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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幸福”这种人们心底最美好的状态却被隆隆的经济车轮辗过，逐渐褪去它的本色，“幸福”开始成为人们心理消耗的奢侈品。相应的，“压力”如同“头脑风暴”般席卷着当代人，人们开始向现实妥协，以幸福作筹码。
高薪下流失的幸福和理想
37岁的黎锡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公司，拥有舒适的住房及和睦的家庭，更令许多人艳羡的是每月3万多元人民币的高薪。在被问及压力有多大时他笑得很无奈，“中等吧，应该不算最严重的，但绝对不轻松。”
实际上他已经将晚上9点多离开办公室视为常态，每个月占用双休日加三四天班更不是什么稀罕事。“工作的难易程度和时间限制给我带来很大压力，淡季时候还稍好点，业务繁忙的几个月就很难说了。”此时他并没有太多表露出亲人评价他的不堪重负，但每晚走出那片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他都会到一家高级会所游上几圈泳，他说这是可以舒缓全天紧绷神经的最佳方式。
“这里就是一个空壳子，外表光鲜靓丽，谁都想进来，进来了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28岁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常凌这样评价自己的单位。生长在大都市的他可谓一帆风顺，走出学校就踏进了一家业内口碑极佳的IT企业，拿着每年都会比上一年翻一番的薪水。只是被每周六天半的工作时间压得几乎窒息，“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上班、吃饭、洗澡、睡觉，有时需要测试程序或者更新的话，熬夜也很正常。”常凌还貌似轻松地谈起所在行业里几例著名的“过劳死”事件，尽管如此，他短期内也没有跳槽的打算，“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我愿意能拼几年算几年，因为我们公司是业内一流的，如果我想跳槽的话只能转行了。”
黄文是一位设计师，经常出入各种高档公寓为各个户主进行室内设计，这是他自己选择并钟爱已久的职业，他说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时的那种豪情壮志早已被无穷尽的加班击溃，变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它只是饭碗，不是事业了。”
高薪之下流失的不仅是幸福感，人们在选择从事一项职业时抱有的职业理想也开始逐渐淡化，正如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工作，只为生存不为理想。
竞争丛林中迷失的方向感
2006年5月30日下午，记者随机选择了周围的20个人进行调查，问题是：你有竞争压力吗？每个人都给予了“有”的回答。
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被现实无数次冲击之后变得模糊的方向感也为现代人的心灵天平上加上了一个重重的“不快乐砝码”。
江炜就职于国家机关，言谈中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职业荣誉感，“其实这么多年我对工作轻车熟路，没什么压力，唯一的压力来源于我的顶头上司，他总想分清权限，处处提防，担心我会被上级领导认可……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怎样做，只能小心翼翼的干着手头的事情。”
关君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一个学习氛围浓重的热门专业里，她却无法安心学习，因为入学不到3个月，她就开始为轻度的抑郁症所困扰。“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面对的环境是完全陌生的，同学们都很优秀，我忽然看不清自己了。”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高她两届的学姐在毕业前夕也因为繁重的就业压力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休学一年，她们在看了心理医生并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药物治疗后，状况才有所好转。
在电视台做编导的石亚西这样评价自己目前的状况：“经济和竞争压力是最主要的两个压力来源。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房价和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增长总是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职业上也希望自己有进一步提升，不能满足于作为附属的工作状态，总之压力太大了。”
针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曾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快乐鸿沟”的概念。如今，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媒体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关切的目光投向GDP增长背后的幸福指数。幸福的生活也需要我们主动填平这道无形的“快乐鸿沟”，找寻回那份逝去的快乐。
“过劳死”逼近中国职场
新闻工作者。有调查显示，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
科研人员。2005年1月下旬，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清华大学两位正当壮年的教师焦连伟、高文焕相继去世。医生诊断认为，死亡与其超负荷压力有关。此外，中科院在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６年的调查显示，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５２.２３岁，１５.６％死于３５岁至５４岁。
企业高管。2005年月12月15日，前IBM大中华区政府及公众事业部总经理李清平，由于突发心肺衰竭去世，享年46岁；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54岁的总裁杨迈在健身室猝死……一项对中国３５３９位企业家的调查显示，９０％表示工作压力大，７６％认为工作状态紧张。
公司员工。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劳累死亡。在4月底住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此前，从5月27日到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
高薪下流失的幸福和理想
37岁的黎锡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公司，拥有舒适的住房及和睦的家庭，更令许多人艳羡的是每月3万多元人民币的高薪。在被问及压力有多大时他笑得很无奈，“中等吧，应该不算最严重的，但绝对不轻松。”
实际上他已经将晚上9点多离开办公室视为常态，每个月占用双休日加三四天班更不是什么稀罕事。“工作的难易程度和时间限制给我带来很大压力，淡季时候还稍好点，业务繁忙的几个月就很难说了。”此时他并没有太多表露出亲人评价他的不堪重负，但每晚走出那片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他都会到一家高级会所游上几圈泳，他说这是可以舒缓全天紧绷神经的最佳方式。
“这里就是一个空壳子，外表光鲜靓丽，谁都想进来，进来了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28岁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常凌这样评价自己的单位。生长在大都市的他可谓一帆风顺，走出学校就踏进了一家业内口碑极佳的IT企业，拿着每年都会比上一年翻一番的薪水。只是被每周六天半的工作时间压得几乎窒息，“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上班、吃饭、洗澡、睡觉，有时需要测试程序或者更新的话，熬夜也很正常。”常凌还貌似轻松地谈起所在行业里几例著名的“过劳死”事件，尽管如此，他短期内也没有跳槽的打算，“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我愿意能拼几年算几年，因为我们公司是业内一流的，如果我想跳槽的话只能转行了。”
黄文是一位设计师，经常出入各种高档公寓为各个户主进行室内设计，这是他自己选择并钟爱已久的职业，他说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时的那种豪情壮志早已被无穷尽的加班击溃，变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它只是饭碗，不是事业了。”
高薪之下流失的不仅是幸福感，人们在选择从事一项职业时抱有的职业理想也开始逐渐淡化，正如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工作，只为生存不为理想。
竞争丛林中迷失的方向感
2006年5月30日下午，记者随机选择了周围的20个人进行调查，问题是：你有竞争压力吗？每个人都给予了“有”的回答。
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被现实无数次冲击之后变得模糊的方向感也为现代人的心灵天平上加上了一个重重的“不快乐砝码”。
江炜就职于国家机关，言谈中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职业荣誉感，“其实这么多年我对工作轻车熟路，没什么压力，唯一的压力来源于我的顶头上司，他总想分清权限，处处提防，担心我会被上级领导认可……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怎样做，只能小心翼翼的干着手头的事情。”
关君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一个学习氛围浓重的热门专业里，她却无法安心学习，因为入学不到3个月，她就开始为轻度的抑郁症所困扰。“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面对的环境是完全陌生的，同学们都很优秀，我忽然看不清自己了。”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高她两届的学姐在毕业前夕也因为繁重的就业压力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休学一年，她们在看了心理医生并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药物治疗后，状况才有所好转。
在电视台做编导的石亚西这样评价自己目前的状况：“经济和竞争压力是最主要的两个压力来源。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房价和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增长总是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职业上也希望自己有进一步提升，不能满足于作为附属的工作状态，总之压力太大了。”
针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曾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快乐鸿沟”的概念。如今，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媒体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关切的目光投向GDP增长背后的幸福指数。幸福的生活也需要我们主动填平这道无形的“快乐鸿沟”，找寻回那份逝去的快乐。
“过劳死”逼近中国职场
新闻工作者。有调查显示，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
科研人员。2005年1月下旬，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清华大学两位正当壮年的教师焦连伟、高文焕相继去世。医生诊断认为，死亡与其超负荷压力有关。此外，中科院在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６年的调查显示，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５２.２３岁，１５.６％死于３５岁至５４岁。
企业高管。2005年月12月15日，前IBM大中华区政府及公众事业部总经理李清平，由于突发心肺衰竭去世，享年46岁；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54岁的总裁杨迈在健身室猝死……一项对中国３５３９位企业家的调查显示，９０％表示工作压力大，７６％认为工作状态紧张。
公司员工。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劳累死亡。在4月底住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此前，从5月27日到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