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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 国家近现代美术中心学术研究展——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
展览时间： 2012年9月10日至2012年10月7日
主办单位： 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中国美术馆、英国阿什莫林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
“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学术研究展9月10日亮相中国美术馆。该展由图片、手稿、作品和视频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组成，记录了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著名美术史家苏立文的学术人生和重要贡献。
展览展出了一部分苏立文夫妇的绘画藏品，其中大多为中国艺术家所赠，齐白石、张大千、庞薰琹、吴作人、傅抱石、丁聪、吴冠中、李可染等中国美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回家”展出。这些作品同“苏立文收藏”与“苏立文研究”等主题相互衬映，提供了对20世纪中国美术一种新的“视读”。这是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展，而这些画作背后更是埋藏着一件件难忘的尘封旧事。
1940年，吴环从菲律宾留学回来支援中国抗日，有一天她拿着画家吕思柏刚刚送给她的一张速写回家，这张速写描绘了刚刚被日军轰炸的重庆街景。对于刚到成都不久的吴环，迷路是很经常的事情。她拦截了一辆运送药品的货车问司机路，司机说上车吧，我送你过去。这个司机就是苏立文。
苏立文生于加拿大，随国际红十字会到中国支持抗日。他刚刚用相机拍摄了重庆被日军轰炸的照片。
3年后，苏立文与吴环在成都结婚，吕思柏的这张速写成为他们第一件收藏品。
1943年至1946年，苏立文与吴环大部分时间都在成都居住。离他们住处不远，有位画家叫庞薰琹。他从法国留学回来，法语很好。苏立文懂一点点法语，庞薰琹懂一点点英语，两人心心相惜。只要有时间，苏立文就会抱着一本厚厚的法英字典，与庞薰琹一起聊历史，聊艺术。
战争期间物资非常紧张，庞薰琹虽然有教职但还是要与饥饿做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庞薰琹用仅有的颜料为吴环画了一幅肖像。因此，这张画颜色很薄，但每一笔都用得恰到好处。当时庞薰琹还有本关于塞尚的书，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着，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后来，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苏立文。
庞薰琹的水墨画很好。在那样一个年代，他画了一幅《家书》，送给苏立文。《家书》中的少妇眼神空洞地做着针线活。
“这样的眼神一定是充满了思念的感情。右手边的篮子里放着一封家书，家书上面是一个男士的烟斗，这封信或许就是她的兄长、父亲，或者丈夫给她的。”苏立文说。
通过庞薰琹，苏立文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如丁聪、吴作人。丁聪的父亲也是画家，所以苏立文一般称呼他为小丁。丁聪当时在西康省，包括现在的四川和西藏，为当时的少数民族画了很多画，如边境部落男子，属于勒勒族。
吴作人去过甘肃、青海和西昌，在苏立文家的长廊上，他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并把这个油画稿送给了苏立文。后来，他依据这张小稿画了一张大得多的油画，现在是中国美术馆的馆藏油画。
1946年，苏立文和吴环离开中国。中国的经历让他立志成为一个中国艺术史学家。他开始系统学习美术史，在欧洲和美国的艺术馆里搜索所有的中国文物，进行记录和整理。在苏格兰的一趟火车上，苏立文不幸丢失了在中国搜集到的所有素材，他很伤心，求救于他的好朋友庞薰琹。庞薰琹马上写信给国内的艺术家，让艺术家们给苏立文提供素材。我们不知道庞薰琹到底寄出了多少信，但从图片看，庞薰琹的信是印刷的，而信的背面，庞薰琹向苏立文述说了自己一家当时生活的艰难。
给苏立文提供素材的众多艺术家中包括与他从没有见过面的黄宾虹。苏立文后来想，当时的黄宾虹一定把他当成很重要的人，因为他送给苏立文两张非常不错的画，而事实上，当时的苏立文还只是学生，只是很多中国艺术家都认为，一个外国人这么专心地研究中国美术理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让苏立文特别感动的，还有英国文化参赞杰里佛.贺德立。贺德立在中国期间资助了很多艺术家。齐白石、李桦、傅抱石、林风眠等都和他有非常要好的关系，他也自然收藏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1960年，贺德立去世。大英博物馆从他的收藏中挑选走5件，其他都赠给苏立文夫妇，这让苏立文非常感动，因为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不认可20世纪的中国艺术，他只挑选了5幅古代美术作品，而苏立文感兴趣的，正是中国20世纪美术。
在这些遗赠中，就有林风眠送给贺德立的《小屋》。苏立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第一次见到林风眠。另外，这些藏品中还包括傅抱石、林风眠、溥心畬、齐白石、程颂万、丁雄泉、傅叔达、唐云等，还有黄永玉等在二战后创作的木刻作品。这次赠与，让苏立文夫妇的收藏增加了100多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苏立文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张大千那时就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有一次，张大千在卡梅尔的雷奇画廊做个展，《山月雪》就是参加这个展览的。吴环当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幅画，画廊老板说这张画很贵，如果张大千知道是吴环喜欢，一定会有很大的优惠。吴环让画廊老板千万不要告诉张大千她想买这张画。就在张大千离开卡梅尔回台北的时候，苏立文夫妇收到来自张大千的礼物，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山月雪》。
张大千与苏立文初相识时，张大千刚从敦煌临摹回到成都，苏立文夫妇还收藏了一件他临摹的原件。夫妇俩在成都拜访张大千时，苏立文发现他拥有一件私人黄包车——“我当时觉得，他可真有钱。”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相对封闭的时期，中国国内并不鼓励画家卖画，许多国画家只能拜托香港和西方的经纪人销售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期，苏黎世的查尔斯·德莱诺瓦茨（Charles Drenowatz）、卢加诺的弗朗科·凡诺蒂（Franco Vannotti）、布拉格的阿尔诺·胥勒（Arno Schüller）构建起他们的著名收藏。美国的收藏家们当时仍然受到严禁从共产中国进口的禁运限制。所以，苏立文夫妇在这个时期添置的收藏品非常少，除了花40英镑从伦敦沈夫人的画廊（Mrs. Shen’s gallery）买了一幅很好的李可染作品，而苏立文说沈夫人后来还一直想买回去。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幅颇受关注的手卷，上面记录了十几位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手迹。
1925年，徐志摩重返剑桥的时候，他的朋友、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凌叔华女士就托他带了这个手卷，当时还是空的。凌叔华请徐志摩的英国朋友们每人在手卷上画一段画或写上一小段话，“手卷左手边是英国评论家罗杰弗莱先生画的，右手边是张大千很久以后添加的。罗杰弗莱第一个发现了塞尚的才华，但是在这个手卷里，他保守地用墨画了这样一个画，或许是他觉得这样比较贴近中国艺术。闻一多画的是泰戈尔。泰戈尔当时刚访问北京，这个手卷的最后一幅画是丰子恺画的两个小朋友。有一次我们去凌叔华家中做客，他把这幅珍贵的手卷送给了我。”
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立文夫妇也回了一趟中国，但是那次，他们很多朋友都无法见到，其中就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他们在1968年双双被捕，没有任何审判和理由，就在监狱待了四年。1972年他们出狱。1973年苏立文见到他们，他们一起去西山，一起交谈。杨宪益回家打开一个尘封四年的柜子，在里面拿出一个卷轴，是一幅齐白石的山水。他们把这幅山水送给了苏立文夫妇。
20世纪90年代，夫妇俩到吴冠中家里做客，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摆放着三张画：一张油画，两张国画。吴冠中大方地对他们说：“你们挑两张。”苏立文选了油画《无锡太湖》和一张国画。
展览时间： 2012年9月10日至2012年10月7日
主办单位： 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中国美术馆、英国阿什莫林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
“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学术研究展9月10日亮相中国美术馆。该展由图片、手稿、作品和视频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组成，记录了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著名美术史家苏立文的学术人生和重要贡献。
展览展出了一部分苏立文夫妇的绘画藏品，其中大多为中国艺术家所赠，齐白石、张大千、庞薰琹、吴作人、傅抱石、丁聪、吴冠中、李可染等中国美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回家”展出。这些作品同“苏立文收藏”与“苏立文研究”等主题相互衬映，提供了对20世纪中国美术一种新的“视读”。这是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展，而这些画作背后更是埋藏着一件件难忘的尘封旧事。
1940年，吴环从菲律宾留学回来支援中国抗日，有一天她拿着画家吕思柏刚刚送给她的一张速写回家，这张速写描绘了刚刚被日军轰炸的重庆街景。对于刚到成都不久的吴环，迷路是很经常的事情。她拦截了一辆运送药品的货车问司机路，司机说上车吧，我送你过去。这个司机就是苏立文。
苏立文生于加拿大，随国际红十字会到中国支持抗日。他刚刚用相机拍摄了重庆被日军轰炸的照片。
3年后，苏立文与吴环在成都结婚，吕思柏的这张速写成为他们第一件收藏品。
1943年至1946年，苏立文与吴环大部分时间都在成都居住。离他们住处不远，有位画家叫庞薰琹。他从法国留学回来，法语很好。苏立文懂一点点法语，庞薰琹懂一点点英语，两人心心相惜。只要有时间，苏立文就会抱着一本厚厚的法英字典，与庞薰琹一起聊历史，聊艺术。
战争期间物资非常紧张，庞薰琹虽然有教职但还是要与饥饿做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庞薰琹用仅有的颜料为吴环画了一幅肖像。因此，这张画颜色很薄，但每一笔都用得恰到好处。当时庞薰琹还有本关于塞尚的书，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着，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后来，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苏立文。
庞薰琹的水墨画很好。在那样一个年代，他画了一幅《家书》，送给苏立文。《家书》中的少妇眼神空洞地做着针线活。
“这样的眼神一定是充满了思念的感情。右手边的篮子里放着一封家书，家书上面是一个男士的烟斗，这封信或许就是她的兄长、父亲，或者丈夫给她的。”苏立文说。
通过庞薰琹，苏立文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如丁聪、吴作人。丁聪的父亲也是画家，所以苏立文一般称呼他为小丁。丁聪当时在西康省，包括现在的四川和西藏，为当时的少数民族画了很多画，如边境部落男子，属于勒勒族。
吴作人去过甘肃、青海和西昌，在苏立文家的长廊上，他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并把这个油画稿送给了苏立文。后来，他依据这张小稿画了一张大得多的油画，现在是中国美术馆的馆藏油画。
1946年，苏立文和吴环离开中国。中国的经历让他立志成为一个中国艺术史学家。他开始系统学习美术史，在欧洲和美国的艺术馆里搜索所有的中国文物，进行记录和整理。在苏格兰的一趟火车上，苏立文不幸丢失了在中国搜集到的所有素材，他很伤心，求救于他的好朋友庞薰琹。庞薰琹马上写信给国内的艺术家，让艺术家们给苏立文提供素材。我们不知道庞薰琹到底寄出了多少信，但从图片看，庞薰琹的信是印刷的，而信的背面，庞薰琹向苏立文述说了自己一家当时生活的艰难。
给苏立文提供素材的众多艺术家中包括与他从没有见过面的黄宾虹。苏立文后来想，当时的黄宾虹一定把他当成很重要的人，因为他送给苏立文两张非常不错的画，而事实上，当时的苏立文还只是学生，只是很多中国艺术家都认为，一个外国人这么专心地研究中国美术理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让苏立文特别感动的，还有英国文化参赞杰里佛.贺德立。贺德立在中国期间资助了很多艺术家。齐白石、李桦、傅抱石、林风眠等都和他有非常要好的关系，他也自然收藏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1960年，贺德立去世。大英博物馆从他的收藏中挑选走5件，其他都赠给苏立文夫妇，这让苏立文非常感动，因为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不认可20世纪的中国艺术，他只挑选了5幅古代美术作品，而苏立文感兴趣的，正是中国20世纪美术。
在这些遗赠中，就有林风眠送给贺德立的《小屋》。苏立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第一次见到林风眠。另外，这些藏品中还包括傅抱石、林风眠、溥心畬、齐白石、程颂万、丁雄泉、傅叔达、唐云等，还有黄永玉等在二战后创作的木刻作品。这次赠与，让苏立文夫妇的收藏增加了100多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苏立文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张大千那时就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有一次，张大千在卡梅尔的雷奇画廊做个展，《山月雪》就是参加这个展览的。吴环当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幅画，画廊老板说这张画很贵，如果张大千知道是吴环喜欢，一定会有很大的优惠。吴环让画廊老板千万不要告诉张大千她想买这张画。就在张大千离开卡梅尔回台北的时候，苏立文夫妇收到来自张大千的礼物，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山月雪》。
张大千与苏立文初相识时，张大千刚从敦煌临摹回到成都，苏立文夫妇还收藏了一件他临摹的原件。夫妇俩在成都拜访张大千时，苏立文发现他拥有一件私人黄包车——“我当时觉得，他可真有钱。”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相对封闭的时期，中国国内并不鼓励画家卖画，许多国画家只能拜托香港和西方的经纪人销售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期，苏黎世的查尔斯·德莱诺瓦茨（Charles Drenowatz）、卢加诺的弗朗科·凡诺蒂（Franco Vannotti）、布拉格的阿尔诺·胥勒（Arno Schüller）构建起他们的著名收藏。美国的收藏家们当时仍然受到严禁从共产中国进口的禁运限制。所以，苏立文夫妇在这个时期添置的收藏品非常少，除了花40英镑从伦敦沈夫人的画廊（Mrs. Shen’s gallery）买了一幅很好的李可染作品，而苏立文说沈夫人后来还一直想买回去。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幅颇受关注的手卷，上面记录了十几位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手迹。
1925年，徐志摩重返剑桥的时候，他的朋友、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凌叔华女士就托他带了这个手卷，当时还是空的。凌叔华请徐志摩的英国朋友们每人在手卷上画一段画或写上一小段话，“手卷左手边是英国评论家罗杰弗莱先生画的，右手边是张大千很久以后添加的。罗杰弗莱第一个发现了塞尚的才华，但是在这个手卷里，他保守地用墨画了这样一个画，或许是他觉得这样比较贴近中国艺术。闻一多画的是泰戈尔。泰戈尔当时刚访问北京，这个手卷的最后一幅画是丰子恺画的两个小朋友。有一次我们去凌叔华家中做客，他把这幅珍贵的手卷送给了我。”
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立文夫妇也回了一趟中国，但是那次，他们很多朋友都无法见到，其中就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他们在1968年双双被捕，没有任何审判和理由，就在监狱待了四年。1972年他们出狱。1973年苏立文见到他们，他们一起去西山，一起交谈。杨宪益回家打开一个尘封四年的柜子，在里面拿出一个卷轴，是一幅齐白石的山水。他们把这幅山水送给了苏立文夫妇。
20世纪90年代，夫妇俩到吴冠中家里做客，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摆放着三张画：一张油画，两张国画。吴冠中大方地对他们说：“你们挑两张。”苏立文选了油画《无锡太湖》和一张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