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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减少直接参与投资活动与企业的竞争，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监督机制并确保以市场主导的投资活动。
最近几个月，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涉及众多中长期大型投资项目计划。由于这些省市计划投资的金额几乎都超过万亿，被称为“地方版四万亿”。九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21个交通基建项目已批复上马，其中包括18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投资总规模预计超过8000亿。受此消息的提振，沪深股市一度大涨。然而，短暂的喜悦之后，市场的看法日趋谨慎。
首先，这些项目的绝大多数均属中长期投资，对中国经济短期走出谷底效果相对有限。其次，城市轨道交通基建方面的投资原本就是十二五的重头戏之一。发改委此次集中批复也许仅代表了政府正在加速这些项目，并非提高了原先设定的投资目标。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担忧。尽管经济增速下滑堪忧，但市场普遍预期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会重复2008年、2009年式的投资盛宴。在9月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总理阐明今年的财政支持措施不会超出年初制订的财政预算。在银行信贷方面，无论中央银行、监管当局还是银行，在对地方政府融资方面都非常谨慎。而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支柱的土地出让金，今年前八个月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因此，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在公共投资能力方面均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一轮的公共投资只会使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所带来的后遗症进一步恶化，并加重经济转型的负担。不过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中央版或地方版的四万亿、两万亿或一万亿，中国经济是否会持续下滑乃至出现硬着陆？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要避免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一个误区是简单地将鼓励投资和调整经济结构对立起来，认为鼓励投资就是回到以往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尽管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也正在努力将增长的侧重点引导到拉动内需、提升消费，但这并不表示投资已经不再重要。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受全球最终需求疲弱、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多种因素的影响，出口受压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误区是简单地把投资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划上等号。这一狭隘的理解是导致目前政策选择上面临两难的一个根源。因为加大公共投资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而这与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楼市调控有着直接冲突。要避免这一两难选择，关键是改革投资体系，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而言，政府应该真正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投资。民间资本的进入首先在短期能减轻地方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压力，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其次，这可以避免资金配置的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型国企，以及公共投资中出现的低效、浪费和滋生腐败等问题。一个更市场化的环境有利于提升行业的竞争力和投资者的回报，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完善。
近期浙江和广东省政府在这方面的动作特别值得关注。众所周知，这两个省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民间资本市场。8月23日，浙江省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方案，推介了441个项目，涉及资金超过一万亿，并且积极争取该省丰富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能源等领域。9月3日和9月6日，广东省政府也发布了182个重大建设项目，面向民间资本市场招标，总投资额超过5000亿元。
这一举措印证了“危”和“机”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不是经济下滑的压力和地方资金的窘境，开放民间资本投资恐怕仍会只停留在书面上。而要真正完成这一转变，关键是政府必须减少直接参与投资活动与企业的竞争，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监督机制并确保以市场主导的投资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应稳步推进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恢复企业利润增长，使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摩根大通经济学家
最近几个月，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涉及众多中长期大型投资项目计划。由于这些省市计划投资的金额几乎都超过万亿，被称为“地方版四万亿”。九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21个交通基建项目已批复上马，其中包括18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投资总规模预计超过8000亿。受此消息的提振，沪深股市一度大涨。然而，短暂的喜悦之后，市场的看法日趋谨慎。
首先，这些项目的绝大多数均属中长期投资，对中国经济短期走出谷底效果相对有限。其次，城市轨道交通基建方面的投资原本就是十二五的重头戏之一。发改委此次集中批复也许仅代表了政府正在加速这些项目，并非提高了原先设定的投资目标。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担忧。尽管经济增速下滑堪忧，但市场普遍预期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会重复2008年、2009年式的投资盛宴。在9月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总理阐明今年的财政支持措施不会超出年初制订的财政预算。在银行信贷方面，无论中央银行、监管当局还是银行，在对地方政府融资方面都非常谨慎。而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支柱的土地出让金，今年前八个月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因此，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在公共投资能力方面均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一轮的公共投资只会使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所带来的后遗症进一步恶化，并加重经济转型的负担。不过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中央版或地方版的四万亿、两万亿或一万亿，中国经济是否会持续下滑乃至出现硬着陆？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要避免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一个误区是简单地将鼓励投资和调整经济结构对立起来，认为鼓励投资就是回到以往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尽管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也正在努力将增长的侧重点引导到拉动内需、提升消费，但这并不表示投资已经不再重要。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受全球最终需求疲弱、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多种因素的影响，出口受压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误区是简单地把投资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划上等号。这一狭隘的理解是导致目前政策选择上面临两难的一个根源。因为加大公共投资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而这与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楼市调控有着直接冲突。要避免这一两难选择，关键是改革投资体系，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而言，政府应该真正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投资。民间资本的进入首先在短期能减轻地方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压力，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其次，这可以避免资金配置的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型国企，以及公共投资中出现的低效、浪费和滋生腐败等问题。一个更市场化的环境有利于提升行业的竞争力和投资者的回报，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完善。
近期浙江和广东省政府在这方面的动作特别值得关注。众所周知，这两个省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民间资本市场。8月23日，浙江省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方案，推介了441个项目，涉及资金超过一万亿，并且积极争取该省丰富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能源等领域。9月3日和9月6日，广东省政府也发布了182个重大建设项目，面向民间资本市场招标，总投资额超过5000亿元。
这一举措印证了“危”和“机”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不是经济下滑的压力和地方资金的窘境，开放民间资本投资恐怕仍会只停留在书面上。而要真正完成这一转变，关键是政府必须减少直接参与投资活动与企业的竞争，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监督机制并确保以市场主导的投资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应稳步推进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恢复企业利润增长，使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摩根大通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