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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与漫长夏天
王明升觉得自己这回肯定要死了。整整8天，他几乎不能自主呼吸，也无法平躺，夜夜抱着氧气瓶跪在病床上，一口气一口气吊着命。和许多尘肺病到了三期的农民工一样，亲戚朋友怕被借钱，老早以前就跟他断了来往，31岁的男人好不容易把父亲和弟弟诓来，央求他们给自己做一口棺材。
这往往是尘肺病人的最后一个要求。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那些村庄里，演员袁立好几次看见这样的棺材，人还活着，棺材已经用油纸包好了，红色带子系好了，直挺挺立在堂屋正当中。棺材的主人往往很年轻，歪在里面一间卧室里，全都是头一回见明星，冲她露出那种又腼腆又不安的笑。
“他们那种善良，那种无助，而且他们得了病以后那种惶恐，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个很惊恐的灵魂。”袁立苍白着脸，身体陷在沙发里，看起来疲惫极了。2015年7月9日到19日，她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袁立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2015年年中，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刚好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于是找到了專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联系到创始人王克勤，王克勤问她：
“你要不下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外表不像一个农民工，像个小秀才”。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2015年的这个夏天，对于袁立来说显得格外漫长。她感觉自己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
演员与病人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生活重心的分界线。
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反正她是没见过，“因为在城市长大，是无法想象真正的贫穷的。”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眼见袁立连个助理都没有，像所有志愿者一样蹲在地下，胡乱拖个凳子垫在表格底下做尘肺病登记。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剧组里，演员们下了戏约着一起去吃饭，来敲袁立的门，她永远都不开。“我拍了16个小时我很累了，还要背第二天的10场戏，哪有空跟你们吃饭？”2004年她签在赵宝刚的公司拍《啼笑因缘》，有一天半夜突然给赵宝刚打电话：不想演了。她说在剧本上，这场戏写的明明是女主角回到家看见满院子都是鞋，母亲一个人蹲在那儿一双一双地洗，结果今天到了现场一看，院子里面潦潦草草只搁了4双，当初看剧本的感动一下子就没了——这还有什么好演的？
出道20多年，袁立一直较着劲。这个职业带给她某种长久存在的、钝钝的痛苦，并不尖锐，却难以和解。她说起这些年在剧组中看了太多同行为谁的署名更靠前、导演给谁的角度更好看这种事情吵架，心里越来越厌恶和迷茫，隐约觉得自己能做比演戏更大的事情，却弄不清心里真正想要什么——直到亲身接触到那些尘肺病人，贫穷和苦难猝不及防，迎面袭击了她。
虽然跟袁立朝夕相处了好几天，但病人王明升对这些内心曲折完全不了解。他从来没想起来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多救几个人。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他的家住在山坡半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种地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子里每家每户种的都是苞谷、小麦、大豆、土豆，没有通向外面的大路，一袋粮食从山上掂到山下几乎要花费一整天时间。他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了学，16岁，跟着乡亲们来到外面打工。最早出去的老乡劝他们到矿山去，那里不要文化，未成年的童工也照收，只要愿意出力气，所有人都能挣到钱。大家都很高兴，没人告诉他们这样的私人矿山同样意味着没有任何粉尘防护措施，其中隐藏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谁想起来要问。
现在，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等死，一部分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尘肺病缘于常年在矿山进行缺乏防护的工作、肺泡中吸入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纤维化，进而造成肺组织硬化、石化，致使呼吸困难。袁立从王克勤那里听来的说法更加形象而直接：病人的肺会慢慢变成一个金属肺，无可逆转。
袁立还记得到周文兵家里的时候是个黄昏。同行的志愿者告诉她，楼上有一个得了乳腺癌的盲女人，老公尘肺病死了，留下小儿子和一个老母亲。周文兵是2015年正月里走的，志愿者们请老母亲帮忙做登记，老太太从一个抽屉中把身份证摸出来，暮色很暗，屋子里没有灯，她缩到一个角落里面用手摸着那张身份证，然后就哭了。“我心好痛……”老人的口齿含糊不清，从哭音中听到这几个字，在场的人都绷不住了。那天晚上，袁立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适，吃了两片安眠药才让自己睡着。
命运与信徒
这些年，袁立越来越相信，人生而有命。
她讲了一个学舞蹈的故事：小的时候东方歌舞团来杭州招生，爸爸带她走了很远的路去考试，结果一个漂亮的考官老师测量了一下她的腿骨，说，不行，你现在腿长，等发育以后腿就不长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多年以后她做了演员，有一回在涿州拍戏，又看到那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剧组跳群舞。“我就远远地看着她，我心里在想这个事……我就觉得，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就必定不是跳群舞的一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的演员。”
如今，袁立也将成为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她觉得命运早已安排了她与这些尘肺病人的联结。1996年她刚毕业开始拍戏，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胳膊，剧组只给了很小一笔钱作为赔偿。她请了一个律师试图维权，官司不了了之，剧组象征性给了几万块钱，条件是她答应签一个协议，永远不准跟媒体再提这件事情。“演员也是弱势群体，”袁立说，“我也维权困难，我也工伤没人管过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她觉得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自己有一天要为他们祷告。
而那时的王明升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什么样的宿命。1997年，他跟着亲戚在砖厂、煤窑间四处辗转，最终来到河南的一家金矿山。上世纪90年代，私人矿山的管理政策比现在更不规范，工人吃住都在矿洞底下，粉尘混着爆破烟雾在矿洞之间流动，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2000年之后，村子里接二连三有人染上了怪病，“一年几个，尘肺病接二连三就出来了。”王明升总共在矿山待了5年，做跟粉尘直接接触的钻工仅仅半年，“总想着才干了这么几天我不可能得尘肺病，不可能的。”2004年底，他得了一场感冒，拖了大半个月也不好，他去医院拍了胸片，查出来是尘肺病。那一年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拿着胸片在医院门口蹲了40分钟，感觉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
在矿上最难的时候，王明升的同伴们仅有的消遣之一是趁工休的时候溜去录像厅看电视。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机里的世界，皇上英明，学士睿智，女人聪明漂亮，并且有侠义之气。袁立最喜欢的也是这一部。
戏里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袁立站在矿洞里脆生生地骂：你们东家是谁啊？知道这事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样吗？你们这些贪官！“我截图一看，这真是，早就在演这个戏了。这一切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电视剧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埋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戏里戏外我是扮演同一种角色。那如果我现在以这样的身份来传递爱，我觉得是一种更大的托付。”袁立说。
摘自《人物》
王明升觉得自己这回肯定要死了。整整8天，他几乎不能自主呼吸，也无法平躺，夜夜抱着氧气瓶跪在病床上，一口气一口气吊着命。和许多尘肺病到了三期的农民工一样，亲戚朋友怕被借钱，老早以前就跟他断了来往，31岁的男人好不容易把父亲和弟弟诓来，央求他们给自己做一口棺材。
这往往是尘肺病人的最后一个要求。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那些村庄里，演员袁立好几次看见这样的棺材，人还活着，棺材已经用油纸包好了，红色带子系好了，直挺挺立在堂屋正当中。棺材的主人往往很年轻，歪在里面一间卧室里，全都是头一回见明星，冲她露出那种又腼腆又不安的笑。
“他们那种善良，那种无助，而且他们得了病以后那种惶恐，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个很惊恐的灵魂。”袁立苍白着脸，身体陷在沙发里，看起来疲惫极了。2015年7月9日到19日，她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袁立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2015年年中，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刚好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于是找到了專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联系到创始人王克勤，王克勤问她：
“你要不下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外表不像一个农民工，像个小秀才”。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2015年的这个夏天，对于袁立来说显得格外漫长。她感觉自己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
演员与病人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生活重心的分界线。
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反正她是没见过，“因为在城市长大，是无法想象真正的贫穷的。”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眼见袁立连个助理都没有，像所有志愿者一样蹲在地下，胡乱拖个凳子垫在表格底下做尘肺病登记。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剧组里，演员们下了戏约着一起去吃饭，来敲袁立的门，她永远都不开。“我拍了16个小时我很累了，还要背第二天的10场戏，哪有空跟你们吃饭？”2004年她签在赵宝刚的公司拍《啼笑因缘》，有一天半夜突然给赵宝刚打电话：不想演了。她说在剧本上，这场戏写的明明是女主角回到家看见满院子都是鞋，母亲一个人蹲在那儿一双一双地洗，结果今天到了现场一看，院子里面潦潦草草只搁了4双，当初看剧本的感动一下子就没了——这还有什么好演的？
出道20多年，袁立一直较着劲。这个职业带给她某种长久存在的、钝钝的痛苦，并不尖锐，却难以和解。她说起这些年在剧组中看了太多同行为谁的署名更靠前、导演给谁的角度更好看这种事情吵架，心里越来越厌恶和迷茫，隐约觉得自己能做比演戏更大的事情，却弄不清心里真正想要什么——直到亲身接触到那些尘肺病人，贫穷和苦难猝不及防，迎面袭击了她。
虽然跟袁立朝夕相处了好几天，但病人王明升对这些内心曲折完全不了解。他从来没想起来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多救几个人。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他的家住在山坡半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种地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子里每家每户种的都是苞谷、小麦、大豆、土豆，没有通向外面的大路，一袋粮食从山上掂到山下几乎要花费一整天时间。他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了学，16岁，跟着乡亲们来到外面打工。最早出去的老乡劝他们到矿山去，那里不要文化，未成年的童工也照收，只要愿意出力气，所有人都能挣到钱。大家都很高兴，没人告诉他们这样的私人矿山同样意味着没有任何粉尘防护措施，其中隐藏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谁想起来要问。
现在，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等死，一部分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尘肺病缘于常年在矿山进行缺乏防护的工作、肺泡中吸入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纤维化，进而造成肺组织硬化、石化，致使呼吸困难。袁立从王克勤那里听来的说法更加形象而直接：病人的肺会慢慢变成一个金属肺，无可逆转。
袁立还记得到周文兵家里的时候是个黄昏。同行的志愿者告诉她，楼上有一个得了乳腺癌的盲女人，老公尘肺病死了，留下小儿子和一个老母亲。周文兵是2015年正月里走的，志愿者们请老母亲帮忙做登记，老太太从一个抽屉中把身份证摸出来，暮色很暗，屋子里没有灯，她缩到一个角落里面用手摸着那张身份证，然后就哭了。“我心好痛……”老人的口齿含糊不清，从哭音中听到这几个字，在场的人都绷不住了。那天晚上，袁立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适，吃了两片安眠药才让自己睡着。
命运与信徒
这些年，袁立越来越相信，人生而有命。
她讲了一个学舞蹈的故事：小的时候东方歌舞团来杭州招生，爸爸带她走了很远的路去考试，结果一个漂亮的考官老师测量了一下她的腿骨，说，不行，你现在腿长，等发育以后腿就不长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多年以后她做了演员，有一回在涿州拍戏，又看到那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剧组跳群舞。“我就远远地看着她，我心里在想这个事……我就觉得，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就必定不是跳群舞的一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的演员。”
如今，袁立也将成为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她觉得命运早已安排了她与这些尘肺病人的联结。1996年她刚毕业开始拍戏，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胳膊，剧组只给了很小一笔钱作为赔偿。她请了一个律师试图维权，官司不了了之，剧组象征性给了几万块钱，条件是她答应签一个协议，永远不准跟媒体再提这件事情。“演员也是弱势群体，”袁立说，“我也维权困难，我也工伤没人管过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她觉得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自己有一天要为他们祷告。
而那时的王明升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什么样的宿命。1997年，他跟着亲戚在砖厂、煤窑间四处辗转，最终来到河南的一家金矿山。上世纪90年代，私人矿山的管理政策比现在更不规范，工人吃住都在矿洞底下，粉尘混着爆破烟雾在矿洞之间流动，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2000年之后，村子里接二连三有人染上了怪病，“一年几个，尘肺病接二连三就出来了。”王明升总共在矿山待了5年，做跟粉尘直接接触的钻工仅仅半年，“总想着才干了这么几天我不可能得尘肺病，不可能的。”2004年底，他得了一场感冒，拖了大半个月也不好，他去医院拍了胸片，查出来是尘肺病。那一年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拿着胸片在医院门口蹲了40分钟，感觉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
在矿上最难的时候，王明升的同伴们仅有的消遣之一是趁工休的时候溜去录像厅看电视。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机里的世界，皇上英明，学士睿智，女人聪明漂亮，并且有侠义之气。袁立最喜欢的也是这一部。
戏里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袁立站在矿洞里脆生生地骂：你们东家是谁啊？知道这事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样吗？你们这些贪官！“我截图一看，这真是，早就在演这个戏了。这一切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电视剧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埋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戏里戏外我是扮演同一种角色。那如果我现在以这样的身份来传递爱，我觉得是一种更大的托付。”袁立说。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