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制度范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已成为研究的主流，而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演进，制度研究就不应当仅仅研究个体均衡的结果，还应当研究制度的演化过程。根据中国经济转型各阶段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学术界把中国经济转型分为经济体制转型和后转型[1]两阶段，本文用趋势分析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对后转型研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同时对后转型内涵进行界定。
【关键词】后转型；趋势分析；逻辑分析
1.转型研究的趋势性分析
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呈现以下两个趋势：
（1）经济转型内涵的界定已经上升到制度变迁层面，由单纯的经济体制转型扩展到不仅包含经济体制转型，还涵盖制度、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转型。
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通过市场化操作来实现经济发展，而忽略所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是转型的核心，把政治因素作为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而萨克斯则将经济转型界定为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将政治转型强调到极致，认为转型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其一部分；科尔奈从多维度的视角认为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政治转型、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等多方面；随着制度范式研究的流行，青木昌彦探索性地运用博弈论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经济转型过程，这样，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就达到制度范式研究的高度。
（2）经济转型的研究已经由静态地研究转型约束条件和特征向动态地研究转型过程上转移，政府体制转型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早期的研究大都在静态层面上从所有制、分配方式、转型路径等方面论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绩效与问题，并且对中国双轨制的改革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稍后的何晓星用历史学的时代概念、辅以经济学的定量方法，论证随着十五大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市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2]但对接下来的政治体制转型尚未论述；前沿的杨小凯等人不仅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进行分析，也开始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宪政改革等上层建筑转型展开分析。[3]由此可知，国内已开始了宪政改革层面的政府体制转型研究。
本文趋从用制度范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演进，制度研究就应当不仅仅研究个体均衡的结果，还应当研究制度的演化过程--制度变迁。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精要有二：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暗含的逻辑是经济转型要求政治转型相配合；二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暗含的逻辑是在经济转型中，上层建筑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将中国经济转型分为经济体制转型和后转型两部分。
2.后转型起因的逻辑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国家经济能否走繁荣富强之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个“市场扩展性政府”，而这个“市场扩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制定市场的产权规则与交易规则；保证规则及合约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新世纪以来的政府腐败和高层犯罪问题很多就在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使得部分人士通过金钱操纵政府权力成为可能，从而化公权力为他们犯罪所用。[4]其实质就在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而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换仍然十分缓慢。
追根溯源，问题就在于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奥尔森所谓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所应具备的政府职能尚未明确，不少政府往往会以公众授权的方式，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后再通过政府权力转让给少数人，该部分人士完全通过政府权力进行敛财。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从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思考，这就是后转型期的主要内容。
经典的解释政府腐败行为的理论就是政府寻租理论。
寻租是为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非生产性活动。将“寻租”运用到产权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是巴泽尔，他认为，任何商品属性都是多维的，对每一属性的权利都清晰界定的努力成本高得至于无法去界定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未被界定的资产落入公共领域，这部分落入公共领域的财产就形成“租”，人们花费精力和资源对“租”的追求就称为“寻租”，寻租活动带给某些官员的利益所得即为灰色收入。[5]
我国双轨制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使得一段时间内市场价格机制和行政权力机制扭结在一起，共同支配着社会资源在各经济体间的配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同一商品，国家计划内定价和市场调节定价并存，国企可以计划内定价购买规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它规定量外的生产资料需要按市场调节价购买，同样，国企能够以市场调节价销售规定量外的产品，低廉的计划内价格和随行就市的市场价存在价格差，掌握分配调拨权力的官员非法把应该以计划内价格配置的资源倒卖到市场上以市场调节价出售，获得“租金”，资源调拨批文便成为倒卖许可证，政府官员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泛滥。
美国经济学家安·克鲁格1974年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采用计算租金总额占GNP比例的方法计算了当时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此比例值分别为7.3%和15%。仿效克鲁格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出中国1988年和1992年此比例值分别高达40%[6]和32.3%。这意味着每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的收入，而没有真正合理地配置到那些可以使该资源产生高效益的人手中。改变这些弊端，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施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精简机构，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同时，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后转型改革迫在眉睫。
3.后转型内涵的界定
经济体制转型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转变，包括所有制转型、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和市场体系的构建。时间区间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十五大上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
随着1997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套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需要对上层建筑作相应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从经济体制转型开始的向上层建筑转型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学术界提出“后转型”这一概念来概括与经济体制转型相配合的上层建筑转型。
在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后转型解决“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市场经济和如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的问题。主要针对经济体制转型之外的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如国企产权改革问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等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入和谐社会概念等标志着后转型的正式开始。
根据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和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毛入学率要达到15%标准，而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的微动、教学方式的多样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也是后转型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白永秀，吴振磊.“后转型”的说法在2008年年初被学者提出，详见：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8（1）.
[2]何晓星.中国已属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证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1）.
[3]杰雷夫·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J].经济学季刊.2003（4）.
[4]易宪容.生活中的智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8.
[5]景维民，孙景宇.转型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275-277.
[6]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5）.
【关键词】后转型；趋势分析；逻辑分析
1.转型研究的趋势性分析
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呈现以下两个趋势：
（1）经济转型内涵的界定已经上升到制度变迁层面，由单纯的经济体制转型扩展到不仅包含经济体制转型，还涵盖制度、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转型。
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通过市场化操作来实现经济发展，而忽略所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是转型的核心，把政治因素作为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而萨克斯则将经济转型界定为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将政治转型强调到极致，认为转型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其一部分；科尔奈从多维度的视角认为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政治转型、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等多方面；随着制度范式研究的流行，青木昌彦探索性地运用博弈论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经济转型过程，这样，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就达到制度范式研究的高度。
（2）经济转型的研究已经由静态地研究转型约束条件和特征向动态地研究转型过程上转移，政府体制转型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早期的研究大都在静态层面上从所有制、分配方式、转型路径等方面论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绩效与问题，并且对中国双轨制的改革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稍后的何晓星用历史学的时代概念、辅以经济学的定量方法，论证随着十五大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市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2]但对接下来的政治体制转型尚未论述；前沿的杨小凯等人不仅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进行分析，也开始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宪政改革等上层建筑转型展开分析。[3]由此可知，国内已开始了宪政改革层面的政府体制转型研究。
本文趋从用制度范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演进，制度研究就应当不仅仅研究个体均衡的结果，还应当研究制度的演化过程--制度变迁。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精要有二：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暗含的逻辑是经济转型要求政治转型相配合；二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暗含的逻辑是在经济转型中，上层建筑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将中国经济转型分为经济体制转型和后转型两部分。
2.后转型起因的逻辑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国家经济能否走繁荣富强之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个“市场扩展性政府”，而这个“市场扩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制定市场的产权规则与交易规则；保证规则及合约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新世纪以来的政府腐败和高层犯罪问题很多就在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使得部分人士通过金钱操纵政府权力成为可能，从而化公权力为他们犯罪所用。[4]其实质就在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而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换仍然十分缓慢。
追根溯源，问题就在于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奥尔森所谓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所应具备的政府职能尚未明确，不少政府往往会以公众授权的方式，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后再通过政府权力转让给少数人，该部分人士完全通过政府权力进行敛财。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从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思考，这就是后转型期的主要内容。
经典的解释政府腐败行为的理论就是政府寻租理论。
寻租是为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非生产性活动。将“寻租”运用到产权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是巴泽尔，他认为，任何商品属性都是多维的，对每一属性的权利都清晰界定的努力成本高得至于无法去界定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未被界定的资产落入公共领域，这部分落入公共领域的财产就形成“租”，人们花费精力和资源对“租”的追求就称为“寻租”，寻租活动带给某些官员的利益所得即为灰色收入。[5]
我国双轨制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使得一段时间内市场价格机制和行政权力机制扭结在一起，共同支配着社会资源在各经济体间的配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同一商品，国家计划内定价和市场调节定价并存，国企可以计划内定价购买规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它规定量外的生产资料需要按市场调节价购买，同样，国企能够以市场调节价销售规定量外的产品，低廉的计划内价格和随行就市的市场价存在价格差，掌握分配调拨权力的官员非法把应该以计划内价格配置的资源倒卖到市场上以市场调节价出售，获得“租金”，资源调拨批文便成为倒卖许可证，政府官员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泛滥。
美国经济学家安·克鲁格1974年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采用计算租金总额占GNP比例的方法计算了当时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此比例值分别为7.3%和15%。仿效克鲁格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出中国1988年和1992年此比例值分别高达40%[6]和32.3%。这意味着每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的收入，而没有真正合理地配置到那些可以使该资源产生高效益的人手中。改变这些弊端，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施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精简机构，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同时，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后转型改革迫在眉睫。
3.后转型内涵的界定
经济体制转型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转变，包括所有制转型、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和市场体系的构建。时间区间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十五大上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
随着1997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套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需要对上层建筑作相应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从经济体制转型开始的向上层建筑转型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学术界提出“后转型”这一概念来概括与经济体制转型相配合的上层建筑转型。
在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后转型解决“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市场经济和如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的问题。主要针对经济体制转型之外的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如国企产权改革问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等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入和谐社会概念等标志着后转型的正式开始。
根据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和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毛入学率要达到15%标准，而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的微动、教学方式的多样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也是后转型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白永秀，吴振磊.“后转型”的说法在2008年年初被学者提出，详见：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8（1）.
[2]何晓星.中国已属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证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1）.
[3]杰雷夫·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J].经济学季刊.2003（4）.
[4]易宪容.生活中的智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8.
[5]景维民，孙景宇.转型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275-277.
[6]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