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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师，对时下教育教学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其意义和价值的核心在于大师之“大”。真正的大师，必拥有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仁爱谦和的为人坚守、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关键词： 大师之“大” 学识 仁爱 情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国度。每一时代在历史传承与文化创造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先秦两汉、魏晋唐宋至于现代，莫不如此。当下，经济发展、物质繁盛远胜过往，然而，文化教育领域的大师却相对少了。笔者细读周勇《大师的教书生活》、王开林《大师》等著，阅读李海默《大师何以诞生》，观看多部相关视频，再结合平日的思考，认为大师对时下教育教学风气的扭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其意义和价值的核心定位，正源自于大师之“大”。在笔者看来，大师之“大”在于：
一、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
大師，顾名思义，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因此，只有那种深切浸润在学术传统中，并能结合世道人心做新的发掘与变革，引领风气迁移，却又“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李海默语）在笔者看来，拥有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是成为大师的必备条件，当然这里浩博的学识并非初次涉猎、囫囵吞枣，而是沉潜浸润、融会贯通；固然这里深邃的思想也非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应是发乎己见、独立自由。诚然，浩博、深邃程度有深有浅，何以浩博？何以深邃？似乎难以界定，但既为大师，必不同常人。
陈寅恪，是笔者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大师。无论是梁启超、傅斯年，还是刘文典、吴宓在内的许许多多学界泰斗、国学大师都对其敬佩有加、赞叹不已。他们在极力推荐与保护的同时，也在向世人昭示一流的学人所应具备的特质。这一特质是他浩博的学识，被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于他深邃的思想，识力独到，每每讲课，总是发前人、今人、外国人乃至自己未发之语，并常常语出惊人、发聋振聩。听者虽坠五里云雾，但至少可以从他的讲课中学到一流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他的学生如蒋天枢、季羡林等人后来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大师。
陈寅恪在当时进入清华国学院之前是个无“名望”、无“博士学位”、无“著作”的三无学者，全靠梁启超等人的极力引荐。这让笔者想到了鲁迅、沈从文、齐白石等知识分子连中师文凭都没拿到，却受聘于大学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者。
陈寅恪无疑是无数学人学习的楷模。笔者在阅读思考之余，还记录下钱穆先生“每清晨必读经子艰难之书。夜晚后，始读史籍，中间上下午则读闲杂书”，并“开始写日记，逐日所读书皆记上，不许一日辍”；顾颉刚先生始终坚定的学术心灵与志向；傅斯年先生乐意扛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旗入于更广袤的学问之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的大师学识渊博因而个性卓然不群：童伯章讲荆轲刺秦，情境再现，带一卷好的大地图翻到底，远掷匕首于墙不落地，并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钱穆讲解古文旁征博引，他的“国语皆尽吴音”，但音吐明白，娓娓动人。有时还高声朗读，抑扬顿挫、余音绕梁；此外，梁任公与静安先生的背书，赵元任先生的表演都是基于艺高而人胆大的展现。
此外，刘文典、傅斯年、章太炎、黄季刚、辜鸿铭等人虽在外显的谦和方面做得还不够，但在学识思想层面，仍是响当当的国学大师。
二、仁爱谦和的为人坚守
儒家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而已矣”都是“仁”内涵的具体阐释。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王开林语）。上文中提及的傅斯年、刘文典、章太炎、黄季刚、辜鸿铭等人虽傲性十足、性格怪僻、出言不逊、很少买账，但笔者通过研读他们的作品，考证他们的事迹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仁爱之心，并且十分爱国，因此在面对世俗人事时，他们的爱恨情仇才会爆发得如此强烈。
相比之下，陈寅恪先生的仁爱谦和之心表现得更加纯粹，无论是对外还是向内，在诸多评价中，笔者认为吴宓先生的评价最为切中肯綮“学问渊博，识力独到……性气和爽，志行高洁”，如果不是这样，大师王国维去世后，当众人行“西方的鞠躬礼”，陈先生来了以后何以行“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如果此礼没有极尽表达陈先生内心的哀思与缅怀，在场的学生见了何以纷纷跟在陈先生的后面，重行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在双目失明后，又何以通过口述的方式坚持教学？难道他不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再从侧面看一个例子，如果不是这样，“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何以替他挨批斗？如果不是这样，事后，当有人问刘节替老师挨批斗有何感受时，刘教授何以答出：“能替老师挨批斗，我感到光荣”？上述种种，皆能让我们深刻领会到真正一流的“中国学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与情操。下面转周勇语：陈先生就是典型的“中国学人”，即使长期在欧美一流大学求学，但他在养成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言行举止依然洋溢着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仁义与温情。这，才是真正打动世人的情感要素。
谦和是真正的大师长期浸润在学术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品质，即谦虚和蔼，这是最自然的状态。曾有人考证，谦和的境界高于谦卑、谦恭与谦逊。德尔斐神谕宣示希腊说：苏格拉底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哲人。而苏格拉底自己的解释是：他本来和旁人一样无知，旁人强不知以为知，他却明白自己的确无知，他比旁人高一着，就全在这一点。近来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谈谦虚》：这种认识就是真正的谦虚。谦虚并非故意自贬身价，作客套应酬，像虚伪者所常表现的假面孔，它是起于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所已知的比起世间所可知的非常渺小，未知世界随着已知世界扩大，愈往前走发现天边愈远。他发现宇宙的无边无底，对之不能不起崇高雄伟之感，反观自己渺小，就不能不起谦虚之感。谦虚必起于自我渺小的意识，是对自己所不知所不能的高不可攀的东西的一种仰望。笔者认为，谦虚更多的是向内，自然而然表现为向外的与人相处心态很恰当的谦和。
真正的大师都是仁爱谦和的，并且始终坚守这种为人的操守。胡适的学问虽不如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罗家伦，但他仁爱谦和的行为却班班可考、深入人心；蔡元培、梅贻琦校长休休有容、待人至诚，其理想的大师形象至今刻在学人们的心中；正是因为坚守仁爱谦和，谢婉莹的一生才致力于人类爱的探索，才有了站在太阳下恪尽职守为新生看一个多小时行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仁爱谦和加之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哪一个时代得到这样的大师，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幸运。
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仁智双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真正的大师还应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如孔子、朱熹、顾炎武。
诚如冯友兰所言：“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他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和“兼容并包”，结合他为学校发展的奔波，为学生运动殚精竭虑及为了民主而在北大的七进七退。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以天下为己任情怀的大师。
此外，清华大学梅贻琦的教育观一以贯之，他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的一生，努力将清华大学提升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并使清华在爱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梅校长在多种场合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救国观与爱国观，“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今天的教师，读透梅校长的这段话，感受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从教的自豪感及责任感定会提升。
蒋梦麟、马寅初、罗家伦、傅斯年，这四位大学校长虽然不能与蔡元培、梅贻琦并驾齐驱，但他们对大学建设的贡献均有目共睹。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耿耿的坚毅之态、戚戚的悲悯之情、坦坦的处事之道，均让后生感怀不已、仰慕追思。
以上学者大师的事迹，散见于笔者阅读的典籍与笔录中。他们作为大学校长，始终以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大学的办学融入时代，对社会、民族、国家负责。他们心忧天下、心怀苍生，不计个人得失，以书生的情怀、知识分子的风骨献身大学教育。
如果说以上的大师大多是大学的校长的话，那么平民教育家赵叔愚、陈鹤琴、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以博大厚重的情怀给历史交出了出色的教育答卷。
面对一穷二白的中国，陶行知毅然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领域从市政转为教育。本可在国外享受优渥的生活，但他秉持着“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的爱国情怀，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于1927年到南京郊外的晓庄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的理想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最艰难的时代，陶先生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带领晓庄师范的师生，实践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朴素真理。2000年，陶先生回国三愿之一将晓庄师范创办为大学的愿望终得实现。2004年，笔者以高分报考晓庄学院，主要得益于陶先生的影响。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在大学四年求学期间，陶先生的精神时刻感染笔者，对笔者在做人、做事、做學问方面产生终生的影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可否认，那些拥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的先生，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我们这个时代呼唤大师。真正的大师必定拥有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同时坚守着仁爱谦和的为人品质，或隐于骨髓深处，或显于待人接物，还有着一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当然，大师也是人，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看其本质。今日的从教者，应当珍惜教学环境，发挥学人敦品励学、进德修业的主观能动性，以促成真正的大师，真正破解一系列教育教学难题。
参考文献：
[1]周勇.大师的教书生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开林.大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 大师之“大” 学识 仁爱 情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国度。每一时代在历史传承与文化创造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先秦两汉、魏晋唐宋至于现代，莫不如此。当下，经济发展、物质繁盛远胜过往，然而，文化教育领域的大师却相对少了。笔者细读周勇《大师的教书生活》、王开林《大师》等著，阅读李海默《大师何以诞生》，观看多部相关视频，再结合平日的思考，认为大师对时下教育教学风气的扭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其意义和价值的核心定位，正源自于大师之“大”。在笔者看来，大师之“大”在于：
一、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
大師，顾名思义，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因此，只有那种深切浸润在学术传统中，并能结合世道人心做新的发掘与变革，引领风气迁移，却又“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李海默语）在笔者看来，拥有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是成为大师的必备条件，当然这里浩博的学识并非初次涉猎、囫囵吞枣，而是沉潜浸润、融会贯通；固然这里深邃的思想也非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应是发乎己见、独立自由。诚然，浩博、深邃程度有深有浅，何以浩博？何以深邃？似乎难以界定，但既为大师，必不同常人。
陈寅恪，是笔者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大师。无论是梁启超、傅斯年，还是刘文典、吴宓在内的许许多多学界泰斗、国学大师都对其敬佩有加、赞叹不已。他们在极力推荐与保护的同时，也在向世人昭示一流的学人所应具备的特质。这一特质是他浩博的学识，被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于他深邃的思想，识力独到，每每讲课，总是发前人、今人、外国人乃至自己未发之语，并常常语出惊人、发聋振聩。听者虽坠五里云雾，但至少可以从他的讲课中学到一流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他的学生如蒋天枢、季羡林等人后来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大师。
陈寅恪在当时进入清华国学院之前是个无“名望”、无“博士学位”、无“著作”的三无学者，全靠梁启超等人的极力引荐。这让笔者想到了鲁迅、沈从文、齐白石等知识分子连中师文凭都没拿到，却受聘于大学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者。
陈寅恪无疑是无数学人学习的楷模。笔者在阅读思考之余，还记录下钱穆先生“每清晨必读经子艰难之书。夜晚后，始读史籍，中间上下午则读闲杂书”，并“开始写日记，逐日所读书皆记上，不许一日辍”；顾颉刚先生始终坚定的学术心灵与志向；傅斯年先生乐意扛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旗入于更广袤的学问之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的大师学识渊博因而个性卓然不群：童伯章讲荆轲刺秦，情境再现，带一卷好的大地图翻到底，远掷匕首于墙不落地，并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钱穆讲解古文旁征博引，他的“国语皆尽吴音”，但音吐明白，娓娓动人。有时还高声朗读，抑扬顿挫、余音绕梁；此外，梁任公与静安先生的背书，赵元任先生的表演都是基于艺高而人胆大的展现。
此外，刘文典、傅斯年、章太炎、黄季刚、辜鸿铭等人虽在外显的谦和方面做得还不够，但在学识思想层面，仍是响当当的国学大师。
二、仁爱谦和的为人坚守
儒家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而已矣”都是“仁”内涵的具体阐释。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王开林语）。上文中提及的傅斯年、刘文典、章太炎、黄季刚、辜鸿铭等人虽傲性十足、性格怪僻、出言不逊、很少买账，但笔者通过研读他们的作品，考证他们的事迹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仁爱之心，并且十分爱国，因此在面对世俗人事时，他们的爱恨情仇才会爆发得如此强烈。
相比之下，陈寅恪先生的仁爱谦和之心表现得更加纯粹，无论是对外还是向内，在诸多评价中，笔者认为吴宓先生的评价最为切中肯綮“学问渊博，识力独到……性气和爽，志行高洁”，如果不是这样，大师王国维去世后，当众人行“西方的鞠躬礼”，陈先生来了以后何以行“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如果此礼没有极尽表达陈先生内心的哀思与缅怀，在场的学生见了何以纷纷跟在陈先生的后面，重行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在双目失明后，又何以通过口述的方式坚持教学？难道他不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再从侧面看一个例子，如果不是这样，“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何以替他挨批斗？如果不是这样，事后，当有人问刘节替老师挨批斗有何感受时，刘教授何以答出：“能替老师挨批斗，我感到光荣”？上述种种，皆能让我们深刻领会到真正一流的“中国学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与情操。下面转周勇语：陈先生就是典型的“中国学人”，即使长期在欧美一流大学求学，但他在养成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言行举止依然洋溢着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仁义与温情。这，才是真正打动世人的情感要素。
谦和是真正的大师长期浸润在学术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品质，即谦虚和蔼，这是最自然的状态。曾有人考证，谦和的境界高于谦卑、谦恭与谦逊。德尔斐神谕宣示希腊说：苏格拉底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哲人。而苏格拉底自己的解释是：他本来和旁人一样无知，旁人强不知以为知，他却明白自己的确无知，他比旁人高一着，就全在这一点。近来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谈谦虚》：这种认识就是真正的谦虚。谦虚并非故意自贬身价，作客套应酬，像虚伪者所常表现的假面孔，它是起于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所已知的比起世间所可知的非常渺小，未知世界随着已知世界扩大，愈往前走发现天边愈远。他发现宇宙的无边无底，对之不能不起崇高雄伟之感，反观自己渺小，就不能不起谦虚之感。谦虚必起于自我渺小的意识，是对自己所不知所不能的高不可攀的东西的一种仰望。笔者认为，谦虚更多的是向内，自然而然表现为向外的与人相处心态很恰当的谦和。
真正的大师都是仁爱谦和的，并且始终坚守这种为人的操守。胡适的学问虽不如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罗家伦，但他仁爱谦和的行为却班班可考、深入人心；蔡元培、梅贻琦校长休休有容、待人至诚，其理想的大师形象至今刻在学人们的心中；正是因为坚守仁爱谦和，谢婉莹的一生才致力于人类爱的探索，才有了站在太阳下恪尽职守为新生看一个多小时行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仁爱谦和加之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哪一个时代得到这样的大师，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幸运。
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仁智双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真正的大师还应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如孔子、朱熹、顾炎武。
诚如冯友兰所言：“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他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和“兼容并包”，结合他为学校发展的奔波，为学生运动殚精竭虑及为了民主而在北大的七进七退。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以天下为己任情怀的大师。
此外，清华大学梅贻琦的教育观一以贯之，他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的一生，努力将清华大学提升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并使清华在爱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梅校长在多种场合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救国观与爱国观，“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今天的教师，读透梅校长的这段话，感受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从教的自豪感及责任感定会提升。
蒋梦麟、马寅初、罗家伦、傅斯年，这四位大学校长虽然不能与蔡元培、梅贻琦并驾齐驱，但他们对大学建设的贡献均有目共睹。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耿耿的坚毅之态、戚戚的悲悯之情、坦坦的处事之道，均让后生感怀不已、仰慕追思。
以上学者大师的事迹，散见于笔者阅读的典籍与笔录中。他们作为大学校长，始终以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大学的办学融入时代，对社会、民族、国家负责。他们心忧天下、心怀苍生，不计个人得失，以书生的情怀、知识分子的风骨献身大学教育。
如果说以上的大师大多是大学的校长的话，那么平民教育家赵叔愚、陈鹤琴、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以博大厚重的情怀给历史交出了出色的教育答卷。
面对一穷二白的中国，陶行知毅然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领域从市政转为教育。本可在国外享受优渥的生活，但他秉持着“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的爱国情怀，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于1927年到南京郊外的晓庄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的理想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最艰难的时代，陶先生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带领晓庄师范的师生，实践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朴素真理。2000年，陶先生回国三愿之一将晓庄师范创办为大学的愿望终得实现。2004年，笔者以高分报考晓庄学院，主要得益于陶先生的影响。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在大学四年求学期间，陶先生的精神时刻感染笔者，对笔者在做人、做事、做學问方面产生终生的影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可否认，那些拥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的先生，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我们这个时代呼唤大师。真正的大师必定拥有浩博深邃的学识思想，同时坚守着仁爱谦和的为人品质，或隐于骨髓深处，或显于待人接物，还有着一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当然，大师也是人，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看其本质。今日的从教者，应当珍惜教学环境，发挥学人敦品励学、进德修业的主观能动性，以促成真正的大师，真正破解一系列教育教学难题。
参考文献：
[1]周勇.大师的教书生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开林.大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