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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催生了中国第一辆汽车
张学良不仅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将军?熏同时也是一位在中国汽车制造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他亲自指挥了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的生产。
1928年12月，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提出“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重汽车”的建议，得到张学良将军的赞许，遂将辽宁迫击炮厂结余的4万余元（旧币）拨给民生工厂，作为研制汽车所用材料试验费。随后又拨款70万元，作为国产汽车的试制和生产费用。为了加快研制工作，民生工厂聘请了美籍技师麦尔斯为总工程师，并聘请国内外大学和专科毕业的技术人员担任工厂的重要职务。
民生工厂从1929年5月开始国产汽车的研制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至1931年6月，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辆民生牌75型2．5吨国产载货汽车。为此，沈阳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同年7月，该车应邀送上海参展，并准备再生产15辆，为“双十节”献礼。后因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未来得及组装。
1929年8月，民生工厂在完成了基本准备工作之后，根据张学良将军关于载货汽车是当时急需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指令，从美国购买了一批瑞雷号载货汽车散件，运回厂内自行组装整车，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然后将瑞雷号全车拆卸，选择重要的易损机件，另行设计并重新制造。通过对该车的拆装测绘和试验，初步掌握了汽车设计和制造技术。
根据民生工厂的汽车制造计划，原定试制和生产两种载货汽车，一种是55型载重2吨，一种是100型载重3吨，后根据城乡运输的需要，确定为75型2．5吨载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是自行设计的。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和轮胎等汽车部件，由于设备工艺和原材料当时在国内无法解决，事实上也难以自制，均暂行委托国外专业厂家依照民生工厂自行设计的图纸加工。除此以外，民生牌汽车零部件均由本厂自行设计制造。
民生牌汽车为长头，棕色，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65马力，前后轮距4．7米，前后四轮为单胎，最高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自行设计的缓冲式后轴也有自己的特点，水箱分为四部，即使一部损坏，汽车仍然照常行驶。
1931年9月19日奉天《盛京日报》记载：“民生工厂自制国产汽车40辆工程将告竣……样式精美，轻便异常。”但由于“九一八事变”，民生工厂未组装成车的零部件均被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
民生汽车唤醒了另一个“汽车梦”
近代中国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的支秉渊，是我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1925年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支秉渊联络了大学同学和校友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抗战前后，支秉渊主要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他一直有一个伟大的设想：研制国产汽车！“民生”牌国产汽车在辽宁迫击炮厂诞生后，不久即被送往上海展览，支秉渊看了这台汽车后很有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台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想造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全部国产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产汽车。
“民生”牌汽车在上海正式展出仅仅六天，“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工厂全被日军占领，张学良初创的东北汽车工业戛然而止。而在黄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积数年之心血，构思出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是1937年夏天。这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支秉渊有关制造汽车的大量图纸不幸毁于战火。
据新中公司的老员工刘浩林回忆：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连生命也顾不上。同时遭难的还有胡厥文的嘉定合作五金公司、五金厂。胡厥文的新民厂和合作五金厂，是第一批从苏州河出去的。沉重的船队装满死里逃生的人们和从战火中抢运出来的工厂机器向西移动，他们要在后方建立起中华民族新的支点。
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
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年底开工，支秉渊凭记忆重新绘制图纸，同时找回他的得力助手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早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支秉渊的部属、对汽车制造颇有想法的陆景云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日，投入杜聿明的部队中。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景云回新中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第一辆“完全中国造”诞生在祁阳
陆景云刚到湖南长沙，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日本军队就逼近了。支秉渊只好拆下机器上路，这次他搬迁的目的地是湖南西南部的山区祁阳。
杜聿明将一辆已报废的德国卡车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Ｍ．Ａ．Ｎ．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十分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联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就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
在如此差的条件下，新中竟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支秉渊还写信给胡厥文，请他也来祁阳。胡厥文很快在祁阳办起了新厂。支秉渊和胡厥文原来都是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现在在远离上海的湖南山区，他们又一次携手，一个造车，一个炼钢；一个为抗战提供动力，一个为抗战制造枪炮。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一个月以后，支秉渊驾驶着新车上路了，他翻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去参加正在后方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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