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精神困顿与生命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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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收录了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此文创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是苏轼黄州文学的精品,亦是其谪居生涯的精神结晶。全文虽仅85字,在苏氏小品文中短小罕见,但是其中寄寓的生命诉求却极为丰富。因为篇幅短小,文章书写,如叙事、描写、抒情皆点到即止,这无疑也增大了文章理解和课堂教学的难度。
  许多解读尝试将“闲人”作为理解文章主旨的切口,教材配套教参亦主张“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自谓‘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文章主旨的呈现依托于叙事、描写等环节,仅就情感抒发讨论文章主旨,极容易忽略情感生发的逻辑路线,进而误入歧途。具体到《记承天寺夜游》,文章主旨的探讨必须充分关注情感生发所依托的叙事、描写部分,由事及情、由景及情,顺着情感表达的内在逻辑,才能走进文章深处,走到苏轼内心。
  藻、荇:依形而定的人生境遇
  文本解读中,理解的破局往往发生在行文的奇崛处、意义的矛盾处。这些地方常有作者的有意为之,其问多文学生成的锤炼、意义的寓托、感情的灌注。《记承天寺夜游》中的“积水”“藻、荇”描写便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妙笔——苏轼化天上明月为地上积水空明,化眼前竹柏为水中交横藻、荇。就文章结构言,此笔前承夜游叙事,后引以景而起的夜游抒怀,有勾连之功;就写作逻辑言,赏明月观竹柏却不直写二物,而以积水藻、荇幻化,有激疑之用。至于这些勾连之功、激疑之用,则是以它们在文章中的具体意义可能为基础的。
  不过,教材对“藻、荇”的注释却过于简单——“均为水生植物”,这使得解读和教学都极易忽略“藻、荇”丰富的意义承载。《现代汉语词典》中“藻”一词释为:“泛指生长在水中的绿色植物,也包括某些水生的高等植物,如金鱼藻、狸藻等。”金鱼藻“茎长40~150厘米,平滑,具分枝……植株无根”,狸藻“长15~80厘米……几乎无根,茎细弱”。荇的文学形象可追溯至《诗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性植物。荇“一名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茎寸余,浮在水上。根在水底,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且不论苏轼所写的“藻、荇”是哪种,在这些描述中,藻、荇形象大致清晰——枝茎修长,浮于水上,易随波逐流,或漂泊不定。“软泥上的青荇舳油的在水底招摇”(徐志摩《再别康桥》)是藻、荇形象极为典型的文学展现。是夜明月无边,幻化到承天寺中庭,则是一面积水。积水为藻、荇交横之所,藻、荇乃积水推托之物,藻、荇非于水中不能尽显其形,欲显藻、荇之态则无水不可。苏轼化明月为空明积水,更多是为藻、荇铺陈的—个文学需要。在“积水”“藻、荇”二者关系中,藻、荇无疑是更核心的,更凝聚苏轼情绪的。
  王国维曾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再看幻化出藻、荇“景语”的苏轼所处的生命情境,他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才华卓著的大师,其于书、画、诗、词、文的造诣无不令人惊叹。苏轼在嘉祜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1岁。早早入仕,并不意味着仕途一帆风顺。因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苏轼多次自请或被迫外放杭州、密州、湖州、颍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后,更因“政敌”迫害而屡遭贬谪,甚至被贬到海南的儋州。苏轼一生,仅任职为官之地就有14处之多。苏轼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描摹自己宦海一生的心境:“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言辞之间,足见其身世之不测、心灵之凄苦。
  藻、荇景的世界与苏轼情的世界在此得以贯通,藻、荇由此具备了承载苏轼身心之苦的潜能。这也是他不惜大费周章,非于朗月晴空、森森竹柏的承天寺中庭,幻化出一片积水藻、荇的原因所在。在水中藻、荇身上,苏轼隐约看到了自己崎岖不堪又难以把握的生命际遇。他想极力把持,不愧初心而正道直行;但仕途暗涌的水势太过强大,以至于身不由己、无法自持,不得不在水势中如藻、荇般逐流漂泊。贬谪黄州的苏轼内心有如此情绪,但承天寺里并无真实的藻、荇交横,以承接这样的心绪。正如其《文说》所言:“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便随物赋形地化明月竹柏为积水藻、荇,以潜藏自己黄州谪居的人生境遇和是夜难以言说的精神困顿。
  竹柏:依性而定的生命寓托
  如果说藻、荇潜藏着苏轼黄州谪居的人生境遇和是夜难以言说的精神困顿,竹柏则隐含了他独特的生命寓托,也潜藏着他再一次的生命突围。至于苏轼在其中寄予了怎样的生命寓托,这与竹柏的形象承载力是息息相关的。
  教材未对“竹柏”作任何注释,这是个遗憾。事实上,文中的“竹柏”并非竹子与柏树两种植物,而是另一种我国常见的常绿乔木树种。它生长缓慢,因叶形似竹,枝叶疏密相问,经冬不凋;树干似柏,高大秀美而得名。其树高可达二十余米,树龄可达百年,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区域有广泛分布。这是其月夜之影与“藻、荇”相似的现实可能。由于竹柏的这些特征,它又被赋予了坚贞、不屈、孤傲等文化品格,如孙绰《司空庾冰碑》中“夫良玉以经焚不渝,故其贞可贵;竹柏以蒙霜保荣,故见殊列树”句、顏延之《阳给事诔》中“如彼竹柏,负雪怀霜”句、彭绍升《秋士先生墓志铭》中“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句,皆有如此取义。这为苏轼依竹柏之性潜藏生命寓托、写出心胸块垒,提供了文化可能。
  是夜同游的张怀民(名梦得,字僵俭),元丰六年贬官黄州,初时寓居承天寺。《记承天寺夜游》创作时,正是怀民初贬黄州之时。苏辙所作《黄州快哉亭记》有言:“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可见怀民与苏轼在同病相怜之余,又有如何勘破人生顺逆、得失、仕隐的共同问题需要面对。
  《记承天寺夜游》里苏轼正是要与怀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将承天寺的天上明月与挺拔竹柏化身积水空明和交横藻、荇,其间最大变化是当事者观察视角的转变——由对明月竹柏的仰视,变为对积水藻、荇的俯视。这样的俯视是苏轼对自己生命处境的一种审视。它让苏轼看清,无论“藻、荇”般的生命再如何无法自持、让人苦闷,人生都还有一种仰视的观察可能——它让“积水”显形为明月,“藻、荇”还原为“竹柏”。原来中庭的一切不过是月下幻影,仕途的凶险、贬谪的苦闷不过虚幻如月影,天上明月、寺中竹柏,才是真切。这样的真幻异位、心神彻悟由苏轼的观察视角转化得来。只有放下欲求的执念、贪恋,把物事看小,身心才能放大,放到恒久,如《赤壁赋》所言“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一般。此时,也才有了写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的底气。其实,每个夜晚都有月,夜空有月它便在天,夜空无月它悬在每个彻悟者的心间;世间处处皆有竹柏,见它之时它长在承天寺的庭院,不见它时它长在每个解脱者的生命深处。坦然豁达、傲然明亮地活着,这就是苏轼生命的突围。
  夜游发生在承天寺,这样的感悟诞生于承天寺,因为世俗的浊浪太盛,人心的贪执太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苏轼亦难免俗。他选在承天寺里,一座佛教寺院,一片清心寡欲之地,无非是让这次生命的突围更彻底些,更巩固些。当然,这次生命的突围是与怀民一起的,也是被贬初来的怀民急需的,是苏轼赠予他们二人的。文末那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不是对赋闲的牢骚埋怨,不是求之不得后的假悠闲、真清高,这样的人多;“闲人”是面对奸佞邪歹中伤、贬居黄州困顿、仕途梦想渺茫的蔑视与不在意,这样的心境更高妙、更难得,这样的人少。因此,苏轼希望“吾两人”能够如此:在困顿的人生里,不妨舍得,不妨放下,不妨解脱,毕竟生命的进程不止宦海一途,至少还有诗,还有山水。
  从“藻、荇”看出苏轼的精神困顿,从“竹柏”看出苏轼的生命突围,以此贯穿承天寺、张怀民、明月、积水,许多未明可以明确,许多未通可以畅达。希望这是一条走进苏轼内心、走进语文教学的门径,在读的角度让学生有新得,从教的层面使教学有新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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