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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股票（每股票面50元），这一事件在海外引起了比国内更大的反响，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与会的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会见时，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邓小平回赠他的，就是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时至而今，这张属于凡尔霖的“原始股”被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挂牌交易;次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挂牌交易。股票和股票交易所，这个被长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市场化产物，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悄然启动。交易初始，在上交所挂牌的股票只有8只，飞乐音响自然名列其中，成为老股民口中的“老八股”之一。
1990年也被视为新中国资本市场成立的元年，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属于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
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30年发展历程，股指点数从最初的96.05点，起伏震荡到如今的3210.10点（2020年7月16日），資本市场的茁壮成长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一股动力。
激荡30年，中国资本市场在历史行程中一步步探索，留下了改革者们的烙印——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建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差不多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金融与科技创新成为驱动中国前进的两大动能;创造了无数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从最初的老八股发展到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3868家（截至2020年5月末），总市值达59.61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普通人的财富命运也在这阵大潮中被改变：牛市、熊市、妖股、股灾，他们身经百战，有的心灰意冷，有的卷土重来，在暴涨暴跌前，人心和人性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如今，经历了2007、2015年的暴涨暴跌后，三十而立的中国股市似乎又迎来了一轮新的牛市，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股市和股民又将迎来一轮新的考验。由此，我们不妨把这轮疑似牛市的种种迹象与动态放在30年的激荡长河中审视，我们会发现，或许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或许我们正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吃螃蟹的人
2020年5月6日，《证券时报》消息显示，飞乐音响自即日起“披星戴帽”，也就是说，如果2020年业绩未能出现反转，将会被迫退市。历经三十载后，作为“老八股”之一的飞乐音响不得不面临“保壳”求生困境。
时间回到34年前，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会后，邓小平将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
此举意义非凡，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开端。
1990年6月，上海市领导在香港访问时强调，上交所将会在年内成立。由于当时上交所开业速度推进缓慢，于是35岁的尉文渊主动请缨接手了这项工作。
尉文渊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起那段往事总会表示，自己当时还是太年轻。言外之意就是胆子太大了什么都敢干，那会儿筹建上交所不仅要冒政治风险，而且是时间紧任务重。
尉文渊手下只有区区6个人，只能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找交易场所，一组负责设计交易运营的制度。平生从没见过交易所大厅样子的尉文渊，通过请教老专家和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便开始了交易所的筹备。不久后，他租下了黄浦江边北外滩的浦江饭店作为上交所的交易地点。
彼时，上交所和深交所还未建立，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却已暗流涌动，市场嗅到了一次席卷时代的大变革即将到来。于是，在沪深交易所开业之前，以柜台交易为主的几只股票价格连续上涨。
1990年12月19日，尉文渊鸣锣开市，涨跌幅限制为5%。但是为了抑制投机，上交所开业一周后涨跌幅便由5%调至了1%，5天后又继续调至0.5%。
虽然次年又将涨跌幅调回了1%，但仍然有限流的存在导致成交继续冷淡。有一天深交所的成交量竟然是0，初生的资本市场在规则的调控下有些无所适从。
于是，28年前的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效果相当明显：上证指数从616点涨到了1266点，涨幅高达105%……
在此之前曾发生一段插曲，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负责人到厦门参加一个会议汇报工作，结果上交所在会议上挨批，原因涉及到股价没放开，交易不活跃。
“好呀，咱们就干吧！”不久，从美国出差回来的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说道。当时，“春天的故事”响彻神州大地，改革开放成为主基调。
在此之前的1992年2月18日，上交所首先试点取消了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涨跌幅限制和流量控制，实行自由竞价。于是两只股票出现快速上涨，放开股价当天延中实业股价上涨70%，飞乐股份上涨47%。
当时，深交所也已经提前放开了股价，成交开始回暖。面对躁动的股市，先吃到螃蟹的人都实现了暴富。
在上交所试点放开两只股票涨跌幅限制前几个月，股票认购证开始发售而且不限量购买。然而，上海市民康柏华严厉地斥责老婆，认为只有傻子才会上当买股票认购证。
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随着上交所对涨跌幅限制的放松，股票认购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这时的康柏华懊恼不已。随着周围人的鼓动、老婆的埋怨，康柏华买了《股票搏击技巧》等书籍，决定到股市赚一次快钱。
于是，康柏华拿出了一生的积蓄和亲戚、朋友借到的共3万元买了107股延中实业。没想到刚买完，股价便开始了下跌。虽然后来股价出现了反弹，但是由于放开涨跌幅限制提前透支了涨幅，延中实业的股价不久出现了腰斩。
经历了先亏后赚最后巨亏的康柏华，两个月就亏掉了近6500元，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当年5月12日，抑郁已久的康柏华在家中自缢身亡。他成为中国股市创建以来第一位因炒股亏钱而自杀的股民。
就在康柏华自杀的一个多星期后，上交所开始全面放开股价。股市的振幅开始加大。
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准备发行新股，于是闻风而动的股民、黄牛从各地涌向深圳。甚至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都被从30元炒到了300元，深圳大小酒店、招待所爆满。
8月9日开始发行的抽签表提前两天便有人开始排队，市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500万张认购证上。没想到，排队的股民很多都排了一晚上，结果认购抽签表仅仅1个小时便售罄了。由于当时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再加上股市火熱，所以股票认购证成为只要买到就赚到的票证。
按当时股民的计算，每个网点至少有300人可以买到认购证，但是仅有100人买到了，其中必定有诈。
于是，股民愤怒了，A股历史上的“8·10事件”爆发。4个月后，调查结果公布，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多达10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首任证监会主席是刘鸿儒。
虽然证监会成立了，但是一开始权力却不大，包括国债、上市公司等很多监管权力还比较分散，经过很长时间各项监管权力才逐步收归证监会。
后来，“327国债事件”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尉文渊的辞职。由于国债期货是由尉文渊于1993年引入中国的，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就出事了，尉文渊因“监管责任”离开了上交所，开始下海经商。
与此同时，股市也因为没有涨跌幅限制，导致暴涨暴跌投机氛围严重，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出。1996年12月16日，上交所、深交所宣布恢复涨跌幅限制，并且设置为10%，对挂牌上市特别处理的股票（ST股票）涨跌幅度限制为5%，这一涨跌幅限制一直保持至今。
牛市与股灾
虽然涨跌幅限制已敲定，但是监管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1997年1月，上市4年的琼民源A此前股价一直不温不火，而就在近几个月股价却翻了10多倍。当月琼民源公布年报显示，公司1996年实现利润5.7亿余元，年度资本公积金增加6.57亿元，相比1995年公司的利润足足翻了1290倍。
一个多月后，琼民源利润分配股东大会上竟然出现了全部董事同时辞职的情况，舆论哗然。随即管理层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此后，调查结果宣布琼民源是财务造假虚构利润，董事长马玉和被判刑，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这也成为证券市场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证券欺诈案件，后来琼民源公司的重组，还涉及到了一众商界大佬。
1998年底，我国颁布首部《证券法》，使证券监管终于可以有法可依。
虽然，此后股市仍然经历了2001年的基金黑幕、2004年的德隆等事件，一次次考验着证监会的监管能力，而监管也逐渐变得成熟。
2005年，此前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而遗留的股权分置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随着其他政策的开启，这也引爆了中国新一轮的牛市，并在2007年10月16日，升至迄今为止中国股市的最高点：6124。虽然后来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中国股市仍然艰难前行着。
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上证综指一直徘徊在1800点至2200点之间。直至2014年9月中旬后，A股开始步入牛市通道。
自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上证综指从2400多点发力，本轮“杠杆牛”正式展开冲锋。由于融资融券第一次被应用于牛市，疯牛加杠杆更加可怕，两融余额不断放大成交额，上证综指节节攀升，中国股市的泡沫化进程骤然升温。
2014年11月27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6185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6000亿大关，当天两融余额首破8000亿元。
2015年6月8日（周一），上证综指收于5131.88点，上交所A股日成交额创下历史最高记录13099亿元;深交所成交额9586亿元，沪深两市合计成交22685亿元。
市场已经进入了狂热的氛围，财经作家李德林认为“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中国股市已经从经济的晴雨表，反过来，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引擎。做多股市，以此为纽带，让资金在市场聚拢，再通过市场的方式配置到股市风口上的猪和大象，该投资投资，该转型转型，该创新创新，重新带动激活整个经济的发展，就是国家的牛市战略。” 然而，一个危险的事实是，当时实体经济不景气，降息周期，资金开始不断寻找新的出路，从银行、信托和P2P等平台流向股票市场，新“韭菜们”开始配资入市，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转型做股票配资。国家牛市在这场疯狂的潮涌中开始变成一场杠杆牛市。
那年5月股市最热的时候，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形成气候，整个市场存在3万亿元的场外配资业务，加上券商融资融券3万亿元的规模，由银行提供给股票市场的优先级资金可能达到6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大股东1万多亿元的股权质押。
有人在这场疯狂赌博中踩准了机会。当时，圈子里都在疯传，某投资经理，场外配资，十倍杠杆入场，席卷四千万，成功实现了财务自由。
最狂热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6月12日，证监会下发《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配资提供交易接口。
6月5日，市场得知开始清理配资消息之后，创业板指率先见顶，从4037点开始下跌。6月12日，证监会发文清理配资这一天，上证指数创出年内新高5178点后，迎来的就是噩梦般的暴跌。股灾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7月3日，上证指数跌到3686点之后，证监会启动救市组合拳，宣布暂停28家新股的IPO发行，引导长期资金入市;证金公司启动增资扩股，从400亿元增资到1200亿元;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组织21家证券公司商讨救市方案，由21家证券公司按照净资产的15%出资1200亿元买入蓝筹股ETF，并规定4500点之下，券商自营盘不得减持，并要求上市券商大股东回购本公司股票;中国证券业协会提出四个不变，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趋势不变，宏观经济企稳的势头不变，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不变;股市唱多派喊出口号：侠之大者，为国接盘……
然而，史无前例的大救市一开始并没有阻止股市的继续暴跌。救市悲观情绪一度弥漫，场外配资和伞形信托平仓被做空力量利用，救市机构拥有各自利益，做空阵营借力打力精准突袭和“内鬼”配合抵消了救市效果。
7月6日，股市高开继续下跌，竟现千股跌停，证金公司开始入市操作，狂拉中石油和工商银行等权重股，但中小创仍然是一片跌停，小盘股失去流动性，甚至面临休克危险。中国股市第一次出现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和千股停牌的“奇观”，将T+1和涨跌停板交易制度的弊端暴露得一览无余。
7月8日收盘上证指数暴跌5.9%，A股暴跌的风险开始外溢，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动荡，大宗商品崩盘式暴跌，债券市场也出现抛售，央行宣布出手为证金公司救市提供无限度流动性。7月9日，上证指数见底3373点之后终于开始回升，救市大军对中小创跌停板扫货，系统性风险暂时过去，场外抄底大军入场，机构展开自救，大盘一度回升到4000点上方。但接着，一场关于救市资金如何退出的讨论引发第二轮暴跌，大盘一路向下被打到2850点，很多跟着救市节奏抄底的机构和投资者都被消灭在第二轮暴跌，甚至击穿了券商1∶1的融资融券平仓线。
“那是一场对中产阶层的大屠杀。”在投资公司工作的陈先生说：“你想连1：1配资的都被平仓了，十年财富的积累就这么化为乌有，我们判断至少全国有50—60万中产在这场暴跌中被消灭！”
股运和命运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熊市后，股市开始在2019年出现复苏迹象。
曾经是“内地券商最贵的分析师”，后又以1500万元年薪签约恒大的“最贵经济学家”任泽平说，2019年A股一定比去年好;另一位著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场访谈中对大类资产配置的建议，被解读为“卖房炒股”，大致意思是增持债券、黄金和权益资产，减持房地产。
龙头券商中信建投以“牛市的起点”喊出沪指有望冲击3000点，后又调高至3500点，也因此被称为“牛市旗手”，多家券商也紧随其后，对后市全面看多。
2019年2月25日，A股日成交量继2015年“股灾”以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当日，上证综指单日涨幅创三年半以来新高，暴涨5.60%，报2961.28点。盘中300只个股涨停，3556股上涨，19股收平，仅13股收跌。
然而对股民老许来说，这轮熊市漫长得让他都忘了炒股，很长时间没有打开自己的股票账户。
但他仍然保持着只看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的习惯，每天从打开到关闭的十几个小时里，他的电视只来往于这两个频道。
2019年2月的某天，他时隔半年后再次打开了自己的股票账户，拿出厚厚的笔记本，涂涂写写，这是他多年炒股的心血，里面藏着宝贵的经验和比经验更宝贵的教训。
这一天，沪深两市成交量突破6000亿元。
在这之前的短短几天内，股市的成交量一路跨过高山和大海，连续突破3000亿、4000亿、5000亿元多个关口。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熊市以后，整个市场好像忽然间闻到了牛市的氣息。
政策的宽松让股市如沐春风，刚开年没几天央行便全面降准。2019 年1 月4 日下午，央行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 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1 月15 日和1 月25 日分别下调0.5 个百分点。
随后科创板相关政策陆续出台。1 月23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和《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技术指标千变万化，成交量才是实打实的买卖。”对于股民来说，成交量是判断股市行情的一个重要指标，大盘的走势似乎也在不断印证着人们的猜测。数据显示，2019年2月11日至2月19日，上证综指上涨137.42点，涨幅5.25%，深证成指累计大涨750余点，涨幅9.85%。 此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市场进入到连续几天的加速上涨过程中，虽然期间出现了几天的快速调整，但很快又回到了上升通道。2019 年12 月26 日，上证综指收盘价历史以来第45 次站上3000 点位置。
2019年12 月28 日，新证券法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证券法，修订后的证券法2020年3 月1 日施行。此次证券法从证券发行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大幅度提高证券违法成本、强化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健全多层次资产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12 月30 日，市场大涨，上证综指上涨1.2%，其中券商板块单日涨幅高达5.6%。
进入到2020年，疫情的爆发让2、3月份的 A股市场受到明显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立即展开了修复行情。其后由于海外疫情的超预期蔓延，A股又经历了第二轮下跌行情，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刺激政策避免流动性危机;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叠加政策逐步加码，经济预期也逐步企稳乃至修复，“复苏”成为后疫情时代基本面的核心关键词。
而进入到6月份后，股市开始大幅上扬。
“满仓满仓。”股民老王说，6月底他就把所有流动资金投入股市了。仅上周一周，券商和免税概念股给他带来了四万多元的收益。“这波势头让我想起了2015年的牛市。”老王说。
嗅出“牛”味的远不止老王一人，尤其是连着5个交易日大涨的A股行情，赚钱效应开始显现。伴随着各大券商研报的“煽风点火”，6月以来，“牛市”这一关键词的微信指数节节飙升，一月不到涨了二十多倍。
就在素有“翻身”传统的七月，开门的三根阳线，如同打在蓄水大坝上的三颗炮弹，使酝酿已久的资金情绪一泄如注。老股民返场，新股民进场，A股交易量连续三日突破万亿。
亢奋的情绪、充沛的资金、进击的行情，种种现象都在指向一件事——久违的牛市，似乎真的来了。
为何突然就“牛”了？
应该有人还摸不着头脑，疫情都还没结束，经济也还在恢复中，怎么就突然要牛市了？
7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罕见地用1分12秒时长报道A股新闻：沪指涨近6%，创2年半新高。该新闻最后总结了股市暴涨的原因：中国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与防控成绩是中国经济复苏和股市上涨的最大动能。
似乎又一轮牛市扑面而来。以7月6日数据为例，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5.71%，成交额增至7242亿，两市总成交额创下五年以来单日最大涨幅。简单计算一下，A股总市值涨了3.4万亿，股民人均挣了2万多。
身边的人谈论股市的又变得多了起来。数据显示，今年3月、4月、5月，A股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分别为189.12万、164.04万、121.41万。不过，这与2015年4月相比（当时沪指在4000点以上），人数还不到当时的一半
“尽管一些人认为，中国股市的春天还很遥远，但我说，还是要充满信心，不能总听悲观的故事。”7月3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回暖，直接体现到股市上，这个时候，无论是对资本市场，还是对实体经济，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未来能否保持胜势，关键在于是否看得清形势、抓得住重点、迈得开步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速也为股市的表现提供了一种解释。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
不过，鉴于2015年股灾的惨痛经历，监管层试图为这轮牛市降温的意图也越发明显。
最先出手的是证监会，整治场外配资，7月8日晚，证监会曝光了258家非法配资平台机构。
接着，银保监会也出手了。7月11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一份自问自答的记者提问，明确给出了警告。其表示，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防止催生资产泡沫，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
多重利空下，7月16日的股市迎来了一轮大跌。这一天，上证指数跌了4.5%，深证成指跌了5.3%，创业板指跌了5.9%。而就在7月6日时，大家还在疯牛的情绪里狂欢，十天时间，迅速切入股灾模式，甚至有人直接爆仓。
7月6日时， A股一天涨了3.4万亿，1.6亿股民人均挣了2万多块。7月16日时，A股蒸发了3.5萬亿，平摊到每个股民账户，人均亏损又超2万。“牛市来了”的论调迅速切换到了“又见股灾”，市场的情绪，总是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中来回摇摆。
有人跑步进场，有人胜利逃亡。
在股市不断突破大家心理预期，跨越3000点，登上3300点，逼近3500点之际，很多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跑步入场。而在股市的另一面，占据先手的众多上市公司高管，正在上演一场“大逃亡”。
根据中国财富网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13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股东拟减持计划，不断飙涨的券商成为了减持的重点对象。2020年年内，截至7月10日，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已减持股数高达225.98亿股，总套现金额已超过3116.99亿元，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105%，涉及上市公司数量多达1525家。
必须承认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以及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A 股和以前也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很多人说，它是“健康牛”。但对监管层而言，他们要的是理性上涨，而不是疯狂炒作之后泡沫堆积而成的虚假繁荣。换言之，慢牛才是监管层要的结果。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依然高歌猛进、不断上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
无论如何，股票是一种风险资产，它是不用刚性兑付的。三十年股市激荡，我们需要看清的一个事实是，A股这么多年来，造就的散户富翁并不多，炒股改变命运，炒出婚房迎娶白富美的人，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