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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可能波及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影响公共事件的走向。能否将它关在理性的笼子里，去其戾气，存其义气，就全看社会各界对它的理性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网民们的自律程度
31岁的姜岩，当她情无反顾地从24层高楼跳下，纵身飞向“天堂”的时候，或许想不到在她身后会有无数人为她悲伤，甚至为她违法仗义执言与行动。
死亡，对他人的非理性行为，往往是最具催化性的一种力量。人们基于同情，基于同态想象而生之悲情，基于放大的义愤，基于群体广场效应……于是网络暴力，以及延伸到具体生活中的干扰与威胁，都应运而生。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各种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权利观……纷然杂陈的时代。许多人的灵魂精神处于动荡状态，社会心理方面既有传统窠臼压抑新生观念的一面，也有新观念破土而出的倔强。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常常会借助一些事件，在人群中展开；另一方面，由于精神以及生活本身的变迁剧烈，人们的安全感减弱，焦虑感增强，浮躁与不安成为最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大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挫折，对现实的不满意，以及公共诉说与法律救济的难度，都导致他们在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机会与场所的潜意识冲动。而网络因其隐匿性与大众性，也便成为发泄心理垃圾的首选之所，网络暴力因此风生水起。
网络暴力的型态，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以动机猜测、道德批判、智力贬低、伤尊辱智的脏话谩骂以及极性思维、压制甚至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方式为主要特征，严重的时候会达到损害当事人基本隐私权、名誉权、生活的安宁等情形，这是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三方教育下的共同结果。另外，网络群聚的特点，也有点类似群体心理学上所谓的广场效应，千人万众的类似声音会造成热衷此中的人，完全将自己虚拟化、无名氏化。当他们处于集群自大与正义假定的亢奋状态时，就会产生自己的行为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安全幻觉——于是一切胆大妄为的行为都可能发生。
如果按照严格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暴力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那些在网络上用脏话骂人的行为，是一种轻度的网络暴力。只是因为它过于普遍，与直接用口头表达相比，其损害程度较轻，加之现实法律救济的难度，它才没有引发广泛关注。一个将辱骂视为无所谓的社会是畸形的，说明这个社会教养方面的匮乏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也说明了人们的内心与外表之间的人格分裂也已很严重。
当人们被一种未经理性过滤的情绪支配时，往往会遗忘他人的正当权利——人格不受侮慢被文明对待的权利、自我辩护的权利、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隐私不受侵扰的权利。如果说网络上的辱骂还只是一件不算严重侵害他人人格权的事，那么数年来，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也已经发生过好多起。从“网络虐猫案”、“铜须门事件”以及“姜岩事件”，到刚刚发生——甚至还在继续——的针对留美女生王千源的网络暴力案，网络暴力无论如何都需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严肃对待。
在这些事件中，一个关键的网络工具——就是被网友们津津乐道且心生恐惧的“人肉搜索引擎”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是曝人隐私的主要工具，随着隐私的曝光，被声讨的对象无处遁形，随之而来的就有可能引发网友从键盘走进现实的恐吓甚至攻击。
虽然“人肉搜索引擎”在一些真正于社会正义相关的公共事件中，也会发生巨大作用力，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如果没有“人肉搜索引擎”的介入，也许真相揭露不会那么有效率。但是，无论如何，从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典型利用“人肉搜索引擎”的网络暴力案件中，不得不说，它的作用主要还限于对公民隐私信息的非法曝光。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在西方，公众的事情大家都参与做主，而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无权过问。而中国正好相反，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有权过问，公众的事情大家都不管。在由“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几起网络暴力事件中，这样的狀况十分明显，例如这次的“姜岩事件”，以前的“铜须门事件”等。在走向法治的时代，人们要懂得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格和权利，甚至要尊重他人堕落的权利。
由此，对网络暴力事件，除了被侵害的当事人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网民群体更需要有公民意识。
由于中国的公民教育迟迟未有系统及较为详尽的制度安排，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世界里遨游嬉闹，都缺乏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是对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公民权并不清楚，其二是随之而来的对他人拥有何种公民权也不甚了了。这样一来就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缺乏法律意义上权利自我维护的意识，其二是不知道尊重他人的基本公民权。这两种后果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是孪生兄弟。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起事件发生时，网民们往往并不能清晰地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不能清晰地认知自己的行为，是否应首先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其次才是考察道德正当性。
除了是否合法，在涉及道德正当性的问题面前，网民们往往也缺乏区分道德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差异：哪些行为既不符合公德，也不符合私德？哪些行为仅仅是不符合私德，却与公德无关？与此相关，网民们也往往不容易清晰地意识到私德领域的事，各人自己负责，他人无权置喙。只有当私德意义上的败德行为损害了公德利益或者损害了公共法律关系中的一方的时候，与行为人无直接利害关系者才有权去评价；而那些仅仅损害了私权法律关系中的人权时，外人是不必以公共姿态去关注的；如果在私人领域中表现关切，也得把握分寸，没有特殊原因，不能为了仗义就损害他人正当的法律权利。
这里稍稍需要留意的是，网络暴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处于并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的违法状态中。例如，在公共事件中，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人物，例如官员、涉事的公共人物，来自网络暴力对他们的轻微伤害，就需要他们有一定的担当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暴力本身是合法的，只是为了公共事件讨论的充分展开，而在现实中不得不牺牲公共人物们的部分权利，其牺牲的限度在于不影响其基本生活和基本名誉。因此，这是法律理想与现实生活妥协的产物，其妥协的目的在于保护言论自由、维持人们公共关切的热情。
姜岩案尚未尘埃落定，对网络暴力本身的严肃思考也早该开始。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网络暴力可能波及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影响公共事件的走向。能否将它关在理性的笼子里，去其戾气，存其义气，就全看社会各界对它的理性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网民们的自律程度了。
31岁的姜岩，当她情无反顾地从24层高楼跳下，纵身飞向“天堂”的时候，或许想不到在她身后会有无数人为她悲伤，甚至为她违法仗义执言与行动。
死亡，对他人的非理性行为，往往是最具催化性的一种力量。人们基于同情，基于同态想象而生之悲情，基于放大的义愤，基于群体广场效应……于是网络暴力，以及延伸到具体生活中的干扰与威胁，都应运而生。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各种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权利观……纷然杂陈的时代。许多人的灵魂精神处于动荡状态，社会心理方面既有传统窠臼压抑新生观念的一面，也有新观念破土而出的倔强。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常常会借助一些事件，在人群中展开；另一方面，由于精神以及生活本身的变迁剧烈，人们的安全感减弱，焦虑感增强，浮躁与不安成为最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大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挫折，对现实的不满意，以及公共诉说与法律救济的难度，都导致他们在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机会与场所的潜意识冲动。而网络因其隐匿性与大众性，也便成为发泄心理垃圾的首选之所，网络暴力因此风生水起。
网络暴力的型态，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以动机猜测、道德批判、智力贬低、伤尊辱智的脏话谩骂以及极性思维、压制甚至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方式为主要特征，严重的时候会达到损害当事人基本隐私权、名誉权、生活的安宁等情形，这是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三方教育下的共同结果。另外，网络群聚的特点，也有点类似群体心理学上所谓的广场效应，千人万众的类似声音会造成热衷此中的人，完全将自己虚拟化、无名氏化。当他们处于集群自大与正义假定的亢奋状态时，就会产生自己的行为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安全幻觉——于是一切胆大妄为的行为都可能发生。
如果按照严格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暴力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那些在网络上用脏话骂人的行为，是一种轻度的网络暴力。只是因为它过于普遍，与直接用口头表达相比，其损害程度较轻，加之现实法律救济的难度，它才没有引发广泛关注。一个将辱骂视为无所谓的社会是畸形的，说明这个社会教养方面的匮乏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也说明了人们的内心与外表之间的人格分裂也已很严重。
当人们被一种未经理性过滤的情绪支配时，往往会遗忘他人的正当权利——人格不受侮慢被文明对待的权利、自我辩护的权利、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隐私不受侵扰的权利。如果说网络上的辱骂还只是一件不算严重侵害他人人格权的事，那么数年来，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也已经发生过好多起。从“网络虐猫案”、“铜须门事件”以及“姜岩事件”，到刚刚发生——甚至还在继续——的针对留美女生王千源的网络暴力案，网络暴力无论如何都需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严肃对待。
在这些事件中，一个关键的网络工具——就是被网友们津津乐道且心生恐惧的“人肉搜索引擎”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是曝人隐私的主要工具，随着隐私的曝光，被声讨的对象无处遁形，随之而来的就有可能引发网友从键盘走进现实的恐吓甚至攻击。
虽然“人肉搜索引擎”在一些真正于社会正义相关的公共事件中，也会发生巨大作用力，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如果没有“人肉搜索引擎”的介入，也许真相揭露不会那么有效率。但是，无论如何，从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典型利用“人肉搜索引擎”的网络暴力案件中，不得不说，它的作用主要还限于对公民隐私信息的非法曝光。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在西方，公众的事情大家都参与做主，而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无权过问。而中国正好相反，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有权过问，公众的事情大家都不管。在由“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几起网络暴力事件中，这样的狀况十分明显，例如这次的“姜岩事件”，以前的“铜须门事件”等。在走向法治的时代，人们要懂得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格和权利，甚至要尊重他人堕落的权利。
由此，对网络暴力事件，除了被侵害的当事人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网民群体更需要有公民意识。
由于中国的公民教育迟迟未有系统及较为详尽的制度安排，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世界里遨游嬉闹，都缺乏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是对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公民权并不清楚，其二是随之而来的对他人拥有何种公民权也不甚了了。这样一来就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缺乏法律意义上权利自我维护的意识，其二是不知道尊重他人的基本公民权。这两种后果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是孪生兄弟。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起事件发生时，网民们往往并不能清晰地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不能清晰地认知自己的行为，是否应首先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其次才是考察道德正当性。
除了是否合法，在涉及道德正当性的问题面前，网民们往往也缺乏区分道德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差异：哪些行为既不符合公德，也不符合私德？哪些行为仅仅是不符合私德，却与公德无关？与此相关，网民们也往往不容易清晰地意识到私德领域的事，各人自己负责，他人无权置喙。只有当私德意义上的败德行为损害了公德利益或者损害了公共法律关系中的一方的时候，与行为人无直接利害关系者才有权去评价；而那些仅仅损害了私权法律关系中的人权时，外人是不必以公共姿态去关注的；如果在私人领域中表现关切，也得把握分寸，没有特殊原因，不能为了仗义就损害他人正当的法律权利。
这里稍稍需要留意的是，网络暴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处于并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的违法状态中。例如，在公共事件中，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人物，例如官员、涉事的公共人物，来自网络暴力对他们的轻微伤害，就需要他们有一定的担当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暴力本身是合法的，只是为了公共事件讨论的充分展开，而在现实中不得不牺牲公共人物们的部分权利，其牺牲的限度在于不影响其基本生活和基本名誉。因此，这是法律理想与现实生活妥协的产物，其妥协的目的在于保护言论自由、维持人们公共关切的热情。
姜岩案尚未尘埃落定，对网络暴力本身的严肃思考也早该开始。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网络暴力可能波及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影响公共事件的走向。能否将它关在理性的笼子里，去其戾气，存其义气，就全看社会各界对它的理性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网民们的自律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