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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曾是约3万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他们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或驻留上海、或中转他乡，最终躲过欧洲纳粹的迫害，这是上海创造的生命奇迹。
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救命签证”等组织的努力下，被发掘出来。
1995年5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和潘光聊天时提到，当年是拿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的签证才逃到上海的，只是记不清总领事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外国人要进入中国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要逃离纳粹统治区却必须要出示签证，是哪位中国外交官在为犹太难民签发“生命签证”的呢？
1998年，通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的线索，由美国“救命签证”组织尽力查找，最后确认，这位中国的总领事叫何凤山。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在找到何凤山女儿的时候，何凤山先生已于一年前的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但他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帮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救助场景—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就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让许多徒劳奔波于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绝处逢生，于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何凤山的善举曾遭到国内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为所动。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知道的很少，所以才会几十年来不为外人所知晓。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何凤山的儿子和女儿代父亲接受了荣誉证书和证章，被何凤山救助的犹太人及后裔出席了仪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患难下的互救互助之情
最新研究表明，1933年至1941年上海为约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及中转，使之免被欧洲纳粹杀。而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有资料显示，上海南市老城内由法国神父饶家驹等慈善人士倡导的“安全区”，也保护了约30万中国难民。
二战时期，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
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用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不过奇迹也随之出现了：不管你是来自德国、奥地利，还是来自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信仰犹太教还是崇尚儒家伦理学说，大家都在艰难中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76岁的上海老阿妈李惠荣对当年提篮桥地区犹太难民记忆犹新。
“194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听见弄堂里传来一片喧哗声。我探头望去，许多犹太人正在弄堂里手舞足蹈，唱啊、跳啊、叫啊，第二天我才从大人们那里知道，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的犹太邻居们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了。”
李惠荣幼年时的家位于提篮桥地区的“三益村”，这是虹口隔离区内犹太难民聚居点之一，也被称为“外国弄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条弄堂内的100多户居民中，九成以上是犹太人，其余十来户是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战时杂居状态。
李惠荣对记者说，当时中国人和这些犹太邻居相处得非常好，弄堂里有一家犹太难民开的面包店，生意还不错，经常排起长队。“我们这些中国小孩也会去凑热闹，围着买面包的队伍捉迷藏，这些来买面包的犹太人时常会逗逗我们，有时还和我们一起捉迷藏。”
与中国人交朋友的一对犹太夫妇，令李惠荣印象最深，“他们还经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去玩，平时见到了总会塞给我们一些糖果、点心”，“犹太夫妻还为我和我的小伙伴拍了照”。李惠荣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包，从纸包里拿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李惠荣和另外两个小女孩身穿短袖，并排坐在面包房门口的台阶上，眼神略带好奇和羞涩。面包房的玻璃窗上依稀映出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拍照。“那个拍照的就是那对犹太夫妇中的丈夫，这是我们几个中国小孩人生中第一次拍照，觉得很稀奇，战争结束后，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时不时都会拿出来看看。”
二战期间，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人发放生命签证，3万犹太难民和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了二战艰难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申遗
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已宣布启动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历史街区“申遗”的相关论证，其中“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资料已整理完成，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苏智良提出，与上海虹口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标白马咖啡馆同样重要，南市老城内的建筑遗存也应得到更好保护。他呼吁，推动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位于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
这一呼吁，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响应。外国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潘光表示，尽管“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遗存整理和保护相对晚于犹太难民聚居区，但两个难民区联合“申遗”是完全可行的。随着有关史料整理的日趋完备，未来若能确立一个统一的研究平台，则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较大。
“申遗的过程本身也将大大提高二战时期难民救济国际合作模式的知晓度，其所保护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记忆。”苏智良说。
（新华网、人民网、共识网整理）
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救命签证”等组织的努力下，被发掘出来。
1995年5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和潘光聊天时提到，当年是拿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的签证才逃到上海的，只是记不清总领事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外国人要进入中国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要逃离纳粹统治区却必须要出示签证，是哪位中国外交官在为犹太难民签发“生命签证”的呢？
1998年，通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的线索，由美国“救命签证”组织尽力查找，最后确认，这位中国的总领事叫何凤山。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在找到何凤山女儿的时候，何凤山先生已于一年前的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但他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帮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救助场景—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就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让许多徒劳奔波于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绝处逢生，于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何凤山的善举曾遭到国内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为所动。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知道的很少，所以才会几十年来不为外人所知晓。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何凤山的儿子和女儿代父亲接受了荣誉证书和证章，被何凤山救助的犹太人及后裔出席了仪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患难下的互救互助之情
最新研究表明，1933年至1941年上海为约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及中转，使之免被欧洲纳粹杀。而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有资料显示，上海南市老城内由法国神父饶家驹等慈善人士倡导的“安全区”，也保护了约30万中国难民。
二战时期，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
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用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不过奇迹也随之出现了：不管你是来自德国、奥地利，还是来自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信仰犹太教还是崇尚儒家伦理学说，大家都在艰难中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76岁的上海老阿妈李惠荣对当年提篮桥地区犹太难民记忆犹新。
“194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听见弄堂里传来一片喧哗声。我探头望去，许多犹太人正在弄堂里手舞足蹈，唱啊、跳啊、叫啊，第二天我才从大人们那里知道，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的犹太邻居们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了。”
李惠荣幼年时的家位于提篮桥地区的“三益村”，这是虹口隔离区内犹太难民聚居点之一，也被称为“外国弄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条弄堂内的100多户居民中，九成以上是犹太人，其余十来户是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战时杂居状态。
李惠荣对记者说，当时中国人和这些犹太邻居相处得非常好，弄堂里有一家犹太难民开的面包店，生意还不错，经常排起长队。“我们这些中国小孩也会去凑热闹，围着买面包的队伍捉迷藏，这些来买面包的犹太人时常会逗逗我们，有时还和我们一起捉迷藏。”
与中国人交朋友的一对犹太夫妇，令李惠荣印象最深，“他们还经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去玩，平时见到了总会塞给我们一些糖果、点心”，“犹太夫妻还为我和我的小伙伴拍了照”。李惠荣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包，从纸包里拿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李惠荣和另外两个小女孩身穿短袖，并排坐在面包房门口的台阶上，眼神略带好奇和羞涩。面包房的玻璃窗上依稀映出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拍照。“那个拍照的就是那对犹太夫妇中的丈夫，这是我们几个中国小孩人生中第一次拍照，觉得很稀奇，战争结束后，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时不时都会拿出来看看。”
二战期间，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人发放生命签证，3万犹太难民和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了二战艰难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申遗
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已宣布启动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历史街区“申遗”的相关论证，其中“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资料已整理完成，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苏智良提出，与上海虹口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标白马咖啡馆同样重要，南市老城内的建筑遗存也应得到更好保护。他呼吁，推动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位于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
这一呼吁，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响应。外国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潘光表示，尽管“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遗存整理和保护相对晚于犹太难民聚居区，但两个难民区联合“申遗”是完全可行的。随着有关史料整理的日趋完备，未来若能确立一个统一的研究平台，则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较大。
“申遗的过程本身也将大大提高二战时期难民救济国际合作模式的知晓度，其所保护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记忆。”苏智良说。
（新华网、人民网、共识网整理）