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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融壶》是桃林兄为著名文艺评论家钱谷融教授九十华诞而创意设计的贺岁壶。书画家谢春彦特在壶上作漫画以助兴,含蓄幽默的画面,给人带来愉悦。悠然自得的景象与钱先生的《散淡人生》书名十分合拍。
平时,钱先生乐意接受别人称其为“散淡之人”,但他在学术研究上却以严谨而著称,因而,看问题比别人视野开阔,见解也独特。当桃林请他在《谷融壶》上题个词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文学是人学”五个大字,这是他最著名的文艺观点,为此还遭受过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50年前,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钱谷融任教的华师大举行大型学术研讨会,中文系主任许杰一再鼓励他发言,钱谷融把平时所读所思写成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他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文学对于人丰富个性的关注,不满于注重阶级性而忽略个性,会上却招来一片反对声。此文本没打算公开发表,《文艺月报》一位编辑得知后,索去此稿,在1957年第5期上刊出,《文汇报》也配发了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6月,反“右”运动开始了,钱谷融的论文被作为批判重点,批判的范围、程度也不断地扩大、升级。最后,他和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同时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定为“活老虎”,供随时批判。果不其然,在1960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著名的49天大批判中“活老虎”被派上用场,夜以继日连着批,批得钱谷融多次胃出血,但他毫不畏惧,用他的话说:“批判完了,叫辆三轮车,拉出去吃一顿。”
在一片喧哗嘈杂声中,钱谷融内心保持着洞若观火般的清醒,面对电视机播放着被图解、喊口号式的《雷雨》剧情,他坐不住了,提笔开始撰写《〈雷雨〉人物谈》,他用“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具体剖析人物,或者是用这些人物的整体塑造来证明“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正确。这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是需要拿出勇气和魄力的。钱谷融为了传播真理宁愿在讲师职位上“原地踏步”了38年,也不愿改弦易辙为“五斗米”折腰,这在全国教育界也属罕见。
钱先生也是一位人道主义的实践者,他温和宽厚,在对待戴厚英问题上尤为突出。戴厚英是他的学生,在那场“49天大批判”中言辞激烈,有“小钢炮”之称,批判时唯独她对钱先生直呼其名,当时距“文革”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以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文革”后,戴厚英由同学陪着登门探望钱先生。尽管她知道自己错了,碍于面子没当场忏悔,但钱先生原谅了她,他把一切归咎于:“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但他欣慰地看到了戴厚英以与诗人闻捷恋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赞美,这不也是对“文学是人学”最好的论证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有人向钱先生问起他治学之道时,他笑答:“我是个懒人,书是从茶馆店里看的。”难怪春彦师在画作上题款为“茶香书香钱夫子”,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所指的。如今,“钱夫子”喜得一款用自身行动为文学正名的《谷融壶》,品茗时会备觉甘洌、醇厚,回味无穷。□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平时,钱先生乐意接受别人称其为“散淡之人”,但他在学术研究上却以严谨而著称,因而,看问题比别人视野开阔,见解也独特。当桃林请他在《谷融壶》上题个词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文学是人学”五个大字,这是他最著名的文艺观点,为此还遭受过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50年前,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钱谷融任教的华师大举行大型学术研讨会,中文系主任许杰一再鼓励他发言,钱谷融把平时所读所思写成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他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文学对于人丰富个性的关注,不满于注重阶级性而忽略个性,会上却招来一片反对声。此文本没打算公开发表,《文艺月报》一位编辑得知后,索去此稿,在1957年第5期上刊出,《文汇报》也配发了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6月,反“右”运动开始了,钱谷融的论文被作为批判重点,批判的范围、程度也不断地扩大、升级。最后,他和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同时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定为“活老虎”,供随时批判。果不其然,在1960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著名的49天大批判中“活老虎”被派上用场,夜以继日连着批,批得钱谷融多次胃出血,但他毫不畏惧,用他的话说:“批判完了,叫辆三轮车,拉出去吃一顿。”
在一片喧哗嘈杂声中,钱谷融内心保持着洞若观火般的清醒,面对电视机播放着被图解、喊口号式的《雷雨》剧情,他坐不住了,提笔开始撰写《〈雷雨〉人物谈》,他用“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具体剖析人物,或者是用这些人物的整体塑造来证明“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正确。这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是需要拿出勇气和魄力的。钱谷融为了传播真理宁愿在讲师职位上“原地踏步”了38年,也不愿改弦易辙为“五斗米”折腰,这在全国教育界也属罕见。
钱先生也是一位人道主义的实践者,他温和宽厚,在对待戴厚英问题上尤为突出。戴厚英是他的学生,在那场“49天大批判”中言辞激烈,有“小钢炮”之称,批判时唯独她对钱先生直呼其名,当时距“文革”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以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文革”后,戴厚英由同学陪着登门探望钱先生。尽管她知道自己错了,碍于面子没当场忏悔,但钱先生原谅了她,他把一切归咎于:“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但他欣慰地看到了戴厚英以与诗人闻捷恋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赞美,这不也是对“文学是人学”最好的论证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有人向钱先生问起他治学之道时,他笑答:“我是个懒人,书是从茶馆店里看的。”难怪春彦师在画作上题款为“茶香书香钱夫子”,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所指的。如今,“钱夫子”喜得一款用自身行动为文学正名的《谷融壶》,品茗时会备觉甘洌、醇厚,回味无穷。□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