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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医生家的普通一天，由于游子的归来而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这也是令达尔文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晚餐之后，父亲头一次兴致勃勃地跟自己谈起今后的打算；而且，父亲行前曾要求他回来后做牧师的那档子事，此时也只字不提了！达尔文坦诚地告诉父亲：虽然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尚未深思熟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想投身科学事业，终生从事博物学研究。达尔文医生听罢，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深情地对爱子说：我再也不会勉强你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了，科学研究是高尚的事业，我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的。有了父亲的这句话，达尔文深知：自己此生不必为谋生而屈就任何工作，可以尽情地去干自己喜欢的事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终生衣食无忧，故无需投身职场、受工作的羁绊。当然，他们也不必考虑求职和升迁，没有绩效考核的压力，更不要看老板的脸色；也无需申请研究经费，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题等等，他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因此，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喜欢的科研活动而乐在其中。这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对此简直要羡慕死了。
達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以及经济独立的承诺，无异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刻不容缓需要做的，是如何迅速跻身于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精英行列。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洛（J. S. Henslow）先生。亨斯洛先生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的植物学教授，也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良师益友。剑桥大学原本是以培养神职人员著称的，但恰巧在达尔文入学前，学校里涌现出一批具有广泛自然科学背景的年轻教授。亨斯洛教授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百科全书型的学者，一度还曾担任过矿物学教授。他在剑桥乃至伦敦科学界的人脉很广。酷爱博物学的达尔文很快受到了亨斯洛教授的赏识，并被邀请参加在亨斯洛教授家中定期举行的周五晚间学术聚会。之后，通过亨斯洛教授，达尔文在剑桥读书时，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学者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由于达尔文在校期间，与亨斯洛教授过往甚密，他被同学们戏称为“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而5年前，正是亨斯洛教授举荐他参加小猎犬号的环球科考。
不仅如此，在达尔文随小猎犬号环球科考的5年间，亨斯洛教授留守剑桥，志愿做达尔文的“业务代理”和“事业经纪人”。由于达尔文是自费参加科考，因此他采集的大量动植物、化石及岩石珍稀标本，都属于他的私人藏品。即令在今天，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材料”科学，谁占有“材料”，谁才可能做与其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才可能掌握话语权。达尔文把他采集的标本沿途陆续托运回剑桥，都是亨斯洛教授代为接收、开箱、分类保管，并提前与伦敦的有关专家、学者联系，事先为达尔文牵线搭桥寻找合作者。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频繁给亨斯洛教授写信，分享自己有趣的见闻与科学发现；而亨斯洛教授不仅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与同行们分享，而且及时整理并发表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通过这些方法和途径，亨斯洛教授希望，尽管达尔文身在千万里之外，他的名字却被国内的学术精英们熟知。事实也是如此，达尔文在返英之前，即为英国地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们所知，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与其合作研究这些重要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是亨斯洛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
达尔文在给菲茨罗伊舰长写完前文提及的那封致歉信之后，紧接着便给亨斯洛教授写了一封短信，知会他自己已经回到家中，希望及早与他见面，向他当面请教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达尔文在家中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的一周，便赶往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洛教授，连舅舅家都还没来得及去拜访——他这分明是争分夺秒的节奏啊！他必须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来的珍贵科学标本，以及聆听亨斯洛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达尔文在亨斯洛教授家里住了四天，除了向亨斯洛夫妇汇报5年的科考经历之外，亨斯洛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下身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并发展友情，争取迅速跻身伦敦学术界，在那里谋求职业发展。眼下当务之急是去伦敦集中处理动植物标本，因为那里有大的博物馆可以接受和妥善处理保存这些标本，而且各方面的专家也都集中在伦敦，他们可以对这些标本做初步鉴定以及分类描述。而矿物岩石标本则可留在剑桥——剑桥大学有足够的地质学教授帮忙，亨斯洛教授本人也是矿物学家。
达尔文在剑桥道别了亨斯洛夫妇之后，便径直赶往伦敦。小猎犬号此时尚未靠岸，他抓紧这一间隙，每天乘坐四轮马车，马不停蹄地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并拜访学术界各路“大神”。达尔文的名声及其标本的“诱惑”，使那些通常矜持甚至高傲的机构和专家们，放下了身段接待达尔文；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各取所需”、承诺研究达尔文带回的标本。其中，“英皇学院”动物学教授贝尔（T. Bell）“认领”了爬行类和甲虫类标本，大英博物馆的沃特豪斯（G. Waterhouse）将研究哺乳类以及部分昆虫标本，布罗德力普（W. Broderip）先生将研究贝类，著名鸟类专家古尔德（J. Gould）将研究鸟类，詹宁斯（L. Jenyns）将研究鱼类，哺乳动物化石则由解剖学家欧文（R. Owen）教授担纲研究……这些研究者们都是各领域的“大咖”，实乃“一时之选”。至此，达尔文带回的标本基本上都有了着落。一周后，小猎犬号到港，达尔文卸下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又匆匆赶往舅舅韦奇伍德家，去拜望曾鼎力支持过自己的舅舅，以及众多表姐和表兄弟们。
达尔文打小起，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贵客之一，这可能与他母亲的早逝不无关系。他8岁丧母，除父亲和兄弟姐妹之外，舅舅一家是达尔文最亲的亲人了，舅舅家“麦尔”（Maer）也是他的第二个家。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达尔文饶有兴趣地耐心回答她们的问题，并且问道：“你们读过我分批寄回的日记吧？”大表姐莎拉说：“当然！我们都争相拜读过。尤其是艾玛读得最入迷，每次到了她手中，就很难再要回来。”一边说着一边还对着小妹做了个鬼脸，弄得艾玛面若桃花，羞涩地低下了头。艾玛是大他一岁的小表姐，自幼与他青梅竹马，至今依然待字闺中。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那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终生衣食无忧，故无需投身职场、受工作的羁绊。当然，他们也不必考虑求职和升迁，没有绩效考核的压力，更不要看老板的脸色；也无需申请研究经费，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题等等，他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因此，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喜欢的科研活动而乐在其中。这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对此简直要羡慕死了。
達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以及经济独立的承诺，无异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刻不容缓需要做的，是如何迅速跻身于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精英行列。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洛（J. S. Henslow）先生。亨斯洛先生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的植物学教授，也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良师益友。剑桥大学原本是以培养神职人员著称的，但恰巧在达尔文入学前，学校里涌现出一批具有广泛自然科学背景的年轻教授。亨斯洛教授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百科全书型的学者，一度还曾担任过矿物学教授。他在剑桥乃至伦敦科学界的人脉很广。酷爱博物学的达尔文很快受到了亨斯洛教授的赏识，并被邀请参加在亨斯洛教授家中定期举行的周五晚间学术聚会。之后，通过亨斯洛教授，达尔文在剑桥读书时，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学者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由于达尔文在校期间，与亨斯洛教授过往甚密，他被同学们戏称为“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而5年前，正是亨斯洛教授举荐他参加小猎犬号的环球科考。
不仅如此，在达尔文随小猎犬号环球科考的5年间，亨斯洛教授留守剑桥，志愿做达尔文的“业务代理”和“事业经纪人”。由于达尔文是自费参加科考，因此他采集的大量动植物、化石及岩石珍稀标本，都属于他的私人藏品。即令在今天，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材料”科学，谁占有“材料”，谁才可能做与其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才可能掌握话语权。达尔文把他采集的标本沿途陆续托运回剑桥，都是亨斯洛教授代为接收、开箱、分类保管，并提前与伦敦的有关专家、学者联系，事先为达尔文牵线搭桥寻找合作者。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频繁给亨斯洛教授写信，分享自己有趣的见闻与科学发现；而亨斯洛教授不仅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与同行们分享，而且及时整理并发表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通过这些方法和途径，亨斯洛教授希望，尽管达尔文身在千万里之外，他的名字却被国内的学术精英们熟知。事实也是如此，达尔文在返英之前，即为英国地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们所知，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与其合作研究这些重要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是亨斯洛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
达尔文在给菲茨罗伊舰长写完前文提及的那封致歉信之后，紧接着便给亨斯洛教授写了一封短信，知会他自己已经回到家中，希望及早与他见面，向他当面请教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达尔文在家中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的一周，便赶往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洛教授，连舅舅家都还没来得及去拜访——他这分明是争分夺秒的节奏啊！他必须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来的珍贵科学标本，以及聆听亨斯洛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达尔文在亨斯洛教授家里住了四天，除了向亨斯洛夫妇汇报5年的科考经历之外，亨斯洛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下身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并发展友情，争取迅速跻身伦敦学术界，在那里谋求职业发展。眼下当务之急是去伦敦集中处理动植物标本，因为那里有大的博物馆可以接受和妥善处理保存这些标本，而且各方面的专家也都集中在伦敦，他们可以对这些标本做初步鉴定以及分类描述。而矿物岩石标本则可留在剑桥——剑桥大学有足够的地质学教授帮忙，亨斯洛教授本人也是矿物学家。
达尔文在剑桥道别了亨斯洛夫妇之后，便径直赶往伦敦。小猎犬号此时尚未靠岸，他抓紧这一间隙，每天乘坐四轮马车，马不停蹄地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并拜访学术界各路“大神”。达尔文的名声及其标本的“诱惑”，使那些通常矜持甚至高傲的机构和专家们，放下了身段接待达尔文；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各取所需”、承诺研究达尔文带回的标本。其中，“英皇学院”动物学教授贝尔（T. Bell）“认领”了爬行类和甲虫类标本，大英博物馆的沃特豪斯（G. Waterhouse）将研究哺乳类以及部分昆虫标本，布罗德力普（W. Broderip）先生将研究贝类，著名鸟类专家古尔德（J. Gould）将研究鸟类，詹宁斯（L. Jenyns）将研究鱼类，哺乳动物化石则由解剖学家欧文（R. Owen）教授担纲研究……这些研究者们都是各领域的“大咖”，实乃“一时之选”。至此，达尔文带回的标本基本上都有了着落。一周后，小猎犬号到港，达尔文卸下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又匆匆赶往舅舅韦奇伍德家，去拜望曾鼎力支持过自己的舅舅，以及众多表姐和表兄弟们。
达尔文打小起，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贵客之一，这可能与他母亲的早逝不无关系。他8岁丧母，除父亲和兄弟姐妹之外，舅舅一家是达尔文最亲的亲人了，舅舅家“麦尔”（Maer）也是他的第二个家。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达尔文饶有兴趣地耐心回答她们的问题，并且问道：“你们读过我分批寄回的日记吧？”大表姐莎拉说：“当然！我们都争相拜读过。尤其是艾玛读得最入迷，每次到了她手中，就很难再要回来。”一边说着一边还对着小妹做了个鬼脸，弄得艾玛面若桃花，羞涩地低下了头。艾玛是大他一岁的小表姐，自幼与他青梅竹马，至今依然待字闺中。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那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