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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交界的地方，视野辽阔，看得最远的那座山，骑自行车要八九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是我在家乡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后来穿过大半个中国，来到更远的川东北区域城市，但住在城里看不见远方。久居以后，生我养我的故土则成为远方，我总是禁不住遥想它。
20世纪70年代乡村的孩子，没有玩具，我们玩的是大地上生存的动植物、大地本身、天空中的活物。爬树、采花、挖野菜、钻柴垛；捏泥人、捡石子、扔沙包；撵鸡鸭、逗猫狗、骑猪；捉麻雀、追燕子、学大雁和老鹰。
简单的一块花手帕，便能引起一场欢乐的奔跑。
2008年写小说以来，大部分作品关乎记忆，家乡是我书写重地。在书写过程中，我常置身其中，看到记忆复活，鲜艳夺目，但更多时候，记忆被重塑。我喜欢在小说里重返家乡又改写家乡的感觉，好像我有某种特异功能，能穿越并改写历史，建立自己的王国，再把这王国呈现，里面有诸多我创造出的人和事，与记忆里的人和事交织共生。那着实是一番盛况。由此，便来到这幽深多元的宽阔之地，神秘，无边无际，让我到达更远的地方。我想，大多数骨子里热爱文学创作的人，都难以抵抗这种深度愉悦带来的诱惑，心中会有这样一个远方，没有最远，只有更远。相比小时候，这同样是一场接一场的欢乐奔跑，奔向没有到过的地方，用经验创造一个世界。
我喜欢做饭，从做饭引申，讲到小说，我认为每篇小说都有块面引子。
《末日黄花》这个中篇，我写了许多遍，也改了许多遍，到后来与最初的表达已完全不同。每次重写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造成这也想要那也想要，但难以兼顾，直到最后，大刀阔斧砍了那些貌似繁盛却掩盖主体的枝丫，去掉那些轰轰烈烈，才清晰起来。而那些砍掉的，并没有失去用途，可以继续做面引子，成就其他小说。
脸红是这篇小说的面引子。
小时候，我很容易脸红，不大喜欢与人说话。并不怕什么，内心深处反而有种超脱的自信。但我终究是怕的，这种怕可以称之为敏感。比如担心给对方带来不适，那是内心深处的不忍。后来我把脸红带进城里，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抑制。渐渐我开始讨厌这张脸，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想让自己变得老道。于是，我常常故作深沉，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让自己的眼神变得凌厉。装终归是装，一戳就破。那是在西北嘉峪关打工的时候，老板娘和她的几个儿子看着我笑，不需要别的，他们只需要盯着我看一会儿，我的脸就唰一下红了。继而引来他们更强烈的笑声。他们把我当自家人一样看待，笑是善意的，眼里也装着疼爱。并且，为了缓解我的难为情，大肆夸赞我的脸红有多么美，完全不像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孩子。当时我偷偷去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脸，上面涂满了青春。羞涩，是青春的一种。多年以后，结婚成家生子，经历女人所经历的，做母亲女儿妻子等多重角色，一转眼，岁月就转了好几个圈。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不经意看见宽大橱窗中的自己，吓了一跳。那是种从头到脚的凌乱，我所说的凌乱并不是衣衫不整，不修边幅，而是再怎样修饰也难掩的肆意。我猛然想起当年的脸红，竟是那么让人心动。之后也尝试过，然而想让自己的脸再红一下，是多么的困难。那是春的羞涩，那是从乡村到城市，也可以说从少年到中年，遗失了的美好。
小说，总是要有所触动。
于是，我写了《末日黄花》。至于发好的面，做成包子还是馒头，或者烙饼，这就交给小说本身了。
再看如今，时代飞奔，极难看见脸红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脸红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羞涩，只能成为一种情怀，用来缅怀了。这样说着，似乎又一篇小说的面引子有了。
《豁口内外》是与猪有关的故事。
家里喂猪，为预防别家的猪来偷食，是需要看着喂的，母亲总是抓着谁喊谁，四个孩子中，常常抓到我。看猪实在是件漫长而无聊的活，猪嘛，磨磨蹭蹭，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似的，顿顿福要享尽，才不管别人。所以，我的童年时代，跟猪度过许多时光，以至于我实在搞不懂，猪何以吃得那样香，而产生强烈的吃猪食的念头。实际上，我确实干了这种傻事。关于想吃猪食我写了另一篇小说《滚冰》，把想吃猪食的人写成一名害口的孕妇，后来改名叫《睫毛之上》。
继续说猪。猪跟人一样，有各自的模样，有各自的脾气秉性，有各自的智慧。我们那儿的猪平时放敞，四处野跑，有时还要花大量时间来找它，村里家家如此，到了饭点，唤猪的声音四处响起，我甚至能分辨那些猪跑的声音，哪种脚步声是哪家的猪。到四川以后，我发现四川的猪长得跟我们北方不一样，个头小，粉白粉白的，浑身是肉。但我不喜欢。因为它们天天在圈里，没有一点自己的个性。这就让我怀念起邻居家那头聪明透顶的猪来。有次跟几位文友聚会，不知谁提起猪，不善于讲话的我，竟然一讲就收不住嘴，讲的都是邻居家那头猪怎样抢食偷食，怎样跟人斗心眼，怎样的霸气。于是，他们惊呼，赶紧写成小说啊，就把讲的这些写出来，成了。
在创作过程中，许多鲜活的场景迎面扑来，加上期间展开的想象，以至于我总不满意，感觉文字没有到达我想到达的地方。于是，放了很长时间再来重读，修改，使其更具有广泛性、复杂性。但愿，我呈现出了想要呈现的。
《啃春》写于2012年，是我目前为止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没有隔夜。当时投给顾建平老师，后转给宗永平老师留用。用如今的经验来看，这篇小说仍有需要修缮的地方，但我没有过于惊动它。就像要留下这些生猛的痕迹，给自己以激励。有时候，生猛在一篇小说中，是优点还是缺点，也难以言说。
这几年投过诸多作品给十月杂志社的编辑老师，老师对作品的严格要求，给了我许多思考和历练的空间，心存感激！
对于写作的人，会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对于我来说，写得越久，这个问题越没有答案，就像人要吃饭一样平常。如果一定要找个答案，那么则是小说可以带我去远方。
·评 介·
20世纪70年代乡村的孩子，没有玩具，我们玩的是大地上生存的动植物、大地本身、天空中的活物。爬树、采花、挖野菜、钻柴垛；捏泥人、捡石子、扔沙包；撵鸡鸭、逗猫狗、骑猪；捉麻雀、追燕子、学大雁和老鹰。
简单的一块花手帕，便能引起一场欢乐的奔跑。
2008年写小说以来，大部分作品关乎记忆，家乡是我书写重地。在书写过程中，我常置身其中，看到记忆复活，鲜艳夺目，但更多时候，记忆被重塑。我喜欢在小说里重返家乡又改写家乡的感觉，好像我有某种特异功能，能穿越并改写历史，建立自己的王国，再把这王国呈现，里面有诸多我创造出的人和事，与记忆里的人和事交织共生。那着实是一番盛况。由此，便来到这幽深多元的宽阔之地，神秘，无边无际，让我到达更远的地方。我想，大多数骨子里热爱文学创作的人，都难以抵抗这种深度愉悦带来的诱惑，心中会有这样一个远方，没有最远，只有更远。相比小时候，这同样是一场接一场的欢乐奔跑，奔向没有到过的地方，用经验创造一个世界。
我喜欢做饭，从做饭引申，讲到小说，我认为每篇小说都有块面引子。
《末日黄花》这个中篇，我写了许多遍，也改了许多遍，到后来与最初的表达已完全不同。每次重写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造成这也想要那也想要，但难以兼顾，直到最后，大刀阔斧砍了那些貌似繁盛却掩盖主体的枝丫，去掉那些轰轰烈烈，才清晰起来。而那些砍掉的，并没有失去用途，可以继续做面引子，成就其他小说。
脸红是这篇小说的面引子。
小时候，我很容易脸红，不大喜欢与人说话。并不怕什么，内心深处反而有种超脱的自信。但我终究是怕的，这种怕可以称之为敏感。比如担心给对方带来不适，那是内心深处的不忍。后来我把脸红带进城里，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抑制。渐渐我开始讨厌这张脸，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想让自己变得老道。于是，我常常故作深沉，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让自己的眼神变得凌厉。装终归是装，一戳就破。那是在西北嘉峪关打工的时候，老板娘和她的几个儿子看着我笑，不需要别的，他们只需要盯着我看一会儿，我的脸就唰一下红了。继而引来他们更强烈的笑声。他们把我当自家人一样看待，笑是善意的，眼里也装着疼爱。并且，为了缓解我的难为情，大肆夸赞我的脸红有多么美，完全不像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孩子。当时我偷偷去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脸，上面涂满了青春。羞涩，是青春的一种。多年以后，结婚成家生子，经历女人所经历的，做母亲女儿妻子等多重角色，一转眼，岁月就转了好几个圈。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不经意看见宽大橱窗中的自己，吓了一跳。那是种从头到脚的凌乱，我所说的凌乱并不是衣衫不整，不修边幅，而是再怎样修饰也难掩的肆意。我猛然想起当年的脸红，竟是那么让人心动。之后也尝试过，然而想让自己的脸再红一下，是多么的困难。那是春的羞涩，那是从乡村到城市，也可以说从少年到中年，遗失了的美好。
小说，总是要有所触动。
于是，我写了《末日黄花》。至于发好的面，做成包子还是馒头，或者烙饼，这就交给小说本身了。
再看如今，时代飞奔，极难看见脸红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脸红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羞涩，只能成为一种情怀，用来缅怀了。这样说着，似乎又一篇小说的面引子有了。
《豁口内外》是与猪有关的故事。
家里喂猪，为预防别家的猪来偷食，是需要看着喂的，母亲总是抓着谁喊谁，四个孩子中，常常抓到我。看猪实在是件漫长而无聊的活，猪嘛，磨磨蹭蹭，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似的，顿顿福要享尽，才不管别人。所以，我的童年时代，跟猪度过许多时光，以至于我实在搞不懂，猪何以吃得那样香，而产生强烈的吃猪食的念头。实际上，我确实干了这种傻事。关于想吃猪食我写了另一篇小说《滚冰》，把想吃猪食的人写成一名害口的孕妇，后来改名叫《睫毛之上》。
继续说猪。猪跟人一样，有各自的模样，有各自的脾气秉性，有各自的智慧。我们那儿的猪平时放敞，四处野跑，有时还要花大量时间来找它，村里家家如此，到了饭点，唤猪的声音四处响起，我甚至能分辨那些猪跑的声音，哪种脚步声是哪家的猪。到四川以后，我发现四川的猪长得跟我们北方不一样，个头小，粉白粉白的，浑身是肉。但我不喜欢。因为它们天天在圈里，没有一点自己的个性。这就让我怀念起邻居家那头聪明透顶的猪来。有次跟几位文友聚会，不知谁提起猪，不善于讲话的我，竟然一讲就收不住嘴，讲的都是邻居家那头猪怎样抢食偷食，怎样跟人斗心眼，怎样的霸气。于是，他们惊呼，赶紧写成小说啊，就把讲的这些写出来，成了。
在创作过程中，许多鲜活的场景迎面扑来，加上期间展开的想象，以至于我总不满意，感觉文字没有到达我想到达的地方。于是，放了很长时间再来重读，修改，使其更具有广泛性、复杂性。但愿，我呈现出了想要呈现的。
《啃春》写于2012年，是我目前为止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没有隔夜。当时投给顾建平老师，后转给宗永平老师留用。用如今的经验来看，这篇小说仍有需要修缮的地方，但我没有过于惊动它。就像要留下这些生猛的痕迹，给自己以激励。有时候，生猛在一篇小说中，是优点还是缺点，也难以言说。
这几年投过诸多作品给十月杂志社的编辑老师，老师对作品的严格要求，给了我许多思考和历练的空间，心存感激！
对于写作的人，会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对于我来说，写得越久，这个问题越没有答案，就像人要吃饭一样平常。如果一定要找个答案，那么则是小说可以带我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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