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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专访任继愈的挚友、子女——
“我觉得，任先生的诗‘天风海浪任悠悠’，最能概括他的一生。”
2009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刘天寿对记者说。刘教授今年整80岁，他与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有着59年的深厚感情。
刘教授说：“任先生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是任先生的自家人”
刘天寿授教回忆起与任继愈夫妇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感慨万千。
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初期，全世界华侨华人都倍感振奋。1947年，18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刘天寿毅然辞别父母，只身一人回到中国，立志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1950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任继愈的夫人冯钟芸是他的班主任兼写作实习课老师。从此，他与任继愈夫妇结缘。
1951年，刘天寿得了很严重的肺病。当时这种病无药可治，医院不愿意接收。后来经过老师冯钟芸再三请求，医院也考虑到他是归侨，在国内举目无亲，勉强同意接诊了。
孤零零的他就这样在医院一躺就是8个月。这期间，刘天寿得到了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冯老师不但给他垫付了医药费用，还承担了护理的重担。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他竟然奇跡般地活过来了。
从此，刘天寿把任继愈、冯钟芸夫妇视作“恩师”，他们夫妇也把刘天寿当做“自己家里人”。每逢节假日，刘天寿都会被老师邀请到家里做客。
这样的交往一晃维持了59年。
刘天寿家常做“十香菜”，这是江苏民间过年时候才做的一种佳肴，工序十分繁杂，味道也很可口。任继愈先生很喜欢吃。刘天寿就每年都让老伴做几次，每次做出来，先给任继愈先生送去。直到任老去世前两个月，他还送了一次。
刘天寿的夫人余钟惠对记者说：“任继愈夫妇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导师，我们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商量。”
在刘教授的眼中，任继愈先生是一个平凡、普通但又特别伟大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用他刚毅的性格奋斗了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卓越的。”
作为一个大学者，任继愈先生热爱思考问题是出了名的。在他小时候，每当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时，他心里就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
这一点给刘天寿教授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教授喜欢球类运动，尤其喜欢打乒乓球，任先生也喜欢体育。乒乓球常常成为他们交流的话题。他曾经非常正式的建议刘天寿去研究写作一本书，名字他都想好了，叫“中国乒乓几十年”。
刘天寿教授对任继愈先生洞察社会的敏锐能力也大为折服。早在1996年，刘天寿受一家杂志主编之托向任继愈约稿。当时任先生在他的书稿“21世纪——一个文化交流的世纪”中就谈到，21世纪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的主题将是观念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刘天寿教授说，现在的发展趋势证实了他的观点。
任继愈先生一生关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就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刘天寿去任继愈先生家。任先生对他说，香港经济很发达，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缺少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他希望刘天寿牵头，动员各种力量去香港办一所大学。刘天寿曾经十分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但终因多种原因而夭折，成为刘天寿教授心中的一件憾事。
任先生在学术上鼓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从不以大师名望去强推自己的观点。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社会反响强烈。当时刘天寿上门请教任先生对于丹的观点有何看法，任先生没有表态，只是说：“诸子百家，大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讲，争鸣嘛!”刘天寿认为，于丹讲庄子时，太过于强调庄子个人心灵境界的开拓，有点太强调个人的价值观了。他问任先生：“把个人的内心看得太大了，是否妥当?”任先生还是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也快八十了，够成熟了，今后能做独立判断，不要总说请教。”
“我像对父亲一样对他”
著名女作家张曼菱与任继愈先生可谓“忘年神交”。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八年来，我就像看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看着他。”
张曼菱是《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等节目的总撰稿人，也是第一位上《时代》封面的中国女作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当时任继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身在队伍之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2001年，张曼菱为了记录西南联大的历史，开始逐个采访在世的联大老人。任继愈也是其中一位。一经长谈，任先生就喜欢上了这个性格率真、学识渊博的才女作家。“任先生说我的笔法有点野，他很喜欢，”张曼菱说，“他说‘你就野下去，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
张曼菱每次与任继愈先生聊天，都无拘无束，倍感轻松。而任先生也很乐意和她交流。她了解到，任继愈先生在那次长途“旅行”中，深刻地接触了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到中国农民的民族气节。尽管非常穷困，但即使是土匪，只要谈起抗日，也会同仇敌忾。尤其是云南农民的耿直不阿、舍生取义的性格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曼菱说，任老可能是在同为云南人的她身上找到了这些痕迹。
有一次，任先生打电话给她，点名要她帮助找一个云南籍保姆。“他喜欢云南人耿直倔强的性格，他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脾气’。”
任继愈也确曾领教过张曼菱的“民族脾气”。有一次，张曼菱来看望任先生，看到他喜欢喝绿茶。回到云南后，就买了一些给他寄了过来。但她没有想到，等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老爷子对她大发脾气，批评她说寄茶叶太多了。
张曼菱也很生气，回去就给任继愈写一封言辞激烈的回信表达不满。但她没有想到，再见面的时候，任先生不但再也不提茶叶的事，反而对她更加热情，从此再也没有对她发过脾气。
更让张曼菱感动的是，在去年西南联大7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任继愈先生将自己珍藏70年的两枚西南联大校徽送给了她。“我昨晚知道你要来。专门找出来送给你，你对西南联大有贡献。”任先生说。
张曼菱直到现在还在自问：“大家都知道这校徽是任先生生命的一部分，我承受得起吗?”
任继愈家可谓是北大世家。他和 夫人冯钟芸是北大教授，他的儿子任重、女儿任远都毕业于北大。任重如今任职于北大研究生院，而任远则在季羡林门下毕业后，在加拿大任教授，女承父业，传播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虽然出自名门，但是任继愈子女身上只有朴实率真之气，没有丝毫纨绔之风。
谈起父亲，他们不约而同的说，父亲从不要求他们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品质。这和他一生注重教育，秉承教育为塑造人的理念相符。
任继愈一生诚恳待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每次接受采访都要穿西服、打领带，与人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无论时间多长，他始终会挺直腰板，双脚合拢，双手置膝，保持十足的精气神。
他还十分重视历史。老人曾在给任远的信中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他还多次嘱咐正在读大学的孙子学习历史。“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在任远、任重看来，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人。他的责任心不仅仅体现在家里，更是在对别人和全社会。
虽然年逾九旬，任继愈先生仍然对自己的学生尽心尽责，他会一字一句去修改学生的论文和出版物，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历经15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本不是他的业内工作，但他始终对家人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负责。他就一定要做好。
为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尽管右眼已失明多年，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任老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坚持到国家图书馆去上班。
任远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父亲作为一个终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重新写作中国哲学史，把自己后半生的许多重要新观点都放到书里，但为了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至今也没有时间去写，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记者手记
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 郭高中
7月11日某时，刘天寿教授在看电视。屏幕字幕播报了任继愈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看到后禁不住大叫一声，随即打电话和任先生的儿子联系，确认了噩耗。
刘天寿这样总结他的恩师：“先生一生刚强，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学术界、教育界奋战了一生，硕果累累，光照人间；在与病魔战斗中也很坚毅，他在闭目中仍勇敢斗争着，谱写一曲永远不停的战歌，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勇士，一个大写的‘人’。”
只要一谈起任继愈、冯钟芸夫妇，刘天寿教授就会感慨万分。记者也为老一代人对真情珍重的精神感动。人人都曾做人弟子，也都有老师。但是能够尊重老师一辈子，直至到去世的人又有多少?
老一代人身上还有更多的珍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一辈子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现身事业，虽然身为大学者，待人谦逊热情，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样子。
就在去世前两个月，任先生还仍然坚持星期一、星期四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上班。每天仍然坚持四点起床，工作到晚上八点。
作家张曼菱不但和任继愈是“忘年神交”，和季羡林先生也非常熟悉。一次就在季先生住院期间，她到医院探视。她戴着一副大墨镜，一进门，就冲着季先生喊：“知道我是谁?”季先生淡淡地回答：“不就戴着墨镜!”
今年4月份，她再次去探望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已经无法睁眼看人。她趴在季先生耳边同样问“我是谁”，季先生说：“南国丽人!”
张曼菱对记者说：“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
“我觉得，任先生的诗‘天风海浪任悠悠’，最能概括他的一生。”
2009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刘天寿对记者说。刘教授今年整80岁，他与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有着59年的深厚感情。
刘教授说：“任先生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是任先生的自家人”
刘天寿授教回忆起与任继愈夫妇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感慨万千。
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初期，全世界华侨华人都倍感振奋。1947年，18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刘天寿毅然辞别父母，只身一人回到中国，立志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1950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任继愈的夫人冯钟芸是他的班主任兼写作实习课老师。从此，他与任继愈夫妇结缘。
1951年，刘天寿得了很严重的肺病。当时这种病无药可治，医院不愿意接收。后来经过老师冯钟芸再三请求，医院也考虑到他是归侨，在国内举目无亲，勉强同意接诊了。
孤零零的他就这样在医院一躺就是8个月。这期间，刘天寿得到了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冯老师不但给他垫付了医药费用，还承担了护理的重担。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他竟然奇跡般地活过来了。
从此，刘天寿把任继愈、冯钟芸夫妇视作“恩师”，他们夫妇也把刘天寿当做“自己家里人”。每逢节假日，刘天寿都会被老师邀请到家里做客。
这样的交往一晃维持了59年。
刘天寿家常做“十香菜”，这是江苏民间过年时候才做的一种佳肴，工序十分繁杂，味道也很可口。任继愈先生很喜欢吃。刘天寿就每年都让老伴做几次，每次做出来，先给任继愈先生送去。直到任老去世前两个月，他还送了一次。
刘天寿的夫人余钟惠对记者说：“任继愈夫妇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导师，我们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商量。”
在刘教授的眼中，任继愈先生是一个平凡、普通但又特别伟大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用他刚毅的性格奋斗了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卓越的。”
作为一个大学者，任继愈先生热爱思考问题是出了名的。在他小时候，每当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时，他心里就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
这一点给刘天寿教授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教授喜欢球类运动，尤其喜欢打乒乓球，任先生也喜欢体育。乒乓球常常成为他们交流的话题。他曾经非常正式的建议刘天寿去研究写作一本书，名字他都想好了，叫“中国乒乓几十年”。
刘天寿教授对任继愈先生洞察社会的敏锐能力也大为折服。早在1996年，刘天寿受一家杂志主编之托向任继愈约稿。当时任先生在他的书稿“21世纪——一个文化交流的世纪”中就谈到，21世纪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的主题将是观念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刘天寿教授说，现在的发展趋势证实了他的观点。
任继愈先生一生关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就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刘天寿去任继愈先生家。任先生对他说，香港经济很发达，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缺少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他希望刘天寿牵头，动员各种力量去香港办一所大学。刘天寿曾经十分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但终因多种原因而夭折，成为刘天寿教授心中的一件憾事。
任先生在学术上鼓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从不以大师名望去强推自己的观点。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社会反响强烈。当时刘天寿上门请教任先生对于丹的观点有何看法，任先生没有表态，只是说：“诸子百家，大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讲，争鸣嘛!”刘天寿认为，于丹讲庄子时，太过于强调庄子个人心灵境界的开拓，有点太强调个人的价值观了。他问任先生：“把个人的内心看得太大了，是否妥当?”任先生还是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也快八十了，够成熟了，今后能做独立判断，不要总说请教。”
“我像对父亲一样对他”
著名女作家张曼菱与任继愈先生可谓“忘年神交”。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八年来，我就像看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看着他。”
张曼菱是《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等节目的总撰稿人，也是第一位上《时代》封面的中国女作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当时任继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身在队伍之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2001年，张曼菱为了记录西南联大的历史，开始逐个采访在世的联大老人。任继愈也是其中一位。一经长谈，任先生就喜欢上了这个性格率真、学识渊博的才女作家。“任先生说我的笔法有点野，他很喜欢，”张曼菱说，“他说‘你就野下去，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
张曼菱每次与任继愈先生聊天，都无拘无束，倍感轻松。而任先生也很乐意和她交流。她了解到，任继愈先生在那次长途“旅行”中，深刻地接触了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到中国农民的民族气节。尽管非常穷困，但即使是土匪，只要谈起抗日，也会同仇敌忾。尤其是云南农民的耿直不阿、舍生取义的性格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曼菱说，任老可能是在同为云南人的她身上找到了这些痕迹。
有一次，任先生打电话给她，点名要她帮助找一个云南籍保姆。“他喜欢云南人耿直倔强的性格，他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脾气’。”
任继愈也确曾领教过张曼菱的“民族脾气”。有一次，张曼菱来看望任先生，看到他喜欢喝绿茶。回到云南后，就买了一些给他寄了过来。但她没有想到，等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老爷子对她大发脾气，批评她说寄茶叶太多了。
张曼菱也很生气，回去就给任继愈写一封言辞激烈的回信表达不满。但她没有想到，再见面的时候，任先生不但再也不提茶叶的事，反而对她更加热情，从此再也没有对她发过脾气。
更让张曼菱感动的是，在去年西南联大7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任继愈先生将自己珍藏70年的两枚西南联大校徽送给了她。“我昨晚知道你要来。专门找出来送给你，你对西南联大有贡献。”任先生说。
张曼菱直到现在还在自问：“大家都知道这校徽是任先生生命的一部分，我承受得起吗?”
任继愈家可谓是北大世家。他和 夫人冯钟芸是北大教授，他的儿子任重、女儿任远都毕业于北大。任重如今任职于北大研究生院，而任远则在季羡林门下毕业后，在加拿大任教授，女承父业，传播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虽然出自名门，但是任继愈子女身上只有朴实率真之气，没有丝毫纨绔之风。
谈起父亲，他们不约而同的说，父亲从不要求他们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品质。这和他一生注重教育，秉承教育为塑造人的理念相符。
任继愈一生诚恳待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每次接受采访都要穿西服、打领带，与人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无论时间多长，他始终会挺直腰板，双脚合拢，双手置膝，保持十足的精气神。
他还十分重视历史。老人曾在给任远的信中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他还多次嘱咐正在读大学的孙子学习历史。“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在任远、任重看来，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人。他的责任心不仅仅体现在家里，更是在对别人和全社会。
虽然年逾九旬，任继愈先生仍然对自己的学生尽心尽责，他会一字一句去修改学生的论文和出版物，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历经15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本不是他的业内工作，但他始终对家人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负责。他就一定要做好。
为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尽管右眼已失明多年，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任老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坚持到国家图书馆去上班。
任远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父亲作为一个终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重新写作中国哲学史，把自己后半生的许多重要新观点都放到书里，但为了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至今也没有时间去写，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记者手记
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 郭高中
7月11日某时，刘天寿教授在看电视。屏幕字幕播报了任继愈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看到后禁不住大叫一声，随即打电话和任先生的儿子联系，确认了噩耗。
刘天寿这样总结他的恩师：“先生一生刚强，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学术界、教育界奋战了一生，硕果累累，光照人间；在与病魔战斗中也很坚毅，他在闭目中仍勇敢斗争着，谱写一曲永远不停的战歌，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勇士，一个大写的‘人’。”
只要一谈起任继愈、冯钟芸夫妇，刘天寿教授就会感慨万分。记者也为老一代人对真情珍重的精神感动。人人都曾做人弟子，也都有老师。但是能够尊重老师一辈子，直至到去世的人又有多少?
老一代人身上还有更多的珍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一辈子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现身事业，虽然身为大学者，待人谦逊热情，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样子。
就在去世前两个月，任先生还仍然坚持星期一、星期四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上班。每天仍然坚持四点起床，工作到晚上八点。
作家张曼菱不但和任继愈是“忘年神交”，和季羡林先生也非常熟悉。一次就在季先生住院期间，她到医院探视。她戴着一副大墨镜，一进门，就冲着季先生喊：“知道我是谁?”季先生淡淡地回答：“不就戴着墨镜!”
今年4月份，她再次去探望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已经无法睁眼看人。她趴在季先生耳边同样问“我是谁”，季先生说：“南国丽人!”
张曼菱对记者说：“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