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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以歌唱立身。在这以前，我没受过任何声乐训练，那我是怎么开始唱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都是邓丽君惹的祸。
我的演唱风格与邓丽君有天壤之别，但我可以这样说，至少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承认，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触动并解放了我们那个时代人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层茧壳包裹着。
正是从听邓丽君的歌开始，那种从内容到风格都以单一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音乐，也可以说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不可逆转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我曾和不少当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过，大家对此经历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刚进天津音乐学院那会儿正赶上举国性的“邓丽君热”，我们男生听得尤其凶猛，我则是凶中之凶。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就变得不可收拾。也算是一种时尚吧，但又与现在的赶时髦不同，那是一种带着点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现在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了。
为了听邓丽君的歌，我甚至还挨过一个处分。当时我弄了不少邓丽君的盒带，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仔细地上锁。有一次，不知怎么我忘了锁柜子，于是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反精神污染”运动来了，邓丽君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时代的政治特色，我不想去讨论对与错。让我气恼不休的是，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除了我，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男生，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拉我去喝酒。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总去玩。
当时，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从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的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成了名以后的眼光；客观点，应该说那是我正式开始歌唱生涯的起点。获奖前，你唱得再好，也是业余的；获奖后，路宽了，机会多了，形成良性循环，你才真正成名，慢慢就变成专业的歌手了。
不管怎么说，1986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前面的路还看不清，但是在经济上，我开始走出捉襟見肘的窘迫境地。上海声像公司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给了我1000块钱，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呵。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手在口袋里，钱掐在手里，到了家又数一遍。
3年后，我在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后回家，给了他们10000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妈也是认真地数啊，数啊，一张一张地数。我就在一旁打诨说：看看，假如当初你们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这钱就没有哇。
我妈根本不接话茬，埋头只顾数钱，数完一拍手，笑着说：还真是一万块哪！
邓丽君在我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有媒体问我：最喜欢港台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邓丽君。这次因为前不久在报上见过张惠妹说我的好话，一时想到投桃报李，就说：张惠妹。
没想到，我事后竟然长时间地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现在借此之便更正一下：我当然很喜欢张惠妹，她的歌也确实唱得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很可能永远都是邓丽君。
编辑 魏光
我的演唱风格与邓丽君有天壤之别，但我可以这样说，至少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承认，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触动并解放了我们那个时代人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层茧壳包裹着。
正是从听邓丽君的歌开始，那种从内容到风格都以单一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音乐，也可以说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不可逆转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我曾和不少当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过，大家对此经历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刚进天津音乐学院那会儿正赶上举国性的“邓丽君热”，我们男生听得尤其凶猛，我则是凶中之凶。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就变得不可收拾。也算是一种时尚吧，但又与现在的赶时髦不同，那是一种带着点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现在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了。
为了听邓丽君的歌，我甚至还挨过一个处分。当时我弄了不少邓丽君的盒带，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仔细地上锁。有一次，不知怎么我忘了锁柜子，于是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反精神污染”运动来了，邓丽君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时代的政治特色，我不想去讨论对与错。让我气恼不休的是，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除了我，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男生，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拉我去喝酒。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总去玩。
当时，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从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的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成了名以后的眼光；客观点，应该说那是我正式开始歌唱生涯的起点。获奖前，你唱得再好，也是业余的；获奖后，路宽了，机会多了，形成良性循环，你才真正成名，慢慢就变成专业的歌手了。
不管怎么说，1986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前面的路还看不清，但是在经济上，我开始走出捉襟見肘的窘迫境地。上海声像公司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给了我1000块钱，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呵。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手在口袋里，钱掐在手里，到了家又数一遍。
3年后，我在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后回家，给了他们10000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妈也是认真地数啊，数啊，一张一张地数。我就在一旁打诨说：看看，假如当初你们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这钱就没有哇。
我妈根本不接话茬，埋头只顾数钱，数完一拍手，笑着说：还真是一万块哪！
邓丽君在我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有媒体问我：最喜欢港台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邓丽君。这次因为前不久在报上见过张惠妹说我的好话，一时想到投桃报李，就说：张惠妹。
没想到，我事后竟然长时间地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现在借此之便更正一下：我当然很喜欢张惠妹，她的歌也确实唱得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很可能永远都是邓丽君。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