起笔于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作者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陈英谛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10个月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侵略一方的中国人视角，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的最独特之处。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罹难同胞纪念馆时谈及此书：“现实就是现实，要加以尊重，让史实广为后人所知是今人的职责，相信堀田先生也是懷着这样的心境完结这部著作的。”
堀田善卫说：“在他国异质时间的入侵和冲撞下，人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增强了密度，加快了速度，它迫使人们在瞬间即与亲人们永别。”
边见庸说：“在此，作家站在被侵略者的角度描述了人们的生活如何因为‘他国异质的时间’的暴力入侵而毁坏。这是战后70年间，日本在反思日中战争过程中所最为欠缺的视角。”
村上春树也写过南京大屠杀，在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揭露了日本军队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由于无暇管理战俘，对投降的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有说法是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达四十万，也有说法是十万，但四十万人和十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村上春树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在探寻一幅藏在阁楼的画作中隐藏的真相过程中，主人公“我”与邻居谈起该画的作者——老画家雨宫具彦及其弟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历。村上借邻居之口说出，1938年前后发生了几件对日本而言是“致命的、导致崩溃的、无法回头的事”（其中“致命的”被他加上了着重号），并认为这些事也彻底改变了画家兄弟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