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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理据的研究如果从古希腊的“本质论”和“规定论”的论争算起，到本世纪，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这种理据研究基本是从属于哲学和我国传统训诂学的。“理据”一词大约在南北朝时出现。南朝齐僧岩《重与刘刺史书》中有“纡辱还诲，优旨仍降，徵庄援释，理据皎然”的句子。《南齐书·礼志上》：“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这两个“理据”都是“论据”、“道理之所在”的意思。{1}
目前“理据”一词已经成为语言学中一个专门的术语，语言理据学作为语言学领域一门独立学科正逐渐兴起。张永言、石安石、徐通锵、索振羽、王艾录、司富珍等学者都有过关于理据研究的文章。
199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引起了修辞学领域的关注。1995年王艾录《汉语理据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汉语理据语料积累及研究已初具规模。2001年王艾录、司富珍的《汉语的语词理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考察词语形成动因的专著。2002年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出版，此书对一些语言学界争论纷纭的问题，诸如“理据和内部形式的关系”、“语言的理据性和任意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同时它还具体深入地阐述了语言理据研究的相关理论、句法理据研究和语词理据研究等内容，介绍了关于语言理据研究的一些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术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语言理据主要研究的是语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那么它与同是研究语言起因的语源学有什么关系呢？语言理据研究经常涉及训诂学的内容，那么这二者又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就此进行详细阐述。
一、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
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第十章第一节对理据与语源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得出“语源与理据是互证互补的关系”，论述不够明确。实际上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有交叉，也有不同。
语言理据学和语源学都探求语词的音义来源。“词的语源，是一个词的音义来源，即一个具体的词音义最初结合的缘由；如果该词为名词，则指其所以得名的由来。”{2}如“凳”之所以称之为“凳”，而不称之为“椅”、“桌”，是因为“凳”是“登”的派生词。《释名》：“榻登，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凳以上床。” “理据是语言符号自身运动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的一切动因。”{3}语词理据就是探求语词发生发展的动因。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将词分为原生词、派生词和句段词三种。从结构上看，原生词和派生词是单纯词，句段词是合成词。单纯词的理据研究在于寻求最初词音和词义结合的动因，即“得名之由”。“芋”本来应该是“吁”，是惊叹之声。《说文解字》解释“芋”是“叶大实根”、“状如尊鸠”。饥饿的古人突然发现了这种植物，发出“吁吁”的惊叹声；以后再看见它时人们依然发出惊叹并相互转告。这样“吁”便逐渐成为这种植物的名称。后来为区别惊叹之声，把这种植物命名为“芋”。原生词“芋”的造词理据就是“惊叹之声”。又如人们依据“椅子”有靠背可以倚靠的特点将其命名为“倚”，后来又根据它的木制特点称之“椅”，与倚靠的“倚”相区别。派生词“椅”的造词理据是木制，且可倚靠。原生词和派生词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实际上也属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芋”、“吁”同源。“倚”、“椅”同源。
语源学除了研究单个语词的音义来源外，重点是研究词族的命名之由，也就是说系联同源词是语源学的重要任务。“词族的语源是研究整个词族的音义来源。”{4}把有同一音义来源的所有词全部系联汇集在一起，并分成若干词群，就构成了词族。如果把“凳”、“蹬（台阶）”、“镫（马鞍具）”等词系联成为一个词族，它们的语源就是“登”。“凳”，登以上床，“蹬”，登以上楼等高处，“镫”，登以上马。语言理据学中系联的成分较少，即便有系联的部分，那也只是探求语词来源的一种手段。同源词分音转式同源词和理据式同源词两种，语词理据主要探求的是理据式同源词的构词理据。而且语词理据研究的重点是句段词。例如“立春”又称为“打春”，造词理据源于古代县官在立春之日用红绿鞭子鞭打放在县衙门前的泥塑春牛，以示迎春的风俗。语源学对这类句段词音义结合缘由的研究较少。
广义语言理据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各级单位以及篇章、文字等各个层面。语言的子理据是广义理据中的某一层面的理据，如音位理据、语词理据、句法理据、语义理据、形态理据以及造字理据。”{5}也就是说，语言理据学不仅研究语词产生发展的动因，同时还研究音位、句法、语义、形态和造字的原因。句法理据的研究也是语言理据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例如：汉语“她嫁错了人。”翻译成英语“she has married the wrong guy.”英汉差别的理据在于强调的内容不同。汉语强调主语动作的错误，而英语则强调的是嫁这一动作宾语的错误。用“花白胡子”称老头、“红领巾”称少先队员，“花白胡子”、“红领巾”既是借代又是造词理据，这是修辞理据研究。造字理据与字源学的研究范围差不多。而语源学与字源学是不同的。形态理据是指从词的形态大致可以推测出词的意义；语义理据是探求从一个词义引申为另一词义的理据性。以上所论都不属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
可见，就研究范围而言，语源学与语言理据学在对单纯词的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方面有交叉之处，总体而言语言理据学的研究范围要比语源学大的多。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二者同中有异。
如果只是就单纯词而言，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相同之处。语言理据中的语词理据对单纯词的理据研究采用的是词源手段。王艾录、司富珍认为“原生词的理据探究是采用直接考证法，即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叫喊、摹声等自然得音着手，以所指的特征去说明能指被确定的因由（如‘虎’：摹虎吼叫之声）。派生词的理据研究则采用间接考证法，即依据‘音近义通’的原则，抓住派生孳乳的造词模式，说明同一义类中的新的能指所以被确定的因由（如‘桌’：卓也，桌比几高）。”{6}其中原生词的理据探究方法与语源学中对根词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方法几乎一模一样。任继昉认为语源学上探求根词产生的原因应该从“自然的发音”、“动情的感叹”、“音响的模拟”和“形态的模仿”四方面入手。{7}派生词的理据研究采用的则是语源学上传统的“音训法”。比如上文所说的“凳”的训释选用音近义通的“登”即用“音训法”寻找“凳”的造词理据。
即便对单纯词的探究，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也有不同之处。语源学中对单纯词探源时还从不同方面采用音系法、义系法、形沿法、音沿法、构拟法等多种方法，与语言理据学相比，语源学对单纯词的研究方法更多些。
而语言理据学在合成词理据研究方法上占有优势。王艾录、司富珍将合成词理据分为词内语文理据和词外文化理据两种。语文理据研究要先认识词中语素，通过语素义认识词的内部形式。例如“学者”一词中“学”有“学问、学术”义、“－者”表示“……的人”，“学者”即“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8}一般情况下语言理据学不研究诸如“－子”、“老－”之类没有实在词汇意义的词缀语素，这类语素理据的探究是属于语源学的。文化理据的研究“把语素义与词义挂钩、内部形式与词义挂钩，主要采用了文化溯源的探究方法。”{9}如“腊八粥”的文化理据是腊月初八吃的粥；“蟾宫（月亮）”的文化理据是古人认为月亮上有蟾蜍，所以用蟾宫代指月亮。这种合成词理据的研究方法与语源学的关系不大。近来一些学者也主张探求语源时要注重文化历史背景，这是语源研究的一大进步。
语源学对词的历史来源进行考察，这给词的理据研究提供了借鉴，有些语源研究本身就是对词的理据的探究。语言理据学尤其是语词理据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加深语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语源和理据是互补互证的关系”，语源学与语言理据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学科。
二、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
语言理据学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时经常会涉及训诂学的内容，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同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学科。
(一）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的区别
首先，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传统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狭义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10}。语言理据学研究的则是促动或激发语言符号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就语词而言，传统训诂学是以经学附庸身份出现的，是为解经而服务的，侧重词义、语义的阐述，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语言理据学则要追述、阐释语词形成发展的动因，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毛传》：“卬，我也。”读经时人们不知道“卬”为何义，毛亨将其解释为“我”，重在释义。“炒鱿鱼”是解雇的意思，语言理据学要研究为什么烹饪术语“炒鱿鱼”有了解雇的意思。鱿鱼煎炒时就会卷起来，这就像人离职时卷起铺盖一样。东南亚一些国家老板解雇职员时，通常先请职员吃炒鱿鱼之类的菜。所以“炒鱿鱼”就产生了解雇的意义。
其次，二者对语词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包括解释语义、分析句读、阐释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和分析篇章结构等，研究涉及现代的文字、音韵、词
汇、语法、修辞、文献、校勘、篇章等广泛的领域，只要是与经书有关的内容，训诂学都可以涉足，但以研究语词为重点。语言理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语言的各级单位、篇章以及文字各个层面，但目前对语言理据学的论述是以语词理据为主的。虽然训诂学和语言理据学都以研究语词为主，但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训诂学对语词的研究是以“字”为单位和起点的，从字出发计单位，偶尔也研究合成词各个结构之间的语义结构，即合成词的构词理据，但更侧重对单纯词的研究。相反，语言理据学则侧重对合成词的研究。
从历时角度看，训诂学涉及的是诸如“履”、“卬”、“长庚”等与经学有关的古代汉语语词，而语言理据学作为现代新兴学科是以诠释譬如“桌子”、“凳子”、“学者”、“炒鱿鱼”、“泰山”、“三只手”等现代词汇为主的（这并不等于说理据学不阐释古汉语词汇，只是相对而言以阐释现代汉语词汇为主）。
语言理据学中的句法理据与训诂学中对句法的研究也不同，它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汉语，将汉语与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对照，研究汉语语序、虚词、成句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杯子打了”和“The cup was broken”的对译差别理据在于汉语从受事出发，而英语从施事出发。修辞理据也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譬如“麦苗喝饱了水”、“红领巾”等。训诂学对句法和修辞等的研究脱离不了古籍，是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
(二）训诂学与语言理据学密不可分
首先，我国古代语言理据研究是从属于训诂学的，是训诂研究的一部分。黄侃先生说：“求训诂之次序有三：一为求证据，二为求本字，三为求语根……字之本义既明，又探求声义之由来，于是求语根之事尚焉。”这就是说训诂学中也有探求语源、探求语词音义结合缘由的理据研究的内容，理据研究精神贯穿于训诂实践之中。
王艾录、司富珍认为先秦时代对古书的注释已经注意到了句法中的认知理据。《春秋•僖公十六年》有“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的记载。《春秋公羊传》这样分析：“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这是对句法理据研究的较早记录。
汉唐以后训诂学家对合成词的解释大都渗透着语义结构和造词理据的精神。《诗•小雅•大东》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句子。毛亨《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朱熹《传》：“启明、长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入，故谓之长庚。”另外，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等也保存了大量的语言理据材料，汉代的《释名》更是解释名物来源、诠释命名理据的专著。
从语言理据研究的角度看，训诂学上的“右文说”是宋代学者对语词理据探求的新发展。宋代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通过音近义通的原理去揭示语词理据。《梦溪笔谈》卷十四：“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训诂大家在语言理据探究方面成就显著，他们为古代经、史、子、集作注时摆脱了文字形体的束缚，从音义结合上探究语词的理据。如《说文解字•皿部》：“血，祭所荐牲血也。”段注：“不言人血者，为其字从‘皿’，人血不可入于皿，故言‘祭所荐牲血’。然则人何以亦名血也？以物之名加之人。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因制‘血’字，而用之人。”这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字构形理据加以解释。同时章太炎的《文始》，刘师培的《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张思维的《语源蠡测》都是语言理据研究的重要资料。
我国古代语言理据研究无疑是从属于训诂学的，但现代语言理据研究是以合成词为主的，偏向于现代常用语词的研究，是与训诂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学科。
其次，语词的理据性是训诂学得以进行的基础，语言理据研究运用的是训诂手段。理据是一切语言符号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有了理据，语言才得以运转。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因声求义”、“以形索义”。之所以能够通过形和音求得义，就是由于音义之间和形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理据性。如果语言符号的音义、形义之间完全是任意的，什么联系也没有，那么训诂学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说语词的理据性是训诂得以进行的基础。“桌、卓”同源，所以它叫“桌”而不叫“椅”、“凳”。因为是木制，所以从木，而不从金、从水。
语言理据学探求语词理据要根据“音近义通”的原理，这种方法是传统的训诂方法中的“音训法（声训）”。语言理据学中无论对语文理据的研究还是对文化理据的考察，都脱离不了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范围。核证文献语言和考察古代社会也是传统的训诂方法，也就是说训诂学为语言理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语言理据学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学科。它与传统的语源学、训诂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源学和训诂学为语言理据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语言理据研究也必将为语源学和训诂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1}{3}{5}{6}{9}王艾录、司富珍《语言理据研究》2、2、2、167、245页
{2}{4}{7}任继昉《汉语语源学》1、2、67～8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1309页
{10}陆宗达《训诂简论》13页
(通讯地址：010022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100102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秘系）
目前“理据”一词已经成为语言学中一个专门的术语，语言理据学作为语言学领域一门独立学科正逐渐兴起。张永言、石安石、徐通锵、索振羽、王艾录、司富珍等学者都有过关于理据研究的文章。
199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引起了修辞学领域的关注。1995年王艾录《汉语理据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汉语理据语料积累及研究已初具规模。2001年王艾录、司富珍的《汉语的语词理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考察词语形成动因的专著。2002年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出版，此书对一些语言学界争论纷纭的问题，诸如“理据和内部形式的关系”、“语言的理据性和任意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同时它还具体深入地阐述了语言理据研究的相关理论、句法理据研究和语词理据研究等内容，介绍了关于语言理据研究的一些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术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语言理据主要研究的是语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那么它与同是研究语言起因的语源学有什么关系呢？语言理据研究经常涉及训诂学的内容，那么这二者又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就此进行详细阐述。
一、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
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第十章第一节对理据与语源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得出“语源与理据是互证互补的关系”，论述不够明确。实际上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有交叉，也有不同。
语言理据学和语源学都探求语词的音义来源。“词的语源，是一个词的音义来源，即一个具体的词音义最初结合的缘由；如果该词为名词，则指其所以得名的由来。”{2}如“凳”之所以称之为“凳”，而不称之为“椅”、“桌”，是因为“凳”是“登”的派生词。《释名》：“榻登，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凳以上床。” “理据是语言符号自身运动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的一切动因。”{3}语词理据就是探求语词发生发展的动因。王艾录、司富珍的《语言理据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将词分为原生词、派生词和句段词三种。从结构上看，原生词和派生词是单纯词，句段词是合成词。单纯词的理据研究在于寻求最初词音和词义结合的动因，即“得名之由”。“芋”本来应该是“吁”，是惊叹之声。《说文解字》解释“芋”是“叶大实根”、“状如尊鸠”。饥饿的古人突然发现了这种植物，发出“吁吁”的惊叹声；以后再看见它时人们依然发出惊叹并相互转告。这样“吁”便逐渐成为这种植物的名称。后来为区别惊叹之声，把这种植物命名为“芋”。原生词“芋”的造词理据就是“惊叹之声”。又如人们依据“椅子”有靠背可以倚靠的特点将其命名为“倚”，后来又根据它的木制特点称之“椅”，与倚靠的“倚”相区别。派生词“椅”的造词理据是木制，且可倚靠。原生词和派生词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实际上也属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芋”、“吁”同源。“倚”、“椅”同源。
语源学除了研究单个语词的音义来源外，重点是研究词族的命名之由，也就是说系联同源词是语源学的重要任务。“词族的语源是研究整个词族的音义来源。”{4}把有同一音义来源的所有词全部系联汇集在一起，并分成若干词群，就构成了词族。如果把“凳”、“蹬（台阶）”、“镫（马鞍具）”等词系联成为一个词族，它们的语源就是“登”。“凳”，登以上床，“蹬”，登以上楼等高处，“镫”，登以上马。语言理据学中系联的成分较少，即便有系联的部分，那也只是探求语词来源的一种手段。同源词分音转式同源词和理据式同源词两种，语词理据主要探求的是理据式同源词的构词理据。而且语词理据研究的重点是句段词。例如“立春”又称为“打春”，造词理据源于古代县官在立春之日用红绿鞭子鞭打放在县衙门前的泥塑春牛，以示迎春的风俗。语源学对这类句段词音义结合缘由的研究较少。
广义语言理据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各级单位以及篇章、文字等各个层面。语言的子理据是广义理据中的某一层面的理据，如音位理据、语词理据、句法理据、语义理据、形态理据以及造字理据。”{5}也就是说，语言理据学不仅研究语词产生发展的动因，同时还研究音位、句法、语义、形态和造字的原因。句法理据的研究也是语言理据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例如：汉语“她嫁错了人。”翻译成英语“she has married the wrong guy.”英汉差别的理据在于强调的内容不同。汉语强调主语动作的错误，而英语则强调的是嫁这一动作宾语的错误。用“花白胡子”称老头、“红领巾”称少先队员，“花白胡子”、“红领巾”既是借代又是造词理据，这是修辞理据研究。造字理据与字源学的研究范围差不多。而语源学与字源学是不同的。形态理据是指从词的形态大致可以推测出词的意义；语义理据是探求从一个词义引申为另一词义的理据性。以上所论都不属于语源学的研究范围。
可见，就研究范围而言，语源学与语言理据学在对单纯词的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方面有交叉之处，总体而言语言理据学的研究范围要比语源学大的多。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二者同中有异。
如果只是就单纯词而言，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相同之处。语言理据中的语词理据对单纯词的理据研究采用的是词源手段。王艾录、司富珍认为“原生词的理据探究是采用直接考证法，即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叫喊、摹声等自然得音着手，以所指的特征去说明能指被确定的因由（如‘虎’：摹虎吼叫之声）。派生词的理据研究则采用间接考证法，即依据‘音近义通’的原则，抓住派生孳乳的造词模式，说明同一义类中的新的能指所以被确定的因由（如‘桌’：卓也，桌比几高）。”{6}其中原生词的理据探究方法与语源学中对根词音义结合缘由的探究方法几乎一模一样。任继昉认为语源学上探求根词产生的原因应该从“自然的发音”、“动情的感叹”、“音响的模拟”和“形态的模仿”四方面入手。{7}派生词的理据研究采用的则是语源学上传统的“音训法”。比如上文所说的“凳”的训释选用音近义通的“登”即用“音训法”寻找“凳”的造词理据。
即便对单纯词的探究，语言理据学与语源学也有不同之处。语源学中对单纯词探源时还从不同方面采用音系法、义系法、形沿法、音沿法、构拟法等多种方法，与语言理据学相比，语源学对单纯词的研究方法更多些。
而语言理据学在合成词理据研究方法上占有优势。王艾录、司富珍将合成词理据分为词内语文理据和词外文化理据两种。语文理据研究要先认识词中语素，通过语素义认识词的内部形式。例如“学者”一词中“学”有“学问、学术”义、“－者”表示“……的人”，“学者”即“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8}一般情况下语言理据学不研究诸如“－子”、“老－”之类没有实在词汇意义的词缀语素，这类语素理据的探究是属于语源学的。文化理据的研究“把语素义与词义挂钩、内部形式与词义挂钩，主要采用了文化溯源的探究方法。”{9}如“腊八粥”的文化理据是腊月初八吃的粥；“蟾宫（月亮）”的文化理据是古人认为月亮上有蟾蜍，所以用蟾宫代指月亮。这种合成词理据的研究方法与语源学的关系不大。近来一些学者也主张探求语源时要注重文化历史背景，这是语源研究的一大进步。
语源学对词的历史来源进行考察，这给词的理据研究提供了借鉴，有些语源研究本身就是对词的理据的探究。语言理据学尤其是语词理据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加深语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语源和理据是互补互证的关系”，语源学与语言理据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学科。
二、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
语言理据学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时经常会涉及训诂学的内容，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同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学科。
(一）语言理据学与训诂学的区别
首先，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传统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狭义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10}。语言理据学研究的则是促动或激发语言符号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就语词而言，传统训诂学是以经学附庸身份出现的，是为解经而服务的，侧重词义、语义的阐述，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语言理据学则要追述、阐释语词形成发展的动因，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毛传》：“卬，我也。”读经时人们不知道“卬”为何义，毛亨将其解释为“我”，重在释义。“炒鱿鱼”是解雇的意思，语言理据学要研究为什么烹饪术语“炒鱿鱼”有了解雇的意思。鱿鱼煎炒时就会卷起来，这就像人离职时卷起铺盖一样。东南亚一些国家老板解雇职员时，通常先请职员吃炒鱿鱼之类的菜。所以“炒鱿鱼”就产生了解雇的意义。
其次，二者对语词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包括解释语义、分析句读、阐释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和分析篇章结构等，研究涉及现代的文字、音韵、词
汇、语法、修辞、文献、校勘、篇章等广泛的领域，只要是与经书有关的内容，训诂学都可以涉足，但以研究语词为重点。语言理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语言的各级单位、篇章以及文字各个层面，但目前对语言理据学的论述是以语词理据为主的。虽然训诂学和语言理据学都以研究语词为主，但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训诂学对语词的研究是以“字”为单位和起点的，从字出发计单位，偶尔也研究合成词各个结构之间的语义结构，即合成词的构词理据，但更侧重对单纯词的研究。相反，语言理据学则侧重对合成词的研究。
从历时角度看，训诂学涉及的是诸如“履”、“卬”、“长庚”等与经学有关的古代汉语语词，而语言理据学作为现代新兴学科是以诠释譬如“桌子”、“凳子”、“学者”、“炒鱿鱼”、“泰山”、“三只手”等现代词汇为主的（这并不等于说理据学不阐释古汉语词汇，只是相对而言以阐释现代汉语词汇为主）。
语言理据学中的句法理据与训诂学中对句法的研究也不同，它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汉语，将汉语与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对照，研究汉语语序、虚词、成句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杯子打了”和“The cup was broken”的对译差别理据在于汉语从受事出发，而英语从施事出发。修辞理据也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譬如“麦苗喝饱了水”、“红领巾”等。训诂学对句法和修辞等的研究脱离不了古籍，是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
(二）训诂学与语言理据学密不可分
首先，我国古代语言理据研究是从属于训诂学的，是训诂研究的一部分。黄侃先生说：“求训诂之次序有三：一为求证据，二为求本字，三为求语根……字之本义既明，又探求声义之由来，于是求语根之事尚焉。”这就是说训诂学中也有探求语源、探求语词音义结合缘由的理据研究的内容，理据研究精神贯穿于训诂实践之中。
王艾录、司富珍认为先秦时代对古书的注释已经注意到了句法中的认知理据。《春秋•僖公十六年》有“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的记载。《春秋公羊传》这样分析：“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这是对句法理据研究的较早记录。
汉唐以后训诂学家对合成词的解释大都渗透着语义结构和造词理据的精神。《诗•小雅•大东》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句子。毛亨《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朱熹《传》：“启明、长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入，故谓之长庚。”另外，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等也保存了大量的语言理据材料，汉代的《释名》更是解释名物来源、诠释命名理据的专著。
从语言理据研究的角度看，训诂学上的“右文说”是宋代学者对语词理据探求的新发展。宋代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通过音近义通的原理去揭示语词理据。《梦溪笔谈》卷十四：“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训诂大家在语言理据探究方面成就显著，他们为古代经、史、子、集作注时摆脱了文字形体的束缚，从音义结合上探究语词的理据。如《说文解字•皿部》：“血，祭所荐牲血也。”段注：“不言人血者，为其字从‘皿’，人血不可入于皿，故言‘祭所荐牲血’。然则人何以亦名血也？以物之名加之人。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因制‘血’字，而用之人。”这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字构形理据加以解释。同时章太炎的《文始》，刘师培的《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张思维的《语源蠡测》都是语言理据研究的重要资料。
我国古代语言理据研究无疑是从属于训诂学的，但现代语言理据研究是以合成词为主的，偏向于现代常用语词的研究，是与训诂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学科。
其次，语词的理据性是训诂学得以进行的基础，语言理据研究运用的是训诂手段。理据是一切语言符号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有了理据，语言才得以运转。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因声求义”、“以形索义”。之所以能够通过形和音求得义，就是由于音义之间和形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理据性。如果语言符号的音义、形义之间完全是任意的，什么联系也没有，那么训诂学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说语词的理据性是训诂得以进行的基础。“桌、卓”同源，所以它叫“桌”而不叫“椅”、“凳”。因为是木制，所以从木，而不从金、从水。
语言理据学探求语词理据要根据“音近义通”的原理，这种方法是传统的训诂方法中的“音训法（声训）”。语言理据学中无论对语文理据的研究还是对文化理据的考察，都脱离不了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范围。核证文献语言和考察古代社会也是传统的训诂方法，也就是说训诂学为语言理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语言理据学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学科。它与传统的语源学、训诂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源学和训诂学为语言理据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语言理据研究也必将为语源学和训诂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1}{3}{5}{6}{9}王艾录、司富珍《语言理据研究》2、2、2、167、245页
{2}{4}{7}任继昉《汉语语源学》1、2、67～8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1309页
{10}陆宗达《训诂简论》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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