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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和宪章运动导致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继而造就了“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促成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辉煌。这一方面见诸狄更斯、萨克雷等一大批杰出小说家的涌现，他们所创作和发表的小说无论数量之巨还是种类之多，都是空前的；而另一方面则显影为女作家群的出现，结束了之前男性作家独霸英国文坛的局面。
这些铸就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繁荣而令人不可小觑的女作家中，厥功至伟者莫过于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而名字经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盖斯凯尔夫人，即《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作者，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则不时被人以“恩赐的口吻”贴上“二流作家”的标签。
诚然，盖斯凯尔夫人并不如狄更斯等同时代作家那样高产，除作为第一部勃朗特传经常被提及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生前仅仅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但我们必须知道。是她在同辈作家中首开了社会问题小说或工业小说的先河。具体地讲，狄更斯1854年发表的《艰难时世》众所周知为英国工业小说的经典，但早在其六年之前的1848年，盖斯凯尔夫人就发表了聚焦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英国劳资矛盾的《玛丽·巴顿》——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工业小说。
1855年，盖斯凯尔夫人出版了依然以劳资矛盾为题材的新作《南方与北方》，但与《玛丽·巴顿》相比，新作明显在艺术结构上更为精致成熟，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也更加深入冷静。因为这两部作品有效地表征了工业化初期英国的重大社会问题，盖斯凯尔夫人得以跻身于马克思所谓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列，与狄更斯等人并肩。
这样一种基于作品的社会意义的视野，一方面确立了盖斯凯尔夫人之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不可或缺地位，另一方面则刺激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盖斯凯尔夫人研究和批评往往忽视其作品的艺术或者审美特性。虽然这样的共识即使正确也难免是片面的。毕竟，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中除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南方和北方》之外，还包括乡村题材小说《克兰福德》、历史题材小说《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以及上文提及的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即使仅仅就她作为工业小说家而言，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她在形塑作品的社会意义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细节描写能力。
我们知道，盖斯凯尔夫人创作《玛丽·巴顿》的初衷是为了排解丧子之痛，创作中她“完全摒弃了个人的情感，审视剖析着社会问题，把个人的悲伤和感情压缩进了事件里，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所有的道德问题上，从整体上关注着整个人类”。
有评论家指出，“《玛丽·巴顿》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政治分析和它所表明的解决方法，而在于它的细节描写和细致观察。”盖斯凯尔夫人的细节描写能够打动人心，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或里程碑意义，并不仅仅因为她的悲天悯人与文学才华，同时也是因为她的生活体验。
基于切身经历的描述让人看到了作为小说背景的“饥饿的40年代”，还有发生于其间的宪章运动和罢工运动，从而保证了描述的真实性，一如有读者所指出的：“我从未去过曼彻斯特……但是我完全相信盖斯凯尔夫人的叙述，这些叙述明确、真实得令人无法怀疑。”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被正确地贴上了工业小说的标签，但倘若我们稍作比较便不难发现：前者以工人阶级状况为描写重点，后者以企业厂主为主要描写对象；前者主要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后者主要采取文化的视角；前者主要从道义出发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切经济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后者则以历史的眼光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视为时代的进步；前者最后诉诸于理想化的和解。后者则追求现实的妥协。
所以，從《玛丽·巴顿》走向《南方与北方》的盖斯凯尔夫人已然经历从对工业革命的消极否定到审慎乐观的情感结构变化，较同辈作家更完整地记录了工业革命的多维影响——进步、异化、两个民族；毋庸置疑，这绝非一个二流作家可以企及。
这些铸就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繁荣而令人不可小觑的女作家中，厥功至伟者莫过于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而名字经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盖斯凯尔夫人，即《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作者，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则不时被人以“恩赐的口吻”贴上“二流作家”的标签。
诚然，盖斯凯尔夫人并不如狄更斯等同时代作家那样高产，除作为第一部勃朗特传经常被提及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生前仅仅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但我们必须知道。是她在同辈作家中首开了社会问题小说或工业小说的先河。具体地讲，狄更斯1854年发表的《艰难时世》众所周知为英国工业小说的经典，但早在其六年之前的1848年，盖斯凯尔夫人就发表了聚焦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英国劳资矛盾的《玛丽·巴顿》——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工业小说。
1855年，盖斯凯尔夫人出版了依然以劳资矛盾为题材的新作《南方与北方》，但与《玛丽·巴顿》相比，新作明显在艺术结构上更为精致成熟，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也更加深入冷静。因为这两部作品有效地表征了工业化初期英国的重大社会问题，盖斯凯尔夫人得以跻身于马克思所谓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列，与狄更斯等人并肩。
这样一种基于作品的社会意义的视野，一方面确立了盖斯凯尔夫人之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不可或缺地位，另一方面则刺激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盖斯凯尔夫人研究和批评往往忽视其作品的艺术或者审美特性。虽然这样的共识即使正确也难免是片面的。毕竟，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中除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南方和北方》之外，还包括乡村题材小说《克兰福德》、历史题材小说《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以及上文提及的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即使仅仅就她作为工业小说家而言，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她在形塑作品的社会意义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细节描写能力。
我们知道，盖斯凯尔夫人创作《玛丽·巴顿》的初衷是为了排解丧子之痛，创作中她“完全摒弃了个人的情感，审视剖析着社会问题，把个人的悲伤和感情压缩进了事件里，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所有的道德问题上，从整体上关注着整个人类”。
有评论家指出，“《玛丽·巴顿》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政治分析和它所表明的解决方法，而在于它的细节描写和细致观察。”盖斯凯尔夫人的细节描写能够打动人心，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或里程碑意义，并不仅仅因为她的悲天悯人与文学才华，同时也是因为她的生活体验。
基于切身经历的描述让人看到了作为小说背景的“饥饿的40年代”，还有发生于其间的宪章运动和罢工运动，从而保证了描述的真实性，一如有读者所指出的：“我从未去过曼彻斯特……但是我完全相信盖斯凯尔夫人的叙述，这些叙述明确、真实得令人无法怀疑。”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被正确地贴上了工业小说的标签，但倘若我们稍作比较便不难发现：前者以工人阶级状况为描写重点，后者以企业厂主为主要描写对象；前者主要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后者主要采取文化的视角；前者主要从道义出发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切经济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后者则以历史的眼光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视为时代的进步；前者最后诉诸于理想化的和解。后者则追求现实的妥协。
所以，從《玛丽·巴顿》走向《南方与北方》的盖斯凯尔夫人已然经历从对工业革命的消极否定到审慎乐观的情感结构变化，较同辈作家更完整地记录了工业革命的多维影响——进步、异化、两个民族；毋庸置疑，这绝非一个二流作家可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