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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法国作家卢梭写了一部惊世骇俗的自传《忏悔录》，在全世界的人们面前真诚的剖析自己，反省自己。卢梭这样的一段话曾让不少人激动不已、感慨不已，他说：“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的面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因为卢梭的无与伦比的诚实和勇气，托尔斯泰称之为“18世纪全世界的良心”。
时至20世纪70年代，在说谎成风、满目疮痍的中国，当代作家巴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于是，从1978年起他开始写作《随想录》，直到1986年9月，巴金以82岁高龄完成了共150篇文章的《随想录》的写作。在这部散文集里，作者的笔锋直指刚刚逝去的恶梦一般的专制年代，深刻的反省历史、反省自身，鞭挞被虚伪、矫饰、愚昧、软弱乃至残忍所笼罩的时代，呼唤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小狗包弟》就是其中一篇颇为动人的忏悔文。
同绝大多数机灵忠诚的小狗一样，包弟也是一条深通人性的小狗，他会作揖，对主人亲热之极、忠诚之极。当巴金夫妇带着孩子到广州过春节时，被留在上海的包弟每天清早都会守在紧闭的房门前等候主人出来，天天如此，从不厌倦。包弟的忠诚和机灵使它深得主人全家及来往客人的喜爱。
如果没有“文革”，在巴金家快乐地生活了七年的包弟本可以安然的度过它的余生的。
但是不幸的是，包弟不仅遇上了“文革”，而且最可怕的是，它有着外国血统，它的主人的命运也因为“文革”而风雨飘摇。
在红卫兵抄“四旧”的叱骂声中，在坛坛罐罐被砸烂的碎裂声中，惶惶不安的巴金担心包弟的叫声引来红卫兵，“为了不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终于把包弟这条已成全家人沉重负担的狗送进了医院的解剖室。
照理说，在当时形势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已经处于“半靠边”状态的巴金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正我确实没有办法保护我自己，我更没有办法保护包弟，送走包弟确属无奈之举。
但是，有良知的人不会因为“借口”就停止反省自己，当吞下“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巴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包弟，眼前反复浮现“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的形象，他感到了羞耻，他深深的责备自己，他瞧不起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本想通过送走包弟保护自己却最终也没能保全自己的作家的心灵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他“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之后，依然住在过去的楼房里的巴金，看到面目全非的庭院，感到自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每每想到包弟，内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羞耻感不时折磨着他。
这种熬煎、这种羞耻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让人不好受，但纵观古代大德对于“知耻”的阐述、对照“文革”草木皆兵的现实，我们就会明白，作为著名的作家，巴金的这种反省有多么难能可贵。
《礼记》中说“知耻近乎勇”，一个人懂得羞耻，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战胜自我，这是真正“勇敢”的表现，世上的真英雄不是指挥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人，而是那些勇于清除自己内心的垃圾，让心地变得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人，是那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所谓“恶莫大于无耻”，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巴金知错能改，真正是善莫大焉。
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古德把“知耻”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确实有它的道理，就以巴金为例，在十年“文革”那样的时代，有多少人明里暗里干下了非人的勾当啊！打砸抢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更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泯灭起码的人性。透过著名作家秦牧的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愚昧、残忍到什么地步：“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可是“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为止，造了那么多孽的人们，有几个鼓起了勇气站出来说：我错了，我可耻，我要向被我伤害的生命道歉。人们更多的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辩护，把责任一股脑推向他人；或者虽然有人知道错了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向世人宣告自己的错误，真正是如子夏所说“小人之过也必文”，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总是想办法说出一套理由，把过错掩盖起来，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说的就是巴金啊。
在《小狗包弟》一文中，作者为了忏悔自己委曲求全的“羞耻”还提及另外一条小狗，这条邻家的小狗为了艺术家而承受人们的棒打脚踢，直到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它的后腿，才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直至不食哀鸣而死。巴金显然拿它反衬自己，小狗在人危难时尚且有仁有义，而本该有仁有义的人却只顾“保全”自己，在软弱和贪恋生命的心理驱使下，把亲如一家人的包弟送上了断头台，人狗相比，孰是孰非，不言而明，作者内心的忏悔之深之切也不言自明。
忏悔，不仅需要真诚和勇气，更需要无私的精神。在说谎成风的年代，在人们遭受浩劫后惊疑不安的年代，在起码的是非观念道德底线被肆意践踏的年代，迫切需要有人放下自我，廓清人们内心的迷雾，唤醒本有的良知。正因为如此，巴金在写《随想录》时，他就明白他很可能会遭受人们的嘲笑，就像那个国王，他的人民因为不听他的劝告，喝下了导致人发疯的雨水，发了疯的人民自以为正常无比，反而嘲笑国王是个疯子。巴金，怀着他从年轻时就有的社会责任感，在劫后余生中，宁愿拿自己当靶子，通过痛苦的自省让迷惑的国民清醒。正如卢梭的《忏悔录》曾让不少人鼓起勇气站出来审判自已的灵魂一样，巴金赤裸裸袒露自己真性情的《随想录》也不由不让有良知的人们为之颤栗。
十年浩劫已经过去了太多年，这与其说是一场历史的浩劫，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浩劫，它把人心中残存的那点良知荡涤得干干净净，时至今日，太多的人恐怕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浑浑噩噩中或得意或失意的度过自己的余生，可是静心细想，哪一个生命没有遭受属于自己的劫难的时候呢？在面临保全自己还是保全他人的艰难抉择时，太多的人恐怕还是不由自主的选择保全自己，更不用说，如果对方是一条小狗——尽管是一条颇通人性的小狗，从这一点上说，如果换成是我们处在巴金那样的环境，我们恐怕不会有更高明的选择。
所以巴金堪称君子，也配得上“感动中国”颁奖词中所说的话：“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巴金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为了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个了结，他这样一个把名誉看的最重要的名人，冒着受人嘲笑的危险，真诚地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至此，活得或卑微或不卑微，或自以为无耻或自以为不无耻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心灵的眼睛反观一下自己，真诚地说一句：“我也做过错事，我向一切我曾伤害过的生命表示歉意。”所谓罪从心起从心忏，如此，我们才能收获纯洁的人生，才能了无遗憾地坦坦荡荡地行走于尘世间。
时至20世纪70年代，在说谎成风、满目疮痍的中国，当代作家巴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于是，从1978年起他开始写作《随想录》，直到1986年9月，巴金以82岁高龄完成了共150篇文章的《随想录》的写作。在这部散文集里，作者的笔锋直指刚刚逝去的恶梦一般的专制年代，深刻的反省历史、反省自身，鞭挞被虚伪、矫饰、愚昧、软弱乃至残忍所笼罩的时代，呼唤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小狗包弟》就是其中一篇颇为动人的忏悔文。
同绝大多数机灵忠诚的小狗一样，包弟也是一条深通人性的小狗，他会作揖，对主人亲热之极、忠诚之极。当巴金夫妇带着孩子到广州过春节时，被留在上海的包弟每天清早都会守在紧闭的房门前等候主人出来，天天如此，从不厌倦。包弟的忠诚和机灵使它深得主人全家及来往客人的喜爱。
如果没有“文革”，在巴金家快乐地生活了七年的包弟本可以安然的度过它的余生的。
但是不幸的是，包弟不仅遇上了“文革”，而且最可怕的是，它有着外国血统，它的主人的命运也因为“文革”而风雨飘摇。
在红卫兵抄“四旧”的叱骂声中，在坛坛罐罐被砸烂的碎裂声中，惶惶不安的巴金担心包弟的叫声引来红卫兵，“为了不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终于把包弟这条已成全家人沉重负担的狗送进了医院的解剖室。
照理说，在当时形势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已经处于“半靠边”状态的巴金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正我确实没有办法保护我自己，我更没有办法保护包弟，送走包弟确属无奈之举。
但是，有良知的人不会因为“借口”就停止反省自己，当吞下“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巴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包弟，眼前反复浮现“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的形象，他感到了羞耻，他深深的责备自己，他瞧不起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本想通过送走包弟保护自己却最终也没能保全自己的作家的心灵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他“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之后，依然住在过去的楼房里的巴金，看到面目全非的庭院，感到自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每每想到包弟，内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羞耻感不时折磨着他。
这种熬煎、这种羞耻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让人不好受，但纵观古代大德对于“知耻”的阐述、对照“文革”草木皆兵的现实，我们就会明白，作为著名的作家，巴金的这种反省有多么难能可贵。
《礼记》中说“知耻近乎勇”，一个人懂得羞耻，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战胜自我，这是真正“勇敢”的表现，世上的真英雄不是指挥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人，而是那些勇于清除自己内心的垃圾，让心地变得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人，是那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所谓“恶莫大于无耻”，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巴金知错能改，真正是善莫大焉。
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古德把“知耻”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确实有它的道理，就以巴金为例，在十年“文革”那样的时代，有多少人明里暗里干下了非人的勾当啊！打砸抢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更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泯灭起码的人性。透过著名作家秦牧的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愚昧、残忍到什么地步：“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可是“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为止，造了那么多孽的人们，有几个鼓起了勇气站出来说：我错了，我可耻，我要向被我伤害的生命道歉。人们更多的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辩护，把责任一股脑推向他人；或者虽然有人知道错了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向世人宣告自己的错误，真正是如子夏所说“小人之过也必文”，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总是想办法说出一套理由，把过错掩盖起来，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说的就是巴金啊。
在《小狗包弟》一文中，作者为了忏悔自己委曲求全的“羞耻”还提及另外一条小狗，这条邻家的小狗为了艺术家而承受人们的棒打脚踢，直到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它的后腿，才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直至不食哀鸣而死。巴金显然拿它反衬自己，小狗在人危难时尚且有仁有义，而本该有仁有义的人却只顾“保全”自己，在软弱和贪恋生命的心理驱使下，把亲如一家人的包弟送上了断头台，人狗相比，孰是孰非，不言而明，作者内心的忏悔之深之切也不言自明。
忏悔，不仅需要真诚和勇气，更需要无私的精神。在说谎成风的年代，在人们遭受浩劫后惊疑不安的年代，在起码的是非观念道德底线被肆意践踏的年代，迫切需要有人放下自我，廓清人们内心的迷雾，唤醒本有的良知。正因为如此，巴金在写《随想录》时，他就明白他很可能会遭受人们的嘲笑，就像那个国王，他的人民因为不听他的劝告，喝下了导致人发疯的雨水，发了疯的人民自以为正常无比，反而嘲笑国王是个疯子。巴金，怀着他从年轻时就有的社会责任感，在劫后余生中，宁愿拿自己当靶子，通过痛苦的自省让迷惑的国民清醒。正如卢梭的《忏悔录》曾让不少人鼓起勇气站出来审判自已的灵魂一样，巴金赤裸裸袒露自己真性情的《随想录》也不由不让有良知的人们为之颤栗。
十年浩劫已经过去了太多年，这与其说是一场历史的浩劫，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浩劫，它把人心中残存的那点良知荡涤得干干净净，时至今日，太多的人恐怕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浑浑噩噩中或得意或失意的度过自己的余生，可是静心细想，哪一个生命没有遭受属于自己的劫难的时候呢？在面临保全自己还是保全他人的艰难抉择时，太多的人恐怕还是不由自主的选择保全自己，更不用说，如果对方是一条小狗——尽管是一条颇通人性的小狗，从这一点上说，如果换成是我们处在巴金那样的环境，我们恐怕不会有更高明的选择。
所以巴金堪称君子，也配得上“感动中国”颁奖词中所说的话：“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巴金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为了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个了结，他这样一个把名誉看的最重要的名人，冒着受人嘲笑的危险，真诚地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至此，活得或卑微或不卑微，或自以为无耻或自以为不无耻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心灵的眼睛反观一下自己，真诚地说一句：“我也做过错事，我向一切我曾伤害过的生命表示歉意。”所谓罪从心起从心忏，如此，我们才能收获纯洁的人生，才能了无遗憾地坦坦荡荡地行走于尘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