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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外需改善、内需边际企稳，阶段性筑底概率加大，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的积极变化则可令外需前景更加乐观。
近期，在历时近22个月的谈判后，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标志着贸易摩擦迎来从逐步升级向渐次缓解的关键拐点。中美双方就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
贸易逆差激增、通过贸易壁垒扭转相对竞争力劣势、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将分别成为美国发起短、中、长期对华贸易摩擦的诱因。过去22个月，以“安内”为前提的“攘外”逻辑是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2018年二、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速环比折年率分别为4.2%和3.5%，实现了近年来的同期最佳表现，这也是特朗普不断加码、极限施压的底气所在。此外，中国经济依靠内生动能，在短期经受了贸易摩擦“压力测试”考验，为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讲，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和政经实际，贸易摩擦是大国博弈的具体体现，而各自内部的核心考量决定了谈判底线。尽管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仍未披露，但从美方宣布的条款看，量化指标中的美国对华约1100亿美元进口关税减半和中国对美400亿-450亿美元/年的农产品进口均可谓在互惠前提和非核心利益下的让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全球经济的拖累有望缓解，金融市场的负面情绪也将得到边际改善。
时空之争转向，全球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削弱了双方博弈策略非对称性。从基本面看，2018年美国正处在“经济+政策”搭配整体合意的舒适期，而中国经济稳中偏弱，且受制于美联储鹰派的加息节奏，货币政策主动调整空间有限。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美国在意的是时间，想凭借强势的外贸政策高压赢得时间上的主动，而中国力图在内、外压力并存的情形下充分利用时间实现经济从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的过渡。但2019年，保护主义的反噬开始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核心经济体全面降速。对于特朗普而言，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难以为继，也意味着主动发起贸易摩擦的窗口期正在流逝，在大选前锁定贸易谈判初步成果、降低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调整风险是其最优选择。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前期去杠杆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了经济长期韧性，但也带来了内需下滑等短期阵痛，贸易摩擦还令去杠杆的冲击放大。但2019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全面转向带来了金融条件的整体宽松，中国经济内、外压力共振的风险相对缓释。尽管短期大幅宽货币仍受到结构性通胀的制约，但汇率弹性的增强、财政政策的发力、金融开放的超预期打开了政策空间，对经济形成了内在支撑，也令经贸谈判重回“双向平衡、平等互利”的轨道。
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为连任捞取筹码毫无疑问是其推动贸易摩擦缓和化的重要动因。从政治上讲，随着民主党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当前两党政治理念极化的倾向下，政策立场冲突加剧也迫使特朗普亟需在贸易领域，特别是在农产品进口等问题上取得实绩，以便在选情中占据主动。对美国而言，尽管当前美国的国家决策某种程度上被特朗普不同寻常的个人论调和行为所代替，但尝试重塑全球化贸易规则，长期延缓新兴大国崛起以维持其引领世界的优势，已经成为守成大国政策菜单上的两党共识。中美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等长线扩散的态势日趋明显，但与历史上的美苏、美日博弈不同，由于经济实力更为对等，中美之间“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更為显著，也令博弈形态趋于柔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