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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近年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出发，结合既往学者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探讨，对中国古代捶丸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考古学分析。研究认为，由步打球、棒击球发展而来的捶丸活动，迟至宋代已在社会得到广泛开展；延至明朝中期，捶丸从宫廷至平民百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普及和传承；明朝末年开始，在自身特点和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具有竞技性特点的捶丸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但由其独特的运动特点和规则分析，中国古代捶丸与诞生在西方的高尔夫球，应当有着某种密切关系。
关 键 词：体育史；捶丸；步打毬；棒击球；高尔夫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58-06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archeological relics found in recent years， coupled with previous scholar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cords，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n arche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Chuiwan developed from batting-on-foot and stick-and-ball had been extensively developed as late as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e mid Ming dynasty， Chuiwan was popularized and inherited to different extents among officials in palaces and civilians. Beginning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Chuiwan with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people’s sigh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ts uniqu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had a certain close relation with golf born in the west.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Chuiwan；batting-on-foot；stick-and-ball；golf；China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捶丸，中国古代球类活动形式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形式和规则，使其在中外古代体育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活动形式做过分析，但鉴于近年来大量相关考古资料的发现，使得我们对捶丸本身的发展与演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为此，本研究拟根据近年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在分析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对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探讨，以有益于学界对这一古代球类活动形式更为全面的了解。
1 捶丸活動的出现
捶丸，击打球丸之意。在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版的署名为“宁志斋”编著的《丸经》一书中，首次出现了“捶丸”一词。在这本专门论述捶丸著作的集序中，作者留下“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载。宋徽宗在位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1101—1125年），这就表明捶丸的出现不会晚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
“捶丸”一词虽然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之前已经出现，但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它的特点已经在之前的诸多球类活动中有所体现。在蹴鞠发展兴盛期的汉代，因马匹的广泛应用，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马上杖击鞠活动，曾在唐朝达到极盛[1]。但为了使这一活动适应于各类人群，同时也为了适应女子参与球类活动，在击鞠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上又演化和拓展出了骑驴以杖击鞠的驴鞠和徒步以杖击毬的步打毬，而步打毬则在唐代发展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形式。这在考古发现的资料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形象描绘。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中唐第15窟南壁壁画，就遗留一幅儿童步打毬图像。图中如车轮般大的莲花上站立一位两脚前后开立，右手执顶端弯如半弦月球杖，左手执球的儿童。其形象表现为曲膝、上身前俯，欲作抛球击打的动作（见图1）[2]。同样的考古文物资料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壁画墓[3]、日本奈良正仓院[4]等都有发现和收藏。
及至宋代，驴鞠和步打毬常常见于时人的休闲活动中，成为当时娱乐以及节日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表演和休闲竞技性内容。而在步打毬基础上产生的以棒击球的活动方式也出现了，并广泛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不同阶层中。在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玄孙范纯仁曾孙范公偁[5]写的笔记小说《过庭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滕甫元发……爱击角球，（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吏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槌所击（一作激），起中小吏之额。小吏护痛间，滕（甫）在旁拱手微言曰：‘快哉。’”这种不易被击碎的“击角球”活动，就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棒击球形式。
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古文物资料，对当时流行的棒击球活动更有着形象的描绘。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幅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和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使我们对于宋代的棒击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纵25 cm，横24.5 cm。画面中，庭院内湖石突兀而立，后面隐现数丛茂盛的芭蕉。在湖石的前面，少妇与身旁的女子正专注观看二儿童击球。其中一童正手持木拍（棒）欲坐地击球，另一童则向他焦急地喊话。画面中四个人的目光均落于儿童所欲击打的小球体上[6]。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一件为儿童手执一个勺形球棒在下蹲击球；另一件为儿童手执一种类似后世高尔夫球金属杖头的球棒在站立击球。画面构图简洁，突出主题，清新优雅（见图2）[7]。 广泛流行的步打毬和随后出现的棒击球，由于不需要借助任何畜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活动的特点，因而普及面更广，更加适宜于不同人群，尤其是妇女的参与。特别在活动中增加击球入窝的内容后，使其竞赛对抗的形式更具特点。这类球类活动形式除名称之外，其使用的器具和活动方式已基本具备了后世捶丸的特点，而捶丸应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8]。
形成后的捶丸活动方式和特点，在《丸经》一书中做了全方位的总结和说明：捶丸的突出特点是场上设球窝（穴），用球杖击球；捶丸活动的场地多设在野外；捶丸活动时所用球杖有“撺棒”、“杓棒”和“朴棒”等不同的形式，以供球手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时打出不同特点的球；捶丸用球为生长不规则且纤维绞结紧密的赘木（树瘤子）制成，因其坚牢而长击不坏；捶丸比赛过程中，既有分组比赛，也有不分组而各自为战的。一般以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分为大会（9～10人）、中会（7～8人）、小会（5～6人）、一朋（3～4人）和单打（2人）等。赛前每个击球者可以领取牌筹，每人每场5筹。比赛中根据筹码的多少，有大筹（20）、中筹（15）和小筹（10）之分，而最终胜者是先得以上各数者。另外，《丸经》一书还对捶丸活动中的一系列惩罚条例作了说明[9]。
捶丸活动在宋代正式出现后，于社会上逐渐得到广泛的开展。在整个宋元时期，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这项球类活动情有独钟。但由于这一活动本身的独特运动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其流行的范围、流行的人群以及表现出的特点也不一样。
2 民间捶丸活动的普及
虽然“捶丸”一词正式出现在北宋晚期，见于《丸经》对捶丸活动方法和规则所做全面、完善的记载与总结分析，这项活动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了。与此同时，《丸经》一书出版时，正是南宋被元王朝灭亡，横跨欧亚大帝国正在形成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天下隆平，边睡宁谧，将帅宴安橐弓服矢之际，士卒嬉游于放牛归马之余”[10]30。太平盛世为休闲娱乐提供发展的优越环境，而流行多年的捶丸方法、规则于此时以著作的形式统一、出版发行，正迎合时代的要求，也间接证明这一活动形式是在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
由于捶丸活动是由普及于民间的步打毬和棒击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流行起来的捶丸运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民间，捶丸逐渐成为青年男女休闲娱乐性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2002年8月，山东泰山岱庙西城墙修复工程中出土一批宋代石刻画像，其中一幅高近30 cm的画像，其主题是反映当时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形象。儿童高约23 cm，上着束腰长袍，下穿肥腿裤。头上雕饰别于两耳后的发髻和捆扎的软巾，右手持球，左手上举持捧。儿童所持球棒自上而下逐渐变细，棒端为弧状弯曲，这应该就是捶丸中的“杓棒”。击球儿童双唇紧闭，两眼紧盯右前方，一幅全神贯注的模样。这幅石刻捶丸图，以其传神的形象，向我们描绘了宋代民间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情景，它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见图3）[11]。
元代，捶丸活动在民间更为普及。在元杂剧《百花亭》第二折中，就有专门描绘青年男女聚会时参加捶丸活动的情景：“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阄、银筝搊，白苎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12]捶丸和踢球、下棋、打双陆、唱歌、听音乐、说笑调侃等，都是元代青年男女聚会时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而捶丸则列于首选。
在与宋代同时存在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代国土上，捶丸活动在当时也逐步流行。1972年辽宁省朝阳县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童戏纹鎏金银大带”上，就有儿童捶丸的图案。大带共出土五块，其中小者四块为正方形，大者一块为长方形。四周皆有折缘边框，框内采用焊接、铸印、锤蹀等工艺各装饰一组包括儿童捶丸、弄风车以及舞蹈在内的活动图案。其中儿童捶丸图案位于大带框内左下侧，两个儿童各手执一捶丸棒，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被击起的丸球，生动地刻划童子们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13]46。
明代，捶丸活动仍在民间流行。在传世的文物中，有一件明代“玉捶丸童子”，该童子以白玉雕成，周身饰以花纹，其右手正执一弯月形捶丸杖，足后附雕一圆球丸，表现了童子进行捶丸活动前的情景[13]41。在明朝文人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曾专列《休闲选胜各八》一章，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8种休闲活动方式做了描述，在这8种休闲活动中就包括有捶丸一项。李诩还同时对捶丸活动的8种技巧做记载，这8种技巧分别是“卧棒斜插花，燕尾斜插花，后橛掀过前，前橛翻过后，背身正棒，两肩基儿，雁点头，背身倒卷帘”[14]。这8种技巧在《丸经·制器章》中也有着描述，但对每种技巧的具体操作方式至今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捶丸活动仍然在民间流行的事实。
由于捶丸的“丸”、“杖”制作材料与方式越来越具有专业性和较高的要求，使其在明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基础。同时，随着尚武的满清贵族进入中原后，对骑射狩猎、滑冰和摔跤等传统体育形式极力提倡与推广，导致捶丸这一“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于明末清初已经很难在民间见到。
3 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捶丸活动
作为一项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形式，捶丸在兴起后即成为颇受上层社会欢迎的项目。现存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富家子弟捶丸纹画像砖，就形象描绘了捶丸活动在上层社会的盛行情况。画像中雕有官宦装束的两位捶丸者，曲膝、上身前俯，共同握一顶端弧弯的半弦月形球杖。整幅画面表现的是右边一人正在指导左边一人如何击球。这一画面表现出官宦人家子弟在学习捶丸技艺的情形（见图4），反映出宋代的捶丸活动已经在上层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元代的捶丸活动在上层人士中更为常见。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神大殿的墙壁壁画上发现一幅绘于元代的捶丸图。捶丸图的背景为一深山峡谷，捶丸的场地就位于峡谷之中。在上空彩云浮动、地面草木丛生的场地旁边，有一条流水涓涓的小溪。场地上有两位身着红袍的官员打扮的捶丸者，正手持球杆進行捶丸活动。两人的身后，都有一位持铜锤而立的年轻人。图中左起第1人半蹲，左手按左膝，右手以横棒击球。左起第3人手拿球棒，等待打他的下一棒。左起第2、第4两位均着淡兰色衣服，衣角挽起，手上各拿一铜锤。其中第2人还用手指向球窝，为击球者指明击球的方向。这两人似是两位击球官员的侍从，也可以说是击球者的“伴当”。这幅捶丸图反映捶丸活动在元代的官员中间是一项很时尚的休闲运动形式[15]。 5 由本研究引申出的有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自19世纪末维新运动开启以来，一直崇尚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从1902年梁启超[24]发表《中国之武土道》，到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25]，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世界体育史略》[26]《世界体育史纲要》[27]，再到建国以来出现的大量体育史研究成果，古代体育史研究多倚重传统史籍的相关资料。近年来，随着体育史学研究中交叉学科和理论方法的介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中已经出现诸多用以作为“佐证”的相关考古文物资料。但由于考古文物知识除了对其本身的年代、质地、功用、来源和价值的了解，还需要关注其属性和名称的界定，而这也是考古文物资料引入古代体育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无论考古发掘，抑或对馆藏或传世文物资料的整理，专门的考古研究者多由其主题特征的角度做出分析（包括文物定名和属性分析），而对其表现出的附带特征或作用，往往忽略不计。但相对于古代体育史研究者来说，对被引入并加以“佐证”的相关文物资料，必须进行更全面和专业的分析，以便确定其是否具备“体育文物”的要素，这是事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关键。通过本人近年来所做的相关研究和本研究的主题分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考古文物资料的介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古代体育史甚至世界古代体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对考古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这既涉及考古文物资料能否被正确介入古代体育史研究，更涉及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结论能否得到正确、无误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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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史；捶丸；步打毬；棒击球；高尔夫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58-06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archeological relics found in recent years， coupled with previous scholar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cords，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n arche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Chuiwan developed from batting-on-foot and stick-and-ball had been extensively developed as late as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e mid Ming dynasty， Chuiwan was popularized and inherited to different extents among officials in palaces and civilians. Beginning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Chuiwan with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people’s sigh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ts uniqu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had a certain close relation with golf born in the west.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Chuiwan；batting-on-foot；stick-and-ball；golf；China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捶丸，中国古代球类活动形式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形式和规则，使其在中外古代体育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活动形式做过分析，但鉴于近年来大量相关考古资料的发现，使得我们对捶丸本身的发展与演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为此，本研究拟根据近年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在分析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对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探讨，以有益于学界对这一古代球类活动形式更为全面的了解。
1 捶丸活動的出现
捶丸，击打球丸之意。在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版的署名为“宁志斋”编著的《丸经》一书中，首次出现了“捶丸”一词。在这本专门论述捶丸著作的集序中，作者留下“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载。宋徽宗在位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1101—1125年），这就表明捶丸的出现不会晚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
“捶丸”一词虽然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之前已经出现，但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它的特点已经在之前的诸多球类活动中有所体现。在蹴鞠发展兴盛期的汉代，因马匹的广泛应用，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马上杖击鞠活动，曾在唐朝达到极盛[1]。但为了使这一活动适应于各类人群，同时也为了适应女子参与球类活动，在击鞠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上又演化和拓展出了骑驴以杖击鞠的驴鞠和徒步以杖击毬的步打毬，而步打毬则在唐代发展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形式。这在考古发现的资料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形象描绘。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中唐第15窟南壁壁画，就遗留一幅儿童步打毬图像。图中如车轮般大的莲花上站立一位两脚前后开立，右手执顶端弯如半弦月球杖，左手执球的儿童。其形象表现为曲膝、上身前俯，欲作抛球击打的动作（见图1）[2]。同样的考古文物资料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壁画墓[3]、日本奈良正仓院[4]等都有发现和收藏。
及至宋代，驴鞠和步打毬常常见于时人的休闲活动中，成为当时娱乐以及节日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表演和休闲竞技性内容。而在步打毬基础上产生的以棒击球的活动方式也出现了，并广泛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不同阶层中。在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玄孙范纯仁曾孙范公偁[5]写的笔记小说《过庭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滕甫元发……爱击角球，（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吏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槌所击（一作激），起中小吏之额。小吏护痛间，滕（甫）在旁拱手微言曰：‘快哉。’”这种不易被击碎的“击角球”活动，就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棒击球形式。
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古文物资料，对当时流行的棒击球活动更有着形象的描绘。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幅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和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使我们对于宋代的棒击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纵25 cm，横24.5 cm。画面中，庭院内湖石突兀而立，后面隐现数丛茂盛的芭蕉。在湖石的前面，少妇与身旁的女子正专注观看二儿童击球。其中一童正手持木拍（棒）欲坐地击球，另一童则向他焦急地喊话。画面中四个人的目光均落于儿童所欲击打的小球体上[6]。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一件为儿童手执一个勺形球棒在下蹲击球；另一件为儿童手执一种类似后世高尔夫球金属杖头的球棒在站立击球。画面构图简洁，突出主题，清新优雅（见图2）[7]。 广泛流行的步打毬和随后出现的棒击球，由于不需要借助任何畜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活动的特点，因而普及面更广，更加适宜于不同人群，尤其是妇女的参与。特别在活动中增加击球入窝的内容后，使其竞赛对抗的形式更具特点。这类球类活动形式除名称之外，其使用的器具和活动方式已基本具备了后世捶丸的特点，而捶丸应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8]。
形成后的捶丸活动方式和特点，在《丸经》一书中做了全方位的总结和说明：捶丸的突出特点是场上设球窝（穴），用球杖击球；捶丸活动的场地多设在野外；捶丸活动时所用球杖有“撺棒”、“杓棒”和“朴棒”等不同的形式，以供球手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时打出不同特点的球；捶丸用球为生长不规则且纤维绞结紧密的赘木（树瘤子）制成，因其坚牢而长击不坏；捶丸比赛过程中，既有分组比赛，也有不分组而各自为战的。一般以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分为大会（9～10人）、中会（7～8人）、小会（5～6人）、一朋（3～4人）和单打（2人）等。赛前每个击球者可以领取牌筹，每人每场5筹。比赛中根据筹码的多少，有大筹（20）、中筹（15）和小筹（10）之分，而最终胜者是先得以上各数者。另外，《丸经》一书还对捶丸活动中的一系列惩罚条例作了说明[9]。
捶丸活动在宋代正式出现后，于社会上逐渐得到广泛的开展。在整个宋元时期，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这项球类活动情有独钟。但由于这一活动本身的独特运动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其流行的范围、流行的人群以及表现出的特点也不一样。
2 民间捶丸活动的普及
虽然“捶丸”一词正式出现在北宋晚期，见于《丸经》对捶丸活动方法和规则所做全面、完善的记载与总结分析，这项活动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了。与此同时，《丸经》一书出版时，正是南宋被元王朝灭亡，横跨欧亚大帝国正在形成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天下隆平，边睡宁谧，将帅宴安橐弓服矢之际，士卒嬉游于放牛归马之余”[10]30。太平盛世为休闲娱乐提供发展的优越环境，而流行多年的捶丸方法、规则于此时以著作的形式统一、出版发行，正迎合时代的要求，也间接证明这一活动形式是在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
由于捶丸活动是由普及于民间的步打毬和棒击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流行起来的捶丸运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民间，捶丸逐渐成为青年男女休闲娱乐性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2002年8月，山东泰山岱庙西城墙修复工程中出土一批宋代石刻画像，其中一幅高近30 cm的画像，其主题是反映当时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形象。儿童高约23 cm，上着束腰长袍，下穿肥腿裤。头上雕饰别于两耳后的发髻和捆扎的软巾，右手持球，左手上举持捧。儿童所持球棒自上而下逐渐变细，棒端为弧状弯曲，这应该就是捶丸中的“杓棒”。击球儿童双唇紧闭，两眼紧盯右前方，一幅全神贯注的模样。这幅石刻捶丸图，以其传神的形象，向我们描绘了宋代民间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情景，它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见图3）[11]。
元代，捶丸活动在民间更为普及。在元杂剧《百花亭》第二折中，就有专门描绘青年男女聚会时参加捶丸活动的情景：“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阄、银筝搊，白苎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12]捶丸和踢球、下棋、打双陆、唱歌、听音乐、说笑调侃等，都是元代青年男女聚会时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而捶丸则列于首选。
在与宋代同时存在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代国土上，捶丸活动在当时也逐步流行。1972年辽宁省朝阳县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童戏纹鎏金银大带”上，就有儿童捶丸的图案。大带共出土五块，其中小者四块为正方形，大者一块为长方形。四周皆有折缘边框，框内采用焊接、铸印、锤蹀等工艺各装饰一组包括儿童捶丸、弄风车以及舞蹈在内的活动图案。其中儿童捶丸图案位于大带框内左下侧，两个儿童各手执一捶丸棒，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被击起的丸球，生动地刻划童子们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13]46。
明代，捶丸活动仍在民间流行。在传世的文物中，有一件明代“玉捶丸童子”，该童子以白玉雕成，周身饰以花纹，其右手正执一弯月形捶丸杖，足后附雕一圆球丸，表现了童子进行捶丸活动前的情景[13]41。在明朝文人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曾专列《休闲选胜各八》一章，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8种休闲活动方式做了描述，在这8种休闲活动中就包括有捶丸一项。李诩还同时对捶丸活动的8种技巧做记载，这8种技巧分别是“卧棒斜插花，燕尾斜插花，后橛掀过前，前橛翻过后，背身正棒，两肩基儿，雁点头，背身倒卷帘”[14]。这8种技巧在《丸经·制器章》中也有着描述，但对每种技巧的具体操作方式至今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捶丸活动仍然在民间流行的事实。
由于捶丸的“丸”、“杖”制作材料与方式越来越具有专业性和较高的要求，使其在明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基础。同时，随着尚武的满清贵族进入中原后，对骑射狩猎、滑冰和摔跤等传统体育形式极力提倡与推广，导致捶丸这一“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于明末清初已经很难在民间见到。
3 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捶丸活动
作为一项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形式，捶丸在兴起后即成为颇受上层社会欢迎的项目。现存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富家子弟捶丸纹画像砖，就形象描绘了捶丸活动在上层社会的盛行情况。画像中雕有官宦装束的两位捶丸者，曲膝、上身前俯，共同握一顶端弧弯的半弦月形球杖。整幅画面表现的是右边一人正在指导左边一人如何击球。这一画面表现出官宦人家子弟在学习捶丸技艺的情形（见图4），反映出宋代的捶丸活动已经在上层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元代的捶丸活动在上层人士中更为常见。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神大殿的墙壁壁画上发现一幅绘于元代的捶丸图。捶丸图的背景为一深山峡谷，捶丸的场地就位于峡谷之中。在上空彩云浮动、地面草木丛生的场地旁边，有一条流水涓涓的小溪。场地上有两位身着红袍的官员打扮的捶丸者，正手持球杆進行捶丸活动。两人的身后，都有一位持铜锤而立的年轻人。图中左起第1人半蹲，左手按左膝，右手以横棒击球。左起第3人手拿球棒，等待打他的下一棒。左起第2、第4两位均着淡兰色衣服，衣角挽起，手上各拿一铜锤。其中第2人还用手指向球窝，为击球者指明击球的方向。这两人似是两位击球官员的侍从，也可以说是击球者的“伴当”。这幅捶丸图反映捶丸活动在元代的官员中间是一项很时尚的休闲运动形式[15]。 5 由本研究引申出的有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自19世纪末维新运动开启以来，一直崇尚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从1902年梁启超[24]发表《中国之武土道》，到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25]，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世界体育史略》[26]《世界体育史纲要》[27]，再到建国以来出现的大量体育史研究成果，古代体育史研究多倚重传统史籍的相关资料。近年来，随着体育史学研究中交叉学科和理论方法的介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中已经出现诸多用以作为“佐证”的相关考古文物资料。但由于考古文物知识除了对其本身的年代、质地、功用、来源和价值的了解，还需要关注其属性和名称的界定，而这也是考古文物资料引入古代体育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无论考古发掘，抑或对馆藏或传世文物资料的整理，专门的考古研究者多由其主题特征的角度做出分析（包括文物定名和属性分析），而对其表现出的附带特征或作用，往往忽略不计。但相对于古代体育史研究者来说，对被引入并加以“佐证”的相关文物资料，必须进行更全面和专业的分析，以便确定其是否具备“体育文物”的要素，这是事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关键。通过本人近年来所做的相关研究和本研究的主题分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考古文物资料的介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古代体育史甚至世界古代体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对考古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这既涉及考古文物资料能否被正确介入古代体育史研究，更涉及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结论能否得到正确、无误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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