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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福利国家比，离同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南非都还有8个百分点以上的距离。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水平，在养老金缺口的风险中，还有人嚷嚷“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个伪问题（政府只是代理人，不是出钱人），并要警惕“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而在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和权力过度介入市场的复杂背景下，反对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穷人的观点，也显得很喧嚣。他们说，如果政府干了这些事，就伤害了“市场”、“自由”、“财产权”。
这些观点往往暗示或被认为是来自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成为扭曲“福利”的借口。但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按今天西方政治哲学的划分，它们主要来自于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主张，某些人对它的运用，背后站着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身影。
它们和“自由主义”确实共享着“市场”、“自由”、“财产权”这些价值，但却存在着冲突。事实上，它们所要反对的那些东西，在西方恰恰是“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做的东西。
像其它政治、经济思想一样，这些观点一展开，就涉及“富人—穷人”在“国家—市场”这个结构中的收入是否应该“调节”的问题。其回答是：一、收入再分配是对“市场”的干预，因此不能这样干；二、富人和穷人的收入，是其能力、选择的结果，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把富人的钱抢了拿给穷人，是对富人“自由”、“财产权”的剥夺。
第一点在逻辑上显然经不起反驳。“为了市场”，虽然构成了阻止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理由，但支持收入再分配的理由，比如让更多的人能够机会平等地进入“市场”，在道德和功利分量上足以压倒它。
第二点，在逻辑预设上已经错了。富人挣到大笔钱，仰赖于和别人的社会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而只要有社会合作，就存在分配正义的问题。另外，穷人挣不到钱，不一定是他选择懒惰，而是输在了在起点不平等上，但占据优势地位的富人却有机会更多地利用社会的资源。换句话说，穷人的处境，富人的财富，在道德上并不全是他们应得的。
因此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富人对自己因为比穷人较多地利用了由大家一起贡献出平等份额的社会资源而对穷人的补偿，把其收入中所含有的穷人的一份拿回给穷人；第二，是让大家都能够机会平等地利用社会的资源。在第一个方面只能由国家来代理，而在第二个方面，则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国家还负有维护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不因贫富悬殊、阶层固化而撕裂的责任。
代理和责任本身构成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治承诺。很清楚，现有的社会保障投入，远没尽到政府的责任。而在社会低福利水平下，官员的高福利不仅不正常，而且会构成一种剥夺。它不仅没有消除社会不公，反而使权力成为社会不公的一个来源，导致现在富人、穷人的矛盾，与官民矛盾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
每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理论主张，要具有道德分量，都不得不承认公民之间“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要比较的，不过是看谁更吻合这个理念而已。而对于政府来说，要做的，是兑现它已经明确的义务和责任。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水平，在养老金缺口的风险中，还有人嚷嚷“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个伪问题（政府只是代理人，不是出钱人），并要警惕“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而在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和权力过度介入市场的复杂背景下，反对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穷人的观点，也显得很喧嚣。他们说，如果政府干了这些事，就伤害了“市场”、“自由”、“财产权”。
这些观点往往暗示或被认为是来自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成为扭曲“福利”的借口。但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按今天西方政治哲学的划分，它们主要来自于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主张，某些人对它的运用，背后站着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身影。
它们和“自由主义”确实共享着“市场”、“自由”、“财产权”这些价值，但却存在着冲突。事实上，它们所要反对的那些东西，在西方恰恰是“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做的东西。
像其它政治、经济思想一样，这些观点一展开，就涉及“富人—穷人”在“国家—市场”这个结构中的收入是否应该“调节”的问题。其回答是：一、收入再分配是对“市场”的干预，因此不能这样干；二、富人和穷人的收入，是其能力、选择的结果，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把富人的钱抢了拿给穷人，是对富人“自由”、“财产权”的剥夺。
第一点在逻辑上显然经不起反驳。“为了市场”，虽然构成了阻止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理由，但支持收入再分配的理由，比如让更多的人能够机会平等地进入“市场”，在道德和功利分量上足以压倒它。
第二点，在逻辑预设上已经错了。富人挣到大笔钱，仰赖于和别人的社会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而只要有社会合作，就存在分配正义的问题。另外，穷人挣不到钱，不一定是他选择懒惰，而是输在了在起点不平等上，但占据优势地位的富人却有机会更多地利用社会的资源。换句话说，穷人的处境，富人的财富，在道德上并不全是他们应得的。
因此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富人对自己因为比穷人较多地利用了由大家一起贡献出平等份额的社会资源而对穷人的补偿，把其收入中所含有的穷人的一份拿回给穷人；第二，是让大家都能够机会平等地利用社会的资源。在第一个方面只能由国家来代理，而在第二个方面，则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国家还负有维护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不因贫富悬殊、阶层固化而撕裂的责任。
代理和责任本身构成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治承诺。很清楚，现有的社会保障投入，远没尽到政府的责任。而在社会低福利水平下，官员的高福利不仅不正常，而且会构成一种剥夺。它不仅没有消除社会不公，反而使权力成为社会不公的一个来源，导致现在富人、穷人的矛盾，与官民矛盾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
每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理论主张，要具有道德分量，都不得不承认公民之间“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要比较的，不过是看谁更吻合这个理念而已。而对于政府来说，要做的，是兑现它已经明确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