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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伯李祖荫，号麋寿，湖南祁阳人，生于1897年，卒于1963年。兄弟五人，他行三，我父亲最小，我们亲切地叫他“三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最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平生无大志，但求后人说我是书生而已！”足见其早已把自己政治定位在不激进不落伍的中间地带——“灰调”中。然而他追求的“灰调”生活之道布满荆棘……
三伯出生在一个号称九代书香之家，远的不说，近的如他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前清的秀才，虽未出仕，但道德文章，都为人称道。祖父更是清同治甲戍科的翰林，《兵镜类编》一书的编著者，是一位潜心研究军事思想的学者。三伯从小就爱读书，九岁发蒙，11岁进小学，整日手不释卷。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在整个学习期间，他都异常刻苦，学校图书馆最早进去的是他，最晚出来的也总是他。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报考北大法律系的时候，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的失败，因为数学成绩不好，他名落孙山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他站在北大校门口大声宣誓：
“北大现在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将来聘我当教授！”最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蒋介石邀请去西安，
他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跨进北大的校门，而是先在朝阳、燕京两大学教出了成绩，得到了认可，才由北大主动聘去当教授的。他对此引以为荣，谈起来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
从1930-1937年底，三伯都是在北京工作，那正是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时候，他一边教学，一边写文章、出专著，同时兼任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的主编。在这家颇具影响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被人称为朝阳学派的“健将”。
但三伯这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是当书生，而不是当官。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曾邀请北大一批学者、权威去西安，他也在受邀者之列。机票都已订好，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把票退了。事变发生后，他大声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悍然占我北平，三伯和北大法学院的许多老师没有即时撤出。日寇曾派遣汉奸宁协万等两人登门，对他威胁利诱，要他出来为日寇效劳。三伯义正辞严，当即断然拒绝，并把事先写好的遗嘱，交给他们看，以示他誓死不为日寇效力的决心。等到两个汉奸一走，他就立刻串连起陈瑾昆教授等法律系的同仁，和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先后逃至天津，在郑天挺教授的帮助下，搭乘一艘英国货轮，到达香港，再换船到广州，最后乘火车到达长沙，参加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工作，开始了他在湖南的教书生活。
如果说在北平，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那么到了湖南以后，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他的社会活动大大增加了。他已经不是刚刚起步的年轻教授，而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法学家了，各方面对他多了一份信赖和尊重。比如我们老家祁阳，两派为争夺一个省参议员的名额，相持不下，最后竟毫无争议地把他推出来，当了一届省参议员。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呢！那时张治中在湖南推行新政，考试县长，请他出来担任县长考试委员会的襄试委员，并将他的《民法概要讲义》列为必读参考书，又聘他为湖南民众自卫团军事参议会参议。当然，这些都是社会活动，并未改变他的书生形象。1938年陈立夫来长沙，约他面谈，希望他出来从政，担任衡山模范县的县长。这就与他的书生追求相背了，于是他当面拒绝了。他还是愿意呆在学校里教书，保持他书生的本色。
北大西迁昆明，三伯家庭人口多，加上祖父病重，他无法随同前往，多少有点遗憾，但他立刻转到了湖南大学，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湖南大学原来为省办，学校条件较差，经过湖南许多有识之士多年不懈的努力，才在1938年争取到蒋介石的同意，改省立为国立。这时正值北方许多大学南迁，不少原在北方著名大学里工作的湘籍教授，携家带口回到长沙，在那些学校继续西迁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如清华的杨树达、南开的罗皑岚等便纷纷留在了湖南大学，使湖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留德钢铁专家胡庶华出长湖大之后，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校长和三伯在办学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点，他非常信任三伯，让他出任湖大法学院长。三伯也不负所托，很快就将法学院办成了湖大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到四十年代末，已经占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一个学院。
1944年发生的一次事件，更是大大扩大了他在湖大师生中的影响，使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和信任。
当时胡庶华担任校长，他在任期间，使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日子里，他领导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拥护。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得到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欢心。1944年春，他突然被免去湖大校长的职务，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取代他接任湖大校长的是李毓尧。消息传到湖大，顿时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愤慨。他们一定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全力挽留胡庶华。他们上书请愿并通电全国。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次自发性的学生运动——驱李护校运动。
李毓尧本是留英学矿业的，但他却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了CC派的红人。反对他的人，说他不是学者，而是“党棍”。用这样一个人来取代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胡庶华，广大师生们认为是对湖大的侮辱，是教育党化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进了学校，也要赶走！
李毓尧到校以后，想方设法控制学校，但毫无结果。全校工作陷于瘫痪。于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立夫的暗示下，宪兵开进学校，大肆抓捕反抗的学生。先后被传讯的77人，被拘捕的48人，被关进集中营的36人，因病被折磨致死的2人，遭到开除、退学、停学处分的，多达228人①。教师中支持学生的，也有四人遭到解聘并被驱逐出辰溪。三伯是其中之一，被解聘还乡。 这个规模巨大的驱李护校运动（1944年1月-1945年3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有余，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才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结束。所有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被开除、退学、停学的，全部复学，李毓尧被赶走，胡庶华回校重任校长。被解聘还乡的教师，也被学校重新请了回来。
这场运动时间延续之久，受害学生数量之多，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政治背景、自发性的学生运动，才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
1944年的春夏之间，三伯只身回到乡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家的大人大概是知道的。但我当时年纪尚小，刚刚进初中，对此不甚了了。不过我心里倒是挺高兴的，因为三伯健谈，加上他见多识广，聊起天来，内容非常丰富，不是分析前线的战事，就是讲学界的遗闻趣事，使我听起来津津有味，受益匪浅。像蔡元培、胡适、辜鸿铭、杨树达……这些大学者的名字，我都是那时从他口里听到的。
我们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家人都要集合在祖母的身旁，陪她聊天。祖母虽已年逾古稀，但健康状况还好，子孙们环绕膝前，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三伯一家的归来，大大丰富了聚会的内容，给它增添了不少欢乐。
从不愿从政到出任教育厅长的仕途一步一惊
这种欢快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日本鬼子就侵占了我们家乡，记得那是1944年农历7月17日。前一天就风传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家的老幼妇孺，赶紧往深山里亲戚家避难。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出门见山，房前屋后都是山，而且山上到处都是茂密的丛林，随便往哪里一钻，便很难让人找到。
日本鬼子占领衡阳以后，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昆仑关下，终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停了下来，而且它只能占领铁路两旁一条线，广大的乡村，还是游击队的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寇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湘西大会战以后，日寇受到重创，再也起不来了。1945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时湖大的驱李护校风潮也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结束。法学院的学生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来请三伯返校了。
胡庶华重新长校后，立即亲自去芷江监牢里将被捕的学生接回。所有被开除清退的师生全部返回学校。法学院的学生两次派代表去我们家迎接三伯返校，从而结束了他一日三惊、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西迁辰溪长达七年之久的湖南大学，决定立即迁回岳麓山。三伯一家便由学生代表接回到了岳麓山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在湖大的活动，得到了大力发展，师生员工中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又以法学院的人数最多。作为法学院院长，三伯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成天受到他们的影响。给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专门请进法学院来任教的李达。他后来告诉我，他请李达来，不全是为学生，也是为他自己请来一位老师。
李达是什么人，三伯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结识的，我倒没听他说过。他们年龄不同，李达大一些，三伯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李达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共产党人了。李达是零陵蔡家铺人，离我们家不过100来里，同属永州府。1944年三伯被解聘还乡时，曾经收到过李达的求助信，三伯给他寄过一些钱。这事李达的侄儿李定钧在我校学习时同我谈过，说他伯父对此非常感激。当时李达在家穷愁潦倒，生活相当困难。他说李达当时什么活都干过：当过小学教员，甚至卖过豆腐，还去外地贩卖过牛马……
三伯早就想聘请请李达来湖大法学院任教、后来他被解聘还乡，不得不作罢。但他一旦重回湖南大学，就在1946年12月把李达请进了法学院，担任法律系教授。法学院当时包括三个系：政治、经济、法律。
因为李达是人所共知中共创始人之一，影响很大，虽已声明脱党，不算党员了，但聘他来任教，阻力还是很大：一是上面有“永不任用”他的禁令 ，二是下面也有人反对。但三伯力排众议，顶着巨大压力，以身家性命担保，硬是将李达先生请进了湖大法学院。
李达来校以后，三伯同他表面上只保持一般同事与朋友的关系，来往并不密切。但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三伯就让法学院的工友李维龙来往于两家之间，传递信息，或者传送文件、报刊与进步书藉。如果说以前三伯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只是一个正直的、爱好和平、向往自由民主的书生的话，那么通过与李达的交往，已经倾向进步，靠近共产党了。他知道法学院的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活动，但他好像视而不见，不仅不加干涉和阻挠，而且或明或暗地给予支持、庇护和鼓励，一有不利于他们的情况，立即给他们“通风报信”，令其安全转移；一旦他们有人被捕，马上出面保释。也正是在他的庇护下，李达在法学院安全地工作了两年多，直到1949年元月他奉命绕道香港，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三伯还专门派了法学院的一名助教护送他前往北平。
李达离开长沙以后，程潜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决心越来越大。他首先撤换了一批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代之以赞成和平起义的人士。当时长沙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成了推动和平起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程潜急于找到一位德高望重、能为广大师生所接受的人士，出任教育厅长。不知出于谁的推荐，他选择了三伯。三伯一再推辞，犹豫再三，终于在地下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之下，一改平生不愿从政的素志，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一任命。
三伯的这一决定，起初我不大相信。三伯不是不愿做官，只愿教书当书生么？教育厅长可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啊！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偏偏这个时候出来做官呢？而且是一个末代皇朝的官啊！在他被解聘还乡、在家赋闲的时候，我可曾亲眼见到他把国民政府寄给他的委任书撕碎扔进字纸篓里，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他一边撕，一边说：“我委任他们去！”这话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为什么在这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败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反倒出来当国民党的官，这不是给国民党陪葬当殉葬品吗？
三伯的出来当厅长，当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别的考虑。决定的因素是地下党的安排，和程潜起义的需要。有人说是李达出的主意但李达早已离开长沙，因此我对此表示怀疑。 三伯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更没有在动荡年月里平静地应对方方面面的能力，结果弄得他惶惶然不知所措，甚至难免不出一些书生洋相。走马上任之后，他面对的是一大堆棘手的难题。白崇禧来到长沙以后，命令省政府撤往邵阳，同时要求各大专院校和一批重点中学，撤出长沙，而地下党和程潜的要求，恰恰相反。
三伯上任十来天之后家乡来人我才知道，他一家已从岳麓山下湖大校园，搬进了又一村教育厅内。我一进大门，传达室工友李维龙就告诉我，说：“厅长忙得很，要到吃饭的时候才会回来。”他回来以后，只同我简单的谈了几句，大意是：时局紧张，和战难定，要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他说他已接受香港大学的聘请，一旦情况紧急，就动身前往。至于我们，他说青年人应该顺应时代，跟着时代前进。其实我那时已经相当进步，许多反蒋的学生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我没同他说，他也没时间听我说。至于他说已经接到香港大学的聘书，我至今还怀疑。
1949年8月4日下午，陈明仁将军最后一个在和平起义宣言上签名，长沙和平解放了。第二天晚上长沙人倾城而出，万人空巷，争着目睹入城解放军的雄姿。三伯后来告诉我，他那天晚上同程潜、陈明仁以及黄克诚、肖劲光等共产党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一道，站在九如斋楼顶上观看这一历史性的热闹场面。
消息传到家乡，三伯参加和平起义，变成了向共产党投降，成了“共匪”，白崇禧的部队扬言要抓“通匪”的亲属，于是我们家的大人，全都吓得四处躲藏。
长沙解放一个月以后，我参军去了。临行前我到省教育厅找三伯，向他告别。此时的教育厅已是警卫森严，直等到李维龙出来，才让我进去。我把参军的事告诉三伯时，他没置可否，但又一次提到要跟上时代，我理解为他赞同我的行动。后来父亲来信说三伯希望我去北京考大学，这时我已穿上军装、身不由己，无法照办了。
我参军以后，三伯在1949年的9月中旬，也离开长沙，应召北上参加政协去了。行前李达从北平多次来电，催他动身。
三伯一路受到很好的照顾，坐的是头等车厢，到达北平后，立即被接进前门饭店。外地去的民主人士，大都住在这里，气氛相当热烈。他在这里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也新结识了不少民主人士。
“民主教授”的幻想
一一破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三伯还在去北京的路上。
三伯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政协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被政府主席聘为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同七位党内外知名的法学家一起受聘，他感到受宠若惊。他以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他的受聘，显然是李达投桃报李大力推荐的结果。
他还告诉我，他曾以中央土改工作团湖南分团负责人的身份在湘北的澧县参加土改。他参加的大概是一次和平土改，没听他说枪毙了多少恶霸，斗争了多少地主。
不过我们家乡的土改情况，三伯应该是多少有所耳闻的。他作为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享受特殊的优待：住房大部保留，但住房里的一切，包括家俱、书籍和土地，全部没收，分给了农民。
三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眼光不远，1938年祖父去世以后，他还把在北京辛苦挣得的工资（那时教授的工资高），全部拿出来，买了不少亩土地，给自己买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戴上，其实他不买那些田，单凭祖传的遗产，也得划为地主。在过去，家里没有一点财产，怎么能够读得起大学呢！不过他终究是个“民主教授”，没有享受一般地主分子的待遇。
三伯的兄弟姐妹就不同了，全都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被镇压的被镇压，被判刑的被判刑，他哥哥死得最惨：被活活打死在斗争台上。他闻讯以后，关起房门，躲在房里偷偷地哭，生怕被孩子们发现，说他立场不稳，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兄死弟不能哭，其心境如何，不难想像，难怪他一再告诫我：“三十年不要回家！”
三伯去世很久以后的1980年，我去北京给人民出版社送译稿，顺便去看望三伯母。伯母已经80多岁，身体尚健，脑子还不太糊涂。她一见到我就叫我爬到她的床脚下，翻看一大堆破烂。我在里面发现三伯留下一大堆的碎纸片，都是残缺不全的手稿。其中最珍贵的是三伯1958年向党交心的材料，一条一条地用打字机打印的，总计258条，从中我读出了他解放以后的思想变化的脉胳：欢乐、疑惑、悲哀、幻灭、无奈……
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解放以后走上了一条艰苦的改造之路，他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与解放前后判若两人。
解放前三伯敢于直言，对于不法、不公、不平，他总是敢于挺身而出，义无反顾。1944年湖大驱李护校的事，已经说过了。1946年湖大新生受到歧视，校方不给他们发放复员搬迁费，他奋起力争，向学生保证说：“如校方不允，我决计卷起铺盖走。”
但解放以后，三伯的态度就平和多了。他80多岁的老母，无端被一士兵打耳光，他父亲的坟被人挖开，他虽曾给省长写信，要求依法查办，不用说结果使他非常失望，不过幸好没有追查他的责任，没说他立场不稳，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了这样的教训，他懂得时代不同了，要容忍才是。不过，本性难移，改也不易。有一次在司法行政干部大会上，苏联专家公开指责我最高法院负责人不懂法，他认为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居然气愤愤地离席而去，以示抗议。其实那么多党和国家的负责人在场，他们都没抗议，你抗什么议呢，多管闲事！不过，人们对他还算客气，没有批评他“反苏”。否则，仅凭这一点，给他扣一顶右派帽子也不为过。
三伯算幸运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1954年的司法改革中他作为旧法的代表，受到一次不点名的批判。解放初期那种兴奋的狂热，在慢慢地消失。他所在的法制委员会降格变为国务院属下的一个局，法治的局面没有出现，他感到失落，趋向消沉。他曾不无感慨地开玩笑说他坐的车子一年比一年大，天安门观礼的位子，一年比一年离主席台远。他想去北大法学院教书，院长每次见到他总说要“借重”老前辈，可始终不见聘书来。他对此颇有意见，其实他是错怪人了。那些年法学院招生有限，自己的老师都闲得发慌，哪里还要从外面请人呢？好在翦伯讚不忘旧交，给了他面子，请他给历史系的研究生开选修课《中国法制史》，算是一种安慰。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又想去那里当研究员，上面也不准，说是工作需要，得服从组织安排。他甚至考虑过离开北京，重新回到南方某个大学里教书。但他已经身不由己，只得听任上面安排了。于是他开始组织法制局的同仁，着手研究中国法制史，除出版了《清史刑法志注释》和《中国民法史书目简介》之外，直到他1963年去世，还是没有写出《中国法制史》来。不过资料倒是收集了不少。
三伯大概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写《包公传》、《狄仁杰传》，似乎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设想，并没有真正动笔。此后他就想安安静静坐下来养老，开始写回忆录。不过写来写去，我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断，有的甚至只有一个题目，写成文的很少，发表的则一篇也没有。
1963年夏三伯在大连休养，游泳时脑溢血，猝死在海水中，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
三伯生有五女二男，除最大和最小的两个女儿之外，其他都上过大学，也就是说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他对此是满意的。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子女中没有搞法律的。1954年我二弟李龙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他知道后非常高兴，马上写信给当时任武大校长的老朋友李达，请他对李龙“严加管教，视同己出”。不过，他的高兴为时并不太久，李龙在行将毕业之际，碰上了反右。他一没鸣二没放，却被“深挖”了出来，定为“极右分子”。消息传到三伯耳朵里，他惊呆了，叹息着说：“我的儿女对我所从事的法学均不感兴趣，原以为龙侄可以接我的班，现在看来，难了！”
不过三伯冷静下来，给我的信中却是这么说的：“龙侄性倔，要改过来不易，不过好在年轻，或许还有点希望！”他的这点希望，倒是全都变成了现实。1980年，龙弟经过九死一生，在狱中度过二十二个寒暑，居然活着走了出来，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法学专家，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可惜三伯早已作古，没有看到李龙由死刑犯一跃而成为座上客的传奇过程。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含笑吧。
注释：
①《岳麓风云》第2页，198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伯出生在一个号称九代书香之家，远的不说，近的如他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前清的秀才，虽未出仕，但道德文章，都为人称道。祖父更是清同治甲戍科的翰林，《兵镜类编》一书的编著者，是一位潜心研究军事思想的学者。三伯从小就爱读书，九岁发蒙，11岁进小学，整日手不释卷。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在整个学习期间，他都异常刻苦，学校图书馆最早进去的是他，最晚出来的也总是他。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报考北大法律系的时候，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的失败，因为数学成绩不好，他名落孙山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他站在北大校门口大声宣誓：
“北大现在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将来聘我当教授！”最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蒋介石邀请去西安，
他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跨进北大的校门，而是先在朝阳、燕京两大学教出了成绩，得到了认可，才由北大主动聘去当教授的。他对此引以为荣，谈起来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
从1930-1937年底，三伯都是在北京工作，那正是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时候，他一边教学，一边写文章、出专著，同时兼任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的主编。在这家颇具影响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被人称为朝阳学派的“健将”。
但三伯这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是当书生，而不是当官。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曾邀请北大一批学者、权威去西安，他也在受邀者之列。机票都已订好，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把票退了。事变发生后，他大声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悍然占我北平，三伯和北大法学院的许多老师没有即时撤出。日寇曾派遣汉奸宁协万等两人登门，对他威胁利诱，要他出来为日寇效劳。三伯义正辞严，当即断然拒绝，并把事先写好的遗嘱，交给他们看，以示他誓死不为日寇效力的决心。等到两个汉奸一走，他就立刻串连起陈瑾昆教授等法律系的同仁，和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先后逃至天津，在郑天挺教授的帮助下，搭乘一艘英国货轮，到达香港，再换船到广州，最后乘火车到达长沙，参加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工作，开始了他在湖南的教书生活。
如果说在北平，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那么到了湖南以后，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他的社会活动大大增加了。他已经不是刚刚起步的年轻教授，而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法学家了，各方面对他多了一份信赖和尊重。比如我们老家祁阳，两派为争夺一个省参议员的名额，相持不下，最后竟毫无争议地把他推出来，当了一届省参议员。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呢！那时张治中在湖南推行新政，考试县长，请他出来担任县长考试委员会的襄试委员，并将他的《民法概要讲义》列为必读参考书，又聘他为湖南民众自卫团军事参议会参议。当然，这些都是社会活动，并未改变他的书生形象。1938年陈立夫来长沙，约他面谈，希望他出来从政，担任衡山模范县的县长。这就与他的书生追求相背了，于是他当面拒绝了。他还是愿意呆在学校里教书，保持他书生的本色。
北大西迁昆明，三伯家庭人口多，加上祖父病重，他无法随同前往，多少有点遗憾，但他立刻转到了湖南大学，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湖南大学原来为省办，学校条件较差，经过湖南许多有识之士多年不懈的努力，才在1938年争取到蒋介石的同意，改省立为国立。这时正值北方许多大学南迁，不少原在北方著名大学里工作的湘籍教授，携家带口回到长沙，在那些学校继续西迁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如清华的杨树达、南开的罗皑岚等便纷纷留在了湖南大学，使湖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留德钢铁专家胡庶华出长湖大之后，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校长和三伯在办学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点，他非常信任三伯，让他出任湖大法学院长。三伯也不负所托，很快就将法学院办成了湖大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到四十年代末，已经占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一个学院。
1944年发生的一次事件，更是大大扩大了他在湖大师生中的影响，使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和信任。
当时胡庶华担任校长，他在任期间，使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日子里，他领导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拥护。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得到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欢心。1944年春，他突然被免去湖大校长的职务，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取代他接任湖大校长的是李毓尧。消息传到湖大，顿时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愤慨。他们一定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全力挽留胡庶华。他们上书请愿并通电全国。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次自发性的学生运动——驱李护校运动。
李毓尧本是留英学矿业的，但他却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了CC派的红人。反对他的人，说他不是学者，而是“党棍”。用这样一个人来取代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胡庶华，广大师生们认为是对湖大的侮辱，是教育党化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进了学校，也要赶走！
李毓尧到校以后，想方设法控制学校，但毫无结果。全校工作陷于瘫痪。于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立夫的暗示下，宪兵开进学校，大肆抓捕反抗的学生。先后被传讯的77人，被拘捕的48人，被关进集中营的36人，因病被折磨致死的2人，遭到开除、退学、停学处分的，多达228人①。教师中支持学生的，也有四人遭到解聘并被驱逐出辰溪。三伯是其中之一，被解聘还乡。 这个规模巨大的驱李护校运动（1944年1月-1945年3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有余，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才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结束。所有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被开除、退学、停学的，全部复学，李毓尧被赶走，胡庶华回校重任校长。被解聘还乡的教师，也被学校重新请了回来。
这场运动时间延续之久，受害学生数量之多，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政治背景、自发性的学生运动，才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
1944年的春夏之间，三伯只身回到乡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家的大人大概是知道的。但我当时年纪尚小，刚刚进初中，对此不甚了了。不过我心里倒是挺高兴的，因为三伯健谈，加上他见多识广，聊起天来，内容非常丰富，不是分析前线的战事，就是讲学界的遗闻趣事，使我听起来津津有味，受益匪浅。像蔡元培、胡适、辜鸿铭、杨树达……这些大学者的名字，我都是那时从他口里听到的。
我们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家人都要集合在祖母的身旁，陪她聊天。祖母虽已年逾古稀，但健康状况还好，子孙们环绕膝前，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三伯一家的归来，大大丰富了聚会的内容，给它增添了不少欢乐。
从不愿从政到出任教育厅长的仕途一步一惊
这种欢快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日本鬼子就侵占了我们家乡，记得那是1944年农历7月17日。前一天就风传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家的老幼妇孺，赶紧往深山里亲戚家避难。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出门见山，房前屋后都是山，而且山上到处都是茂密的丛林，随便往哪里一钻，便很难让人找到。
日本鬼子占领衡阳以后，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昆仑关下，终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停了下来，而且它只能占领铁路两旁一条线，广大的乡村，还是游击队的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寇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湘西大会战以后，日寇受到重创，再也起不来了。1945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时湖大的驱李护校风潮也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结束。法学院的学生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来请三伯返校了。
胡庶华重新长校后，立即亲自去芷江监牢里将被捕的学生接回。所有被开除清退的师生全部返回学校。法学院的学生两次派代表去我们家迎接三伯返校，从而结束了他一日三惊、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西迁辰溪长达七年之久的湖南大学，决定立即迁回岳麓山。三伯一家便由学生代表接回到了岳麓山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在湖大的活动，得到了大力发展，师生员工中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又以法学院的人数最多。作为法学院院长，三伯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成天受到他们的影响。给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专门请进法学院来任教的李达。他后来告诉我，他请李达来，不全是为学生，也是为他自己请来一位老师。
李达是什么人，三伯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结识的，我倒没听他说过。他们年龄不同，李达大一些，三伯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李达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共产党人了。李达是零陵蔡家铺人，离我们家不过100来里，同属永州府。1944年三伯被解聘还乡时，曾经收到过李达的求助信，三伯给他寄过一些钱。这事李达的侄儿李定钧在我校学习时同我谈过，说他伯父对此非常感激。当时李达在家穷愁潦倒，生活相当困难。他说李达当时什么活都干过：当过小学教员，甚至卖过豆腐，还去外地贩卖过牛马……
三伯早就想聘请请李达来湖大法学院任教、后来他被解聘还乡，不得不作罢。但他一旦重回湖南大学，就在1946年12月把李达请进了法学院，担任法律系教授。法学院当时包括三个系：政治、经济、法律。
因为李达是人所共知中共创始人之一，影响很大，虽已声明脱党，不算党员了，但聘他来任教，阻力还是很大：一是上面有“永不任用”他的禁令 ，二是下面也有人反对。但三伯力排众议，顶着巨大压力，以身家性命担保，硬是将李达先生请进了湖大法学院。
李达来校以后，三伯同他表面上只保持一般同事与朋友的关系，来往并不密切。但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三伯就让法学院的工友李维龙来往于两家之间，传递信息，或者传送文件、报刊与进步书藉。如果说以前三伯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只是一个正直的、爱好和平、向往自由民主的书生的话，那么通过与李达的交往，已经倾向进步，靠近共产党了。他知道法学院的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活动，但他好像视而不见，不仅不加干涉和阻挠，而且或明或暗地给予支持、庇护和鼓励，一有不利于他们的情况，立即给他们“通风报信”，令其安全转移；一旦他们有人被捕，马上出面保释。也正是在他的庇护下，李达在法学院安全地工作了两年多，直到1949年元月他奉命绕道香港，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三伯还专门派了法学院的一名助教护送他前往北平。
李达离开长沙以后，程潜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决心越来越大。他首先撤换了一批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代之以赞成和平起义的人士。当时长沙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成了推动和平起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程潜急于找到一位德高望重、能为广大师生所接受的人士，出任教育厅长。不知出于谁的推荐，他选择了三伯。三伯一再推辞，犹豫再三，终于在地下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之下，一改平生不愿从政的素志，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一任命。
三伯的这一决定，起初我不大相信。三伯不是不愿做官，只愿教书当书生么？教育厅长可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啊！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偏偏这个时候出来做官呢？而且是一个末代皇朝的官啊！在他被解聘还乡、在家赋闲的时候，我可曾亲眼见到他把国民政府寄给他的委任书撕碎扔进字纸篓里，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他一边撕，一边说：“我委任他们去！”这话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为什么在这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败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反倒出来当国民党的官，这不是给国民党陪葬当殉葬品吗？
三伯的出来当厅长，当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别的考虑。决定的因素是地下党的安排，和程潜起义的需要。有人说是李达出的主意但李达早已离开长沙，因此我对此表示怀疑。 三伯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更没有在动荡年月里平静地应对方方面面的能力，结果弄得他惶惶然不知所措，甚至难免不出一些书生洋相。走马上任之后，他面对的是一大堆棘手的难题。白崇禧来到长沙以后，命令省政府撤往邵阳，同时要求各大专院校和一批重点中学，撤出长沙，而地下党和程潜的要求，恰恰相反。
三伯上任十来天之后家乡来人我才知道，他一家已从岳麓山下湖大校园，搬进了又一村教育厅内。我一进大门，传达室工友李维龙就告诉我，说：“厅长忙得很，要到吃饭的时候才会回来。”他回来以后，只同我简单的谈了几句，大意是：时局紧张，和战难定，要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他说他已接受香港大学的聘请，一旦情况紧急，就动身前往。至于我们，他说青年人应该顺应时代，跟着时代前进。其实我那时已经相当进步，许多反蒋的学生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我没同他说，他也没时间听我说。至于他说已经接到香港大学的聘书，我至今还怀疑。
1949年8月4日下午，陈明仁将军最后一个在和平起义宣言上签名，长沙和平解放了。第二天晚上长沙人倾城而出，万人空巷，争着目睹入城解放军的雄姿。三伯后来告诉我，他那天晚上同程潜、陈明仁以及黄克诚、肖劲光等共产党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一道，站在九如斋楼顶上观看这一历史性的热闹场面。
消息传到家乡，三伯参加和平起义，变成了向共产党投降，成了“共匪”，白崇禧的部队扬言要抓“通匪”的亲属，于是我们家的大人，全都吓得四处躲藏。
长沙解放一个月以后，我参军去了。临行前我到省教育厅找三伯，向他告别。此时的教育厅已是警卫森严，直等到李维龙出来，才让我进去。我把参军的事告诉三伯时，他没置可否，但又一次提到要跟上时代，我理解为他赞同我的行动。后来父亲来信说三伯希望我去北京考大学，这时我已穿上军装、身不由己，无法照办了。
我参军以后，三伯在1949年的9月中旬，也离开长沙，应召北上参加政协去了。行前李达从北平多次来电，催他动身。
三伯一路受到很好的照顾，坐的是头等车厢，到达北平后，立即被接进前门饭店。外地去的民主人士，大都住在这里，气氛相当热烈。他在这里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也新结识了不少民主人士。
“民主教授”的幻想
一一破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三伯还在去北京的路上。
三伯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政协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被政府主席聘为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同七位党内外知名的法学家一起受聘，他感到受宠若惊。他以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他的受聘，显然是李达投桃报李大力推荐的结果。
他还告诉我，他曾以中央土改工作团湖南分团负责人的身份在湘北的澧县参加土改。他参加的大概是一次和平土改，没听他说枪毙了多少恶霸，斗争了多少地主。
不过我们家乡的土改情况，三伯应该是多少有所耳闻的。他作为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享受特殊的优待：住房大部保留，但住房里的一切，包括家俱、书籍和土地，全部没收，分给了农民。
三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眼光不远，1938年祖父去世以后，他还把在北京辛苦挣得的工资（那时教授的工资高），全部拿出来，买了不少亩土地，给自己买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戴上，其实他不买那些田，单凭祖传的遗产，也得划为地主。在过去，家里没有一点财产，怎么能够读得起大学呢！不过他终究是个“民主教授”，没有享受一般地主分子的待遇。
三伯的兄弟姐妹就不同了，全都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被镇压的被镇压，被判刑的被判刑，他哥哥死得最惨：被活活打死在斗争台上。他闻讯以后，关起房门，躲在房里偷偷地哭，生怕被孩子们发现，说他立场不稳，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兄死弟不能哭，其心境如何，不难想像，难怪他一再告诫我：“三十年不要回家！”
三伯去世很久以后的1980年，我去北京给人民出版社送译稿，顺便去看望三伯母。伯母已经80多岁，身体尚健，脑子还不太糊涂。她一见到我就叫我爬到她的床脚下，翻看一大堆破烂。我在里面发现三伯留下一大堆的碎纸片，都是残缺不全的手稿。其中最珍贵的是三伯1958年向党交心的材料，一条一条地用打字机打印的，总计258条，从中我读出了他解放以后的思想变化的脉胳：欢乐、疑惑、悲哀、幻灭、无奈……
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解放以后走上了一条艰苦的改造之路，他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与解放前后判若两人。
解放前三伯敢于直言，对于不法、不公、不平，他总是敢于挺身而出，义无反顾。1944年湖大驱李护校的事，已经说过了。1946年湖大新生受到歧视，校方不给他们发放复员搬迁费，他奋起力争，向学生保证说：“如校方不允，我决计卷起铺盖走。”
但解放以后，三伯的态度就平和多了。他80多岁的老母，无端被一士兵打耳光，他父亲的坟被人挖开，他虽曾给省长写信，要求依法查办，不用说结果使他非常失望，不过幸好没有追查他的责任，没说他立场不稳，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了这样的教训，他懂得时代不同了，要容忍才是。不过，本性难移，改也不易。有一次在司法行政干部大会上，苏联专家公开指责我最高法院负责人不懂法，他认为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居然气愤愤地离席而去，以示抗议。其实那么多党和国家的负责人在场，他们都没抗议，你抗什么议呢，多管闲事！不过，人们对他还算客气，没有批评他“反苏”。否则，仅凭这一点，给他扣一顶右派帽子也不为过。
三伯算幸运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1954年的司法改革中他作为旧法的代表，受到一次不点名的批判。解放初期那种兴奋的狂热，在慢慢地消失。他所在的法制委员会降格变为国务院属下的一个局，法治的局面没有出现，他感到失落，趋向消沉。他曾不无感慨地开玩笑说他坐的车子一年比一年大，天安门观礼的位子，一年比一年离主席台远。他想去北大法学院教书，院长每次见到他总说要“借重”老前辈，可始终不见聘书来。他对此颇有意见，其实他是错怪人了。那些年法学院招生有限，自己的老师都闲得发慌，哪里还要从外面请人呢？好在翦伯讚不忘旧交，给了他面子，请他给历史系的研究生开选修课《中国法制史》，算是一种安慰。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又想去那里当研究员，上面也不准，说是工作需要，得服从组织安排。他甚至考虑过离开北京，重新回到南方某个大学里教书。但他已经身不由己，只得听任上面安排了。于是他开始组织法制局的同仁，着手研究中国法制史，除出版了《清史刑法志注释》和《中国民法史书目简介》之外，直到他1963年去世，还是没有写出《中国法制史》来。不过资料倒是收集了不少。
三伯大概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写《包公传》、《狄仁杰传》，似乎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设想，并没有真正动笔。此后他就想安安静静坐下来养老，开始写回忆录。不过写来写去，我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断，有的甚至只有一个题目，写成文的很少，发表的则一篇也没有。
1963年夏三伯在大连休养，游泳时脑溢血，猝死在海水中，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
三伯生有五女二男，除最大和最小的两个女儿之外，其他都上过大学，也就是说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他对此是满意的。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子女中没有搞法律的。1954年我二弟李龙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他知道后非常高兴，马上写信给当时任武大校长的老朋友李达，请他对李龙“严加管教，视同己出”。不过，他的高兴为时并不太久，李龙在行将毕业之际，碰上了反右。他一没鸣二没放，却被“深挖”了出来，定为“极右分子”。消息传到三伯耳朵里，他惊呆了，叹息着说：“我的儿女对我所从事的法学均不感兴趣，原以为龙侄可以接我的班，现在看来，难了！”
不过三伯冷静下来，给我的信中却是这么说的：“龙侄性倔，要改过来不易，不过好在年轻，或许还有点希望！”他的这点希望，倒是全都变成了现实。1980年，龙弟经过九死一生，在狱中度过二十二个寒暑，居然活着走了出来，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法学专家，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可惜三伯早已作古，没有看到李龙由死刑犯一跃而成为座上客的传奇过程。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含笑吧。
注释：
①《岳麓风云》第2页，198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