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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情”。
张新颖先生在一篇短文《初心》里记述了张文江先生在讲《风姿花传》时延伸出去的一段话，“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享有盛名，在我看来还算不上好。但是他们在大变动时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倒是极好的‘诗’。青年时代离开家乡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环境压力的种种反应呀，晚年写不出好作品的焦虑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没有表达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本身就是‘诗’”。因之促发，张新颖先生表达了对“自己的专业”的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看法，“中国现代作家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作家大于作品，他们在大变动时代的实感经验，往往是比他们写出来的‘文学’或‘诗’更为丰富、更有魅力的‘文学’和‘诗’”。这倒不免使我想到雪莱在《为诗辩护》里面提到的那个所谓“生命的诗篇”。如果说，前面所言的“文学”与“诗”是对于生命、生活的种种面相的有限性把握的话，那么，后面所言的“文学”或“诗”——那个“更为丰富”、“更有魅力”，当然也更加难以从单向度去把握和描画的实感经验则实实在在面对着“人”、人的现实与历史、来路与归途、困境、局限与“关系”等等。张新颖先生所谓的“大于”，也意在于此，更因之，从其中生长出来的“情”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张新颖先生常讲“有情”，当然，每一次讲出、每一次写下这个“有情”所处理的问题自不相同。如果细究起来，“有情”背后的问题意识就像他在一篇访谈里所说，面对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那个丰富的、对普通人“有情”、对杂文物“有情”、那个“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沈从文形象反而一再地在因袭中被遮蔽了。质言之，那个“更为丰富”、“更有魅力”的“人”变小了，我们对他说的话也变少了。所以，在我看来，《沈从文九讲》的写作暗合着这样一种努力：对一个长久地活在历史中的形象的持续性丰富，对沈从文理解空间的打开和在遮蔽中与误读里存在的那个沈从文形象的拯救。
讲到自己和沈从文之间的因缘，他说：“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1992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从1985年开始，从“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到循着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履历去理解其本人、书写其生命和生活，这个对沈从文形象的“呈现”过程委实也是作为阅读者和研究者的张新颖的精神历程。
回到《沈从文九讲》。在开篇的《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张新颖说，将沈从文的一生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作以对话的话，大概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而对应着这三个阶段则产生了“三种形象”（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这在我看来，则是将沈从文从湘西的歌颂者、“乡下人”，甚至“文体家”的论述模式中解救出来并进而赋予（并拓展）了新的意义。正如他说，“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沿着第一个文学阶段而形成了“文学家”形象，“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显得很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我觉得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然而，如果对这“三种形象”作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大概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之间贯穿性的线索是什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线索与二十世纪中国之间的关系？
对此，张新颖先生在其后的一篇长文里有过细致的论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我、文学、思想、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选择和实践，这些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用他的生命贯通起来了。这个生命有很强的连续性，有迹可循，不会今天这样明天忽然那样；这个生命又很倔强，如同“无从驯服的斑马”。生命的方方面面的展开和实践，不可能封闭在生命的内部完成，总是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无疑，以沈从文意义上的“自我”作为进路去阅读沈从文确是理解其生命走向和选择的一把钥匙。这个“自我”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又放置于“关系”之中行进，这一如他于一九六零年代在《抽象的抒情》中的那抹微弱烛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文学家”形象与后来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形象之间在文学研究层面上的区隔，又或者，其前半生的文学实践与后半生的杂文物研究之间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区隔，面对沈从文这样一位“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时，似乎显出了某种乏力。
对此，张新颖先生不是没有警惕，以对《从文自传》的读解为例，他借用《庄子·寓言》中的话，将刚处于而立之年的沈从文为自己树传的做法找到一个理据，他认为“这个自传讲的就是一个‘得其自’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引入汪曾祺对《从文自传》的说法，比较两种不同的取景模式。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书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但是他“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汪曾祺的着眼点在于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是如何浮出历史地表的这一过程；张新颖则将其视为“发现自我”的肇始，他说，“一个三十岁的人找到和确立自我，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是为应付将来各种各样的局面而准备好一个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意地避免以“五四”新文学的脉络去框定沈从文，他没有使用“觉醒”，而是说“发现”，他赞赏这种不是事先预设好的那个处于现代理论框架之中的“自我”，他珍视沈从文“发现自我”的独特方式——那个“沿路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的方式，所以，可以说，他对于沈从文的“沿路”、沈从文的文学“本能”或者说“模模糊糊”抱持着放任的态度。这种“放任”，与其说是策略性的不如说是更“贴着”的。这个所谓的文学“本能”，包含“一种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恰恰是这种“忠诚”，在他看来“有的时候是很可能抵御非常强大的理论的侵蚀的”。这里，张新颖无疑站在了更广的视阈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路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即在启蒙与被启蒙、先觉者与愚昧者、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等等书写的级差序列中，是否存在着另外一种（或者往大了说是被压抑的一种）书写“人”及其经验世界的可能性？以《萧萧》为例，他说：“我们被训练出来会在阅读上期待出了事情后萧萧命运的变化，然后由萧萧的命运唤起对社会、习俗、文化的批判，但是没有，沈从文让那种典型的五四批判话语及其衍生的文学叙述模式落了空。这个落空好。” “贴着”沈从文，张新颖先生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就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是要比人的世界大”，借由“天地”这一概念的引入，他将那个从“文学家”形象中脱胎而出的“思想者”带了出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沈从文精神上的痛苦和混乱，一个重要的线索便是他从那个“比人的世界大”的世界之中所感受到“生生不息”与现代文明规划与宰制之下的现实之间的扞格抵牾。“沈从文的文学，也有他自己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背离了这个本源，他会非常痛苦。他的反对商业化和政治化，反对现代规划对文学的规训和宰制，出发点就是这个文学的本源。这个连接着生命的文学本源是一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他是从这个大世界的立场来反对文学的限制、缩小、扭曲、利用”。所以，《长河》的出现，那个《边城》时期的“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现在成了“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沈从文再次从乡土出发，书写的却是“现代”，这对于他而言，无疑是沉痛的，这沉痛的背后，是对脱离了完整性的生活、脱离了现实经验，高蹈地依附于“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不信任，而那些被抛却的恰恰与“人”相关。
至此，张新颖先生更进一步推衍开来解释沈从文的“疯狂”及其后半生的遭遇，那个从“自我”的维度去思考什么是“现代”、思考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思考在其之上的人性重建与民族重建等等，无一不对沈从文造成了巨大的、长时间的困扰。对现代文明规划和宰制的本能性质疑与其面对的现实性问题之间的鸿沟，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那“不过是现代宰制的一种极端的体现而已，它不是另外一种东西。”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作为“实践者”的沈从文，在本书中放在了第七讲和第八讲去构筑，如果再将张新颖先生另一本专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以对照阅读，我想，那个长久地活在历史中的完整的形象则会更加清晰。
最后，我想特别谈谈本书的第九讲，就是所谓“沈从文的传统”。张新颖先生以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天香》对此一传统或有心或无意的对话，来看待当代资源“激活”与“回响”之中的那个沈从文形象。我之所以在此将“沈从文的传统”置换成“沈从文的形象”，是发现这三部当代作品的“回响”依次对应的正是沈从文的“三种形象”。正如张新颖先生所说，“沈从文无法读到这些他身后出现的作品，但他坚信他自己的文学的生命力会延续到将来”。也正因此，张新颖先生对沈从文形象持续不断的丰富，方才有了更大的意义。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
张新颖先生在一篇短文《初心》里记述了张文江先生在讲《风姿花传》时延伸出去的一段话，“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享有盛名，在我看来还算不上好。但是他们在大变动时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倒是极好的‘诗’。青年时代离开家乡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环境压力的种种反应呀，晚年写不出好作品的焦虑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没有表达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本身就是‘诗’”。因之促发，张新颖先生表达了对“自己的专业”的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看法，“中国现代作家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作家大于作品，他们在大变动时代的实感经验，往往是比他们写出来的‘文学’或‘诗’更为丰富、更有魅力的‘文学’和‘诗’”。这倒不免使我想到雪莱在《为诗辩护》里面提到的那个所谓“生命的诗篇”。如果说，前面所言的“文学”与“诗”是对于生命、生活的种种面相的有限性把握的话，那么，后面所言的“文学”或“诗”——那个“更为丰富”、“更有魅力”，当然也更加难以从单向度去把握和描画的实感经验则实实在在面对着“人”、人的现实与历史、来路与归途、困境、局限与“关系”等等。张新颖先生所谓的“大于”，也意在于此，更因之，从其中生长出来的“情”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张新颖先生常讲“有情”，当然，每一次讲出、每一次写下这个“有情”所处理的问题自不相同。如果细究起来，“有情”背后的问题意识就像他在一篇访谈里所说，面对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那个丰富的、对普通人“有情”、对杂文物“有情”、那个“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沈从文形象反而一再地在因袭中被遮蔽了。质言之，那个“更为丰富”、“更有魅力”的“人”变小了，我们对他说的话也变少了。所以，在我看来，《沈从文九讲》的写作暗合着这样一种努力：对一个长久地活在历史中的形象的持续性丰富，对沈从文理解空间的打开和在遮蔽中与误读里存在的那个沈从文形象的拯救。
讲到自己和沈从文之间的因缘，他说：“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1992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从1985年开始，从“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到循着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履历去理解其本人、书写其生命和生活，这个对沈从文形象的“呈现”过程委实也是作为阅读者和研究者的张新颖的精神历程。
回到《沈从文九讲》。在开篇的《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张新颖说，将沈从文的一生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作以对话的话，大概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而对应着这三个阶段则产生了“三种形象”（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这在我看来，则是将沈从文从湘西的歌颂者、“乡下人”，甚至“文体家”的论述模式中解救出来并进而赋予（并拓展）了新的意义。正如他说，“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沿着第一个文学阶段而形成了“文学家”形象，“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显得很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我觉得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然而，如果对这“三种形象”作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大概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之间贯穿性的线索是什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线索与二十世纪中国之间的关系？
对此，张新颖先生在其后的一篇长文里有过细致的论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我、文学、思想、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选择和实践，这些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用他的生命贯通起来了。这个生命有很强的连续性，有迹可循，不会今天这样明天忽然那样；这个生命又很倔强，如同“无从驯服的斑马”。生命的方方面面的展开和实践，不可能封闭在生命的内部完成，总是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无疑，以沈从文意义上的“自我”作为进路去阅读沈从文确是理解其生命走向和选择的一把钥匙。这个“自我”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又放置于“关系”之中行进，这一如他于一九六零年代在《抽象的抒情》中的那抹微弱烛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文学家”形象与后来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形象之间在文学研究层面上的区隔，又或者，其前半生的文学实践与后半生的杂文物研究之间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区隔，面对沈从文这样一位“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时，似乎显出了某种乏力。
对此，张新颖先生不是没有警惕，以对《从文自传》的读解为例，他借用《庄子·寓言》中的话，将刚处于而立之年的沈从文为自己树传的做法找到一个理据，他认为“这个自传讲的就是一个‘得其自’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引入汪曾祺对《从文自传》的说法，比较两种不同的取景模式。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书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但是他“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汪曾祺的着眼点在于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是如何浮出历史地表的这一过程；张新颖则将其视为“发现自我”的肇始，他说，“一个三十岁的人找到和确立自我，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是为应付将来各种各样的局面而准备好一个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意地避免以“五四”新文学的脉络去框定沈从文，他没有使用“觉醒”，而是说“发现”，他赞赏这种不是事先预设好的那个处于现代理论框架之中的“自我”，他珍视沈从文“发现自我”的独特方式——那个“沿路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的方式，所以，可以说，他对于沈从文的“沿路”、沈从文的文学“本能”或者说“模模糊糊”抱持着放任的态度。这种“放任”，与其说是策略性的不如说是更“贴着”的。这个所谓的文学“本能”，包含“一种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恰恰是这种“忠诚”，在他看来“有的时候是很可能抵御非常强大的理论的侵蚀的”。这里，张新颖无疑站在了更广的视阈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路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即在启蒙与被启蒙、先觉者与愚昧者、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等等书写的级差序列中，是否存在着另外一种（或者往大了说是被压抑的一种）书写“人”及其经验世界的可能性？以《萧萧》为例，他说：“我们被训练出来会在阅读上期待出了事情后萧萧命运的变化，然后由萧萧的命运唤起对社会、习俗、文化的批判，但是没有，沈从文让那种典型的五四批判话语及其衍生的文学叙述模式落了空。这个落空好。” “贴着”沈从文，张新颖先生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就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是要比人的世界大”，借由“天地”这一概念的引入，他将那个从“文学家”形象中脱胎而出的“思想者”带了出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沈从文精神上的痛苦和混乱，一个重要的线索便是他从那个“比人的世界大”的世界之中所感受到“生生不息”与现代文明规划与宰制之下的现实之间的扞格抵牾。“沈从文的文学，也有他自己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背离了这个本源，他会非常痛苦。他的反对商业化和政治化，反对现代规划对文学的规训和宰制，出发点就是这个文学的本源。这个连接着生命的文学本源是一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他是从这个大世界的立场来反对文学的限制、缩小、扭曲、利用”。所以，《长河》的出现，那个《边城》时期的“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现在成了“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沈从文再次从乡土出发，书写的却是“现代”，这对于他而言，无疑是沉痛的，这沉痛的背后，是对脱离了完整性的生活、脱离了现实经验，高蹈地依附于“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不信任，而那些被抛却的恰恰与“人”相关。
至此，张新颖先生更进一步推衍开来解释沈从文的“疯狂”及其后半生的遭遇，那个从“自我”的维度去思考什么是“现代”、思考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思考在其之上的人性重建与民族重建等等，无一不对沈从文造成了巨大的、长时间的困扰。对现代文明规划和宰制的本能性质疑与其面对的现实性问题之间的鸿沟，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那“不过是现代宰制的一种极端的体现而已，它不是另外一种东西。”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作为“实践者”的沈从文，在本书中放在了第七讲和第八讲去构筑，如果再将张新颖先生另一本专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以对照阅读，我想，那个长久地活在历史中的完整的形象则会更加清晰。
最后，我想特别谈谈本书的第九讲，就是所谓“沈从文的传统”。张新颖先生以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天香》对此一传统或有心或无意的对话，来看待当代资源“激活”与“回响”之中的那个沈从文形象。我之所以在此将“沈从文的传统”置换成“沈从文的形象”，是发现这三部当代作品的“回响”依次对应的正是沈从文的“三种形象”。正如张新颖先生所说，“沈从文无法读到这些他身后出现的作品，但他坚信他自己的文学的生命力会延续到将来”。也正因此，张新颖先生对沈从文形象持续不断的丰富，方才有了更大的意义。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