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经一度，我们的科幻文学被归入儿童文学之列，它承担着科学普及的工作。这也难怪，那时候全国上下早已掀起“学科学、爱科学”，“向科学进军”的热潮，通过文学进行科普教育，也是为了满足特定时代人们对于科学的渴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依然活跃着一个叫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组织，将多数科幻作家集结在此。
从郑文光等新中国第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价值取向。现在看来，《征服月亮的人们》《从地球到火星》《飞向人马座》等作品的未来想象，其实洋溢着儿童的天真、原始的激情与昂扬的乐观主义。然而很快，科幻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少儿化的科普功能，而向更为宽广的“现实感”与“文学性”靠拢。仍然以郑文光的创作变化为例。他此后有关“剖析人生，反映社会”以及“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其实有效颠覆了中国科幻“科普论”创作的一统化局势，某种程度上令其成功地从“少儿科普化”格局中突围而出。此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顺势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科幻小说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这也标志着人们对科幻价值的认识，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
尽管在郑文光那里，所谓“科幻现实主义”，其实仅仅只是科学的奇思妙想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简单融合，但在总体上，还是顽强显示了科幻小说超越“科普”，切入现实生活的雄心。现在看来，《星星营》《蚩尤洞》《怪兽》《猴王乌呼鲁》《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刚刚过去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此，“造反派”“劳改队”“牛棚”等关键字眼不时出没在科幻丛林里，表达着某种难能可贵的时代情绪。似乎也是自此以后，“科幻”加“文革”的方法成为颇为流行的小说套路，以至于当人们兴致勃勃地翻开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时，恍然发现叶文洁的故事如此似曾相识。
以“伤痕”叙事作为科幻文学的现实表征，在获得短暂的辉煌之后便迅速衰落了。作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此后的科幻文学亦在寻找新的切入现实的契机。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其实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思考。在此之中，华丽的想象与奇异的技术景观都不再重要。《赡养人类》并不是刘慈欣最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阔气魄和悲壮情怀来说，《赡养人类》的缺点还是极为明显的，但后者却是刘慈欣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终产者”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于“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将剩下的人撵出了星球。二十多亿外星穷人来到地球，不得不成为殖民者，他们一夜之间清空了澳洲大陆的一切生灵，用作地球人的圈养场。在这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现实的关怀是其教育垄断与贫富分化问题。
“科坛老将”王晋康的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替天行道》是一篇包含着现实关怀的科幻小说，也是少数可以与现实形成互文式阅读的科幻小说之一。作者的忧虑在于，在这资本全球化时代，种子的过度商业化势必带来某种恶果。多年以后，当我们得知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全球9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时，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作为“警世小说”的《替天行道》所提出的问题。韩松地铁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品《地铁惊变》，描写了一辆奔驰而无法停下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从而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描摹。小说在诡谲而华丽的想象力中，表达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本体安全的终极恐惧。在地铁这个有着末日启示录意义的虚幻时空里，无缘由的异象和偏执的奇观，似乎契合着高速发展中走向快车道的当代中国的隐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称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而韩松本人也被看作“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
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者这里，比如郝景芳的那部《北京折叠》中，故事背后整个社会严重不公的残酷现实更是跃然纸上。然而，对于科幻文学来说，现实性的强调固然可喜，但对现实的忧虑又似乎极易成为小说的俗套。全球冷战与核威慑，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技术理性的怀疑，以及世界范围内科幻小说向“纯文学”的靠拢，这固然为我们今天如此严肃地谈论科幻小说提供了可能，但也使得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便从乐观的科学主义者蜕变为忧心忡忡的人文主义者。
今天的我们似乎陷落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对于科技失控的忧虑，以及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之中，并为此差不多都染上了科技主义的“抑郁症”。因而今天的科幻文学，总体上的美学意味也是忧郁、焦虑，甚至是具有末日气息的。我们更多在意的是科学带来的警醒，而非理想主义的乐观想象。科幻早已丧失它天真的孩提时代的科普功能，我们的科幻文学作者与科学工作者也呈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用刘慈欣的话说，就是天真的思维方式、大无畏的童心、开拓进取的精神、对科学的积极态度渐行渐远，并且在向着把科学技术妖魔化、把未来黑暗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文学性的人文主义成为科幻文学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此之中，对于科学的怀疑、质询与反思成为流行。风靡全球的英国迷你剧《黑镜》已经播到了第四季，它对于“黑科技”的夸张想象依然乐此不疲。这样的时代，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想象“黑科技”反噬人类，早已成为流行的主题。
我们似乎总是怀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假想，即认为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便可以妥善解决。这种人文主义的庸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一言不合”便叫嚣着反现代、反科學，以求重返自然。在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里，我们会天然地站在“抒情诗”的一边，“抒情诗”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道义。而在台湾作家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他的长篇小说《零地点》以台湾核四电站泄漏为假想，以其可能的悲剧性后果编织故事，从而表达出核危机下对于科技与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在他这里，文明的害处与残忍在于，每个人都是“被文明豢养的怪物”，而以核电为标志的人类科技进步则被视为“文明的歧途”。《零地点》的最后，故事主人公执着地退回到了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自然状态，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文明”。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的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俗套，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
从郑文光等新中国第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价值取向。现在看来，《征服月亮的人们》《从地球到火星》《飞向人马座》等作品的未来想象，其实洋溢着儿童的天真、原始的激情与昂扬的乐观主义。然而很快，科幻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少儿化的科普功能，而向更为宽广的“现实感”与“文学性”靠拢。仍然以郑文光的创作变化为例。他此后有关“剖析人生，反映社会”以及“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其实有效颠覆了中国科幻“科普论”创作的一统化局势，某种程度上令其成功地从“少儿科普化”格局中突围而出。此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顺势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科幻小说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这也标志着人们对科幻价值的认识，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
尽管在郑文光那里，所谓“科幻现实主义”，其实仅仅只是科学的奇思妙想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简单融合，但在总体上，还是顽强显示了科幻小说超越“科普”，切入现实生活的雄心。现在看来，《星星营》《蚩尤洞》《怪兽》《猴王乌呼鲁》《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刚刚过去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此，“造反派”“劳改队”“牛棚”等关键字眼不时出没在科幻丛林里，表达着某种难能可贵的时代情绪。似乎也是自此以后，“科幻”加“文革”的方法成为颇为流行的小说套路，以至于当人们兴致勃勃地翻开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时，恍然发现叶文洁的故事如此似曾相识。
以“伤痕”叙事作为科幻文学的现实表征，在获得短暂的辉煌之后便迅速衰落了。作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此后的科幻文学亦在寻找新的切入现实的契机。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其实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思考。在此之中，华丽的想象与奇异的技术景观都不再重要。《赡养人类》并不是刘慈欣最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阔气魄和悲壮情怀来说，《赡养人类》的缺点还是极为明显的，但后者却是刘慈欣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终产者”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于“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将剩下的人撵出了星球。二十多亿外星穷人来到地球，不得不成为殖民者，他们一夜之间清空了澳洲大陆的一切生灵，用作地球人的圈养场。在这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现实的关怀是其教育垄断与贫富分化问题。
“科坛老将”王晋康的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替天行道》是一篇包含着现实关怀的科幻小说，也是少数可以与现实形成互文式阅读的科幻小说之一。作者的忧虑在于，在这资本全球化时代，种子的过度商业化势必带来某种恶果。多年以后，当我们得知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全球9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时，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作为“警世小说”的《替天行道》所提出的问题。韩松地铁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品《地铁惊变》，描写了一辆奔驰而无法停下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从而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描摹。小说在诡谲而华丽的想象力中，表达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本体安全的终极恐惧。在地铁这个有着末日启示录意义的虚幻时空里，无缘由的异象和偏执的奇观，似乎契合着高速发展中走向快车道的当代中国的隐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称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而韩松本人也被看作“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
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者这里，比如郝景芳的那部《北京折叠》中，故事背后整个社会严重不公的残酷现实更是跃然纸上。然而，对于科幻文学来说，现实性的强调固然可喜，但对现实的忧虑又似乎极易成为小说的俗套。全球冷战与核威慑，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技术理性的怀疑，以及世界范围内科幻小说向“纯文学”的靠拢，这固然为我们今天如此严肃地谈论科幻小说提供了可能，但也使得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便从乐观的科学主义者蜕变为忧心忡忡的人文主义者。
今天的我们似乎陷落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对于科技失控的忧虑，以及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之中，并为此差不多都染上了科技主义的“抑郁症”。因而今天的科幻文学，总体上的美学意味也是忧郁、焦虑，甚至是具有末日气息的。我们更多在意的是科学带来的警醒，而非理想主义的乐观想象。科幻早已丧失它天真的孩提时代的科普功能，我们的科幻文学作者与科学工作者也呈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用刘慈欣的话说，就是天真的思维方式、大无畏的童心、开拓进取的精神、对科学的积极态度渐行渐远，并且在向着把科学技术妖魔化、把未来黑暗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文学性的人文主义成为科幻文学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此之中，对于科学的怀疑、质询与反思成为流行。风靡全球的英国迷你剧《黑镜》已经播到了第四季，它对于“黑科技”的夸张想象依然乐此不疲。这样的时代，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想象“黑科技”反噬人类，早已成为流行的主题。
我们似乎总是怀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假想，即认为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便可以妥善解决。这种人文主义的庸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一言不合”便叫嚣着反现代、反科學，以求重返自然。在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里，我们会天然地站在“抒情诗”的一边，“抒情诗”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道义。而在台湾作家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他的长篇小说《零地点》以台湾核四电站泄漏为假想，以其可能的悲剧性后果编织故事，从而表达出核危机下对于科技与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在他这里，文明的害处与残忍在于，每个人都是“被文明豢养的怪物”，而以核电为标志的人类科技进步则被视为“文明的歧途”。《零地点》的最后，故事主人公执着地退回到了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自然状态，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文明”。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的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俗套，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