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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作为战略商品，世界各国无不将能源安全视为国家政治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谨慎对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腾飞，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逐年攀升，我国已赶超美国跻身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之列。在不断调整的全球能源格局中，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维护我国自身利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史丹。
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储备体制尚不健全
近年来，中国进口需求逐年增长。据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煤炭净进口不到两年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我国的一次能源基本全面进口，煤炭是我国的基本能源，也是依靠进口。逐年增长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势必会导致我国能源安全的风险加大，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史丹说。由于中国原油产量的增长大大低于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造成中国石油供应短缺、进口依存度飙升。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
此外，我国能源战略储备起步较晚，能源储备体系尚未完善也是造成我国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介绍，近年来，世界大国的能源储备能力提高，美国的石油储备量可供使用165天，日本可供使用168天，韩国可供使用198天，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平均使用天数为147天。但我国石油储备可供使用天数，尚未公布准确的官方数据。“我国的能源储备天数少、规模很小，但整个经济运转对能源的依赖、需求、消耗强度又非常高，就是说我们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其他国家都高出好多，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能源高消耗的基础上，因此，一旦能源出现短缺将对我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史丹说。
能源安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源安全风险的产生源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和能源对外投资，是消费过多的进口能源和过度对外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由此看来，能源进口应归类为贸易问题，但开展能源外交却是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把能源作为外交砝码，或者利用能源外交获得政治目的，或者通过政治联盟获得能源供应和出口。”史丹说。因此，在国际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分析各国的能源外交战略，首先应从全球能源供需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类——能源出口国关心的是供给安全，即如何能长期保持以合理的“高价”对外供给能源；消费国关心的是需求安全，即怎样以稳定的“低价”购买能源；能源过境国关心的是运输安全，主要是长期维持经本国领土将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输往能源消费国并获得最大利润。而消除利益对抗，实现利益交换应该是能源外交所希望达成的共同目的。“作为能源消费国，我国能否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获得能源供应是目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史丹说，“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是能源生产国，如果价格过低对我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造成打击，因此，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对我们是不利的。”
加强与大国对话机制，
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版图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构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才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当务之急。“在倡导共建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搞好与某些国家间的关系，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或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史丹补充道。我国应积极参与能源安全的国际合作，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目前，中国政府已成为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3”等多个机构的正式成员，并与国际能源组织、机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此外，中国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欧佩克等建立了双边或多边能源对话机制，并积极参与多个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及活动。
据《报告》显示，中亚和俄罗斯、非洲、中东地区国家是中国与能源资源出口国开展能源外交的三大战略区。但在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版图时，以上三个地区也应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中国以前推行‘近攻远交’的外交政策，因此与周边国家的的关系都不是紧密合作，而与远方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对我们的能源安全不是很有利，煤电、油气都是需要具体考虑的。”史丹指出。在能源供应的地理版图上，我国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但在近年的交往过程中，我国与该地区之间却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应全面加快推进能源战略合作。除靠中国以北的中亚和俄罗斯地区外，中国以南的马六甲、缅甸、越南也是构成我国能源安全版图的重要因素，应加以重视并充分利用。此外，在与非洲地区交往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基础，并审时度势地重视目前的关系变化。“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两国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以前，我国对非洲提供无偿帮助，现在已经变成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因此入非企业的投资经营模式及两国间的关系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史丹说。而对于目前中国最大的能源供应中心中东来说，我国也应通过政治与外交智慧处理好两国间的关系，扩展与中东能源产业合作的领域。“尽管目前中东地区面临诸如政局动荡等很多问题，但我国也应积极协调与当地的关系。可以通过与当地合资、合作的方式，产生关联性，使当地人把这当做是自己就业、谋生、当地资本获得盈利的渠道，就会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安全，这对保护我国企业意义重大。”史丹说。在规避能源供应国当地经济风险方面，我国也可借鉴“委内瑞拉-美国”模式，即将本国所产石油，经本国公司运往美国储藏、加工、销售，以加强自身对风险的应对能力。
此外，在能源运输线路方面也应加强安全保卫。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长期以来，中国的油气80%左右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海峡之困”。业内甚至有“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遏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一说，足见对这条运输通道的过度依赖，造成了我国能源安全的极大隐患。“要害海峡会减少我国运输关口、航道的安全，因此要进口渠道多元化，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陆上油气通道。”史丹强调。
攘外必先安内，加强自身建设
就能源安全宏观战略而言，中国政府应克服困难，通过对话形式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并构建新的中国能源安全版图。但就能源安全微观战略而言，中国政府应从供需入手，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应对结构性危机，并改革和完善能源管理体制，应对制度性危机。首先，降低我国单位GDP所产生的能源消耗。“需求量少了，产出多了，能源安全的风险就会下降。”史丹说。而这不仅涉及能源安全问题，更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次，构建我国能源战略储备。“储备是针对能源安全应急问题的处理对策，我们国家已经有一些储备，但是规模不是很大。”史丹说。但此问题所需考虑因素较多，其中包括储备成本、风险应对等，需要从长计议，深入分析；最后，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将石油以液体或其他燃料形式替代。“应对风险的措施来自不同层面，储备是应急，替代才是长期。”史丹指出。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我国始终表现积极。但目前，由于我国不掌握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或向国外学习，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曾公开表示，中国对能源的理解过分强调了其资源属性，而忽略了其政治和金融属性。在国际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世界能源格局不断调整的现状下，我国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着崭新的挑战。国际能源市场的金融化、全球化，导致诸如我国最关心的能源价格波动等问题，这不仅取决于供需要求的变化，更是源于金融手段的操控。因此要积极利用各类外交、民间、金融力量，实现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目的。
当前，国家能源安全应统观世界新能源环境、技术、政治、外交等多类因素综合考虑。“用低碳发展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并从产业、物质、金融手段等层面多管齐下，才能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史丹说。当务之急，应建立我国国内健全的能源市场，积极扩大能源储备，并提升我国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在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均位列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应改变从前‘韬光养晦’的外交态度，作出大国表率，树立积极、正确的能源安全理念。”史丹建议。
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储备体制尚不健全
近年来，中国进口需求逐年增长。据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煤炭净进口不到两年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我国的一次能源基本全面进口，煤炭是我国的基本能源，也是依靠进口。逐年增长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势必会导致我国能源安全的风险加大，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史丹说。由于中国原油产量的增长大大低于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造成中国石油供应短缺、进口依存度飙升。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
此外，我国能源战略储备起步较晚，能源储备体系尚未完善也是造成我国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介绍，近年来，世界大国的能源储备能力提高，美国的石油储备量可供使用165天，日本可供使用168天，韩国可供使用198天，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平均使用天数为147天。但我国石油储备可供使用天数，尚未公布准确的官方数据。“我国的能源储备天数少、规模很小，但整个经济运转对能源的依赖、需求、消耗强度又非常高，就是说我们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其他国家都高出好多，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能源高消耗的基础上，因此，一旦能源出现短缺将对我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史丹说。
能源安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源安全风险的产生源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和能源对外投资，是消费过多的进口能源和过度对外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由此看来，能源进口应归类为贸易问题，但开展能源外交却是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把能源作为外交砝码，或者利用能源外交获得政治目的，或者通过政治联盟获得能源供应和出口。”史丹说。因此，在国际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分析各国的能源外交战略，首先应从全球能源供需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类——能源出口国关心的是供给安全，即如何能长期保持以合理的“高价”对外供给能源；消费国关心的是需求安全，即怎样以稳定的“低价”购买能源；能源过境国关心的是运输安全，主要是长期维持经本国领土将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输往能源消费国并获得最大利润。而消除利益对抗，实现利益交换应该是能源外交所希望达成的共同目的。“作为能源消费国，我国能否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获得能源供应是目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史丹说，“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是能源生产国，如果价格过低对我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造成打击，因此，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对我们是不利的。”
加强与大国对话机制，
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版图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构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才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当务之急。“在倡导共建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搞好与某些国家间的关系，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或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史丹补充道。我国应积极参与能源安全的国际合作，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目前，中国政府已成为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3”等多个机构的正式成员，并与国际能源组织、机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此外，中国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欧佩克等建立了双边或多边能源对话机制，并积极参与多个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及活动。
据《报告》显示，中亚和俄罗斯、非洲、中东地区国家是中国与能源资源出口国开展能源外交的三大战略区。但在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版图时，以上三个地区也应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中国以前推行‘近攻远交’的外交政策，因此与周边国家的的关系都不是紧密合作，而与远方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对我们的能源安全不是很有利，煤电、油气都是需要具体考虑的。”史丹指出。在能源供应的地理版图上，我国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但在近年的交往过程中，我国与该地区之间却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应全面加快推进能源战略合作。除靠中国以北的中亚和俄罗斯地区外，中国以南的马六甲、缅甸、越南也是构成我国能源安全版图的重要因素，应加以重视并充分利用。此外，在与非洲地区交往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基础，并审时度势地重视目前的关系变化。“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两国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以前，我国对非洲提供无偿帮助，现在已经变成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因此入非企业的投资经营模式及两国间的关系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史丹说。而对于目前中国最大的能源供应中心中东来说，我国也应通过政治与外交智慧处理好两国间的关系，扩展与中东能源产业合作的领域。“尽管目前中东地区面临诸如政局动荡等很多问题，但我国也应积极协调与当地的关系。可以通过与当地合资、合作的方式，产生关联性，使当地人把这当做是自己就业、谋生、当地资本获得盈利的渠道，就会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安全，这对保护我国企业意义重大。”史丹说。在规避能源供应国当地经济风险方面，我国也可借鉴“委内瑞拉-美国”模式，即将本国所产石油，经本国公司运往美国储藏、加工、销售，以加强自身对风险的应对能力。
此外，在能源运输线路方面也应加强安全保卫。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长期以来，中国的油气80%左右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海峡之困”。业内甚至有“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遏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一说，足见对这条运输通道的过度依赖，造成了我国能源安全的极大隐患。“要害海峡会减少我国运输关口、航道的安全，因此要进口渠道多元化，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陆上油气通道。”史丹强调。
攘外必先安内，加强自身建设
就能源安全宏观战略而言，中国政府应克服困难，通过对话形式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并构建新的中国能源安全版图。但就能源安全微观战略而言，中国政府应从供需入手，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应对结构性危机，并改革和完善能源管理体制，应对制度性危机。首先，降低我国单位GDP所产生的能源消耗。“需求量少了，产出多了，能源安全的风险就会下降。”史丹说。而这不仅涉及能源安全问题，更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次，构建我国能源战略储备。“储备是针对能源安全应急问题的处理对策，我们国家已经有一些储备，但是规模不是很大。”史丹说。但此问题所需考虑因素较多，其中包括储备成本、风险应对等，需要从长计议，深入分析；最后，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将石油以液体或其他燃料形式替代。“应对风险的措施来自不同层面，储备是应急，替代才是长期。”史丹指出。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我国始终表现积极。但目前，由于我国不掌握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或向国外学习，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曾公开表示，中国对能源的理解过分强调了其资源属性，而忽略了其政治和金融属性。在国际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世界能源格局不断调整的现状下，我国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着崭新的挑战。国际能源市场的金融化、全球化，导致诸如我国最关心的能源价格波动等问题，这不仅取决于供需要求的变化，更是源于金融手段的操控。因此要积极利用各类外交、民间、金融力量，实现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目的。
当前，国家能源安全应统观世界新能源环境、技术、政治、外交等多类因素综合考虑。“用低碳发展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并从产业、物质、金融手段等层面多管齐下，才能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史丹说。当务之急，应建立我国国内健全的能源市场，积极扩大能源储备，并提升我国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在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均位列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应改变从前‘韬光养晦’的外交态度，作出大国表率，树立积极、正确的能源安全理念。”史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